淮濱縣期思鎮，春秋時為蔣國故地，后為楚國所兼并。到過淮濱期思的人，要想訪古，不妨去一去敦蛇蚯。敦蛇蚯又稱埋蛇嶺，相傳是楚相孫叔敖斬蛇埋尸的地方。登上埋蛇嶺，惟見茫茫楚天，莽莽蔣地，不由想起元代文學家馬祖常((期思城》的詩句來：

　　古城猶說漢期思，土蝕荒堦楚相祠。

　　乞得寢丘人不奇，千年渭水入荒陂。

　　這詩句仿佛是從曠古里發出的感嘆，令人頓生思古之幽情，記起孫叔敖的一生事跡來。

　　著名的楚國令尹孫叔敖，就是期思人。他姓蒍，名敖，字孫叔，一字艾獵。他父親蒍為賈，原是楚國司馬，戰功顯赫，被譽為“楚國人材”，后來被楚將斗越椒殘殺。少年的孫叔敖扶其母避難隱居，力耕自食，成為“期思之鄙人”(《呂氏春秋．贊能》)。“鄙人”，即郊野下賤之人。一個種田的，在貴族的眼里，安能不 “鄙”!據說有一天，孫叔敖下田勞作，路見一條兩頭蛇。當時人們都說，兩頭蛇是怪物，見到的人非死不可。孫叔敖自認必死，又擔心別人再看到會造成禍害，便把兩頭蛇殺了，并且掩埋起來。可見少年的孫叔敖是極為忠厚純樸的。后來，楚莊王派人來請孫叔敖到郢都(今湖北江陵)去作官，他的母親笑著說：“此埋蛇之報也。”他斬蛇埋尸的地方，是否就是現在的“埋蛇嶺”，不見經傳，多半是文人學士牽強附會之說，但他為當時的人作了一件連宋代大詩人蘇東坡也賦詩盛贊其“愛人忘己特埋蛇”的風景，正是這樣一種歷史、地理和民間傳說三二位一體的產物。

　　孫叔敖出任楚國令尹，自然不是什么“埋蛇之報”，而是令尹虞邱和孫叔敖的朋友沈尹筮推薦的。“令尹”是楚國的最高官職，執掌軍政大權，史書上也稱為“相”。當虞邱把自己的相位讓給孫叔敖時，他執意不受。說：‘‘起自村野，驟執大政，何以服人?請從諸大夫之后。”再三謙讓，楚莊王仍然拜他為令尹。孫叔敖為令尹的消息一傳開，人人都很高興，“一國吏民皆來賀”。正當一朝文武百官，各民眾代表人物祝賀孫叔敖任楚相的時候，有一老者，身穿粗布衣，頭戴白帽子，姍姍來遲，說道：“有身貴而驕人者，民亡之；位己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己厚而不知者，患處之。”孫叔敖不但不計較這種不禮貌的舉動，反而彬彬有禮，不恥下問。老者見孫叔敖確有誠意，給他提了三條建議：“位己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己厚而慎不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孫叔敖把這老者的三條建議，當成自己的座右銘，堅持貫徹到實踐中去。他相楚之后，根據當時因楚莊王罷朝，造成了內憂外患，令典荒廢，百業待興的情況，把息兵安民，除患興利，發展生產，致富國民當做治國之上策。在國與國的關系上，采取“罷戰修和，請成不獲，然后交兵”的原則。

　　孫叔敖不但在內政、外交上富于遠見卓識，在軍事上也很有才能。他考求楚國制度，立為軍法。因此，三軍嚴肅，百姓無擾。由于治軍有方，討伐陳國一仗打勝了，影響很大，各國皆知楚國的厲害。出擊鄭國的戰爭打得也很好，鄭國敗陣，愿與楚國和好。楚國戰勝鄭國之后，晉國發兵救鄭戰楚，楚莊王問：“晉師將至，是戰是歸?”孫叔敖分析雙方軍事態勢，認為：“伐鄭未成，戰晉是適宜的，已戰勝鄭國，又與晉國交兵打仗，多一仇國何必呢?不如班師回國，萬無一失。”但楚莊王的親信小臣伍參卻不同意孫叔敖的主張，堅持要和晉國戰個高低。孫叔敖深知晉國是一個實力雄厚的大國，從大局著眼，想說服伍參，但伍參不服，堅持要戰。莊王為征求各位將領的意見，各授一筆，在于心寫字，主戰者寫“戰”字，主退者寫“退”字。寫畢，開掌察看，中軍元帥虞邱等4人主退，其余20余人主戰，莊王說：“虞邱老將之見，與相國相合，是應該班師回國”。于是傳令南轅反旌。伍參還不死心，夜間又來求見，激莊王戰晉。楚莊王聽了伍參的錯誤判斷，又與晉交戰。果然不出孫叔敖所料，楚莊王到城濮初戰失利。由于孫叔敖神機妙算，飛兵奇襲，出敵不意，方救莊王之駕，轉危為安。他按照“寧可我迫人，莫使人迫我，急速出擊，挫敗中軍，使其首尾不能相顧”的打法，親自指揮，莊王擊鼓督戰，楚兵耀武揚威，使戰役急轉直下，把晉兵殺得四分五裂，七零八碎，殘兵敗將逃到黃河沿岸，奪船搶渡，自相爭殺，攀舷砍指，翻船落水，無計其數。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邲之戰”。后人為此寫過一首詩云：“舟翻巨浪連帆倒，人逐洪波帶血流，可憐數萬山西卒，半喪黃河作水囚。”由于楚國接連獲勝，打出國威，打出軍威，從此，大國求和，諸侯畏服，四季進貢，不絕于道，楚國從此威鎮中原。

　　邊境的安定，國內的穩固給那時的楚國提供了發展生產、建設強國的有利條件。孫叔敖緊緊抓住這一大好時機，采取有效措施，大力發展生產，號召“商農工賈不敗其業”，政令規定，不準干擾各業的發展，要求“政成事時”，不準瞎指揮，貽誤農時，妨礙生產。他還鼓勵農民在抓好農業生產的同時，發展多種經濟。司馬遷的((史記》記載，孫叔敖任楚相，“秋冬則勸民山采，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他還采取統一楚幣等措施，便利民眾，穩定物價，市場頓時繁榮起來。正如司馬遷所說：“孫叔敖出一言，郢市復。”為了解決楚國車輛嬌小，備馬不便，乘人少，運載量小的問題，孫叔敖還親自請教內行改制高車。((史記》贊日：“此不教而民從其化，近者視而效之，遠者四面望而法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車輛的改革，運輸量的提高，對發展生產起了很大的作用。

　　孫叔敖的重大貢獻，特別表現在農田水利事業方面。他基本上是在水鄉長大的。水患給農業帶來的損失，給人民造成的災難，他不僅了解，而且身臨其境，深受其害。根治水患，為民除害，是孫叔敖一生最大的抱負。《淮南子.人間訓》說：“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雩婁之野，莊王知其可以為令尹也。”“雩婁”即今固始、商城一帶。由此可見，孫叔敖未任楚相之前，在水利建設方面已取得很大成績了。孫叔敖興修的水利工程很多，其中規模最大，成就最突出的，就是“芍陂”。‘‘陂”，相當于現在的水庫。今天安徽省壽縣的安豐塘，就是在當年芍陂的基礎上擴建起來的。據《晉書。劉頌傳》記載：“舊修芍陂年用數萬人”。《元和志》說：“芍陂周三百二十里，徑百里。”明代李贄在注釋《后漢書》時說：“芍陂徑百里，灌田萬頃。”從這些記載里，不難看出芍陂的規模之大，工程之艱了。在2600多年前，設計、指揮建設這么大的水利工程，確實是很不簡單的。它在選擇地點，利用地勢，凋節水量，排洪灌溉諸方面的設想都達到相當的科學水平。芍陂的興建對農業生產的發展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老百姓為了紀念孫叔敖的功績，又將芍陂稱為“期思陂”。《讀史方輿紀要》引《意林》記載說：“孫叔敖作期思陂，而荊之土舊贍”。因為建了這個水庫，楚國的田產一下子豐足起來了。位于芍陂左近的壽春曾一度成為楚國的都城，這是和芍陂周圍的富庶分不開的。

　　除了芍陂之外，孫叔敖還在楚國的其他地區興建了水利灌溉工程，如安徽霍丘縣的“陽泉大業陂”，和湖北境內的沮水、云夢澤等。

　　由于孫叔敖在內政、外交方面的卓著才能，以及對農田水利事業的巨大貢獻，楚國漸漸從一個積弱疲憊的國家變成春秋五霸之一。茍子說：孫叔敖“軒較之下，而以楚霸。”《淮南子•汜論訓》指出：“楚莊王專任孫叔敖而霸”。這實在不是溢美之詞。由此可見，薦賢使能，知人善任，對于國家的治理是至關重大的。

　　孫叔敖為楚國人民辦了許多好事，立下很大功勞。但他“慎不取”，楚莊王多次給他封地他都不要。他不僅不貪不占，不受賄賂，而且“施愈博”。國家給他的俸祿也不浪費，經常節衣縮食，省下的錢濟他人之難。就是宮中一般優人，他也能“善待之”。他貴為令尹，一人之下，萬人之，但他的妻子從不穿珍貴的絲織品，自己披的是黑羊皮襖，坐的是最普通的車，騎的馬也不講究公母，還從來不讓喂谷糧。

　　孫叔敖為人豁達大度，心胸開闊，不乏政治家之風范。“三為令尹而不喜，三去令尹而不憂”，“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司馬遷語)，為相多年，政績昭昭。他曾經說過：“吾三相楚而心愈卑，每益祿而施愈博，位滋尊而禮愈恭。”(《茍子•堯問》)寥寥數語，他那謙虛謹慎，寬仁禮讓的美德溢于言表。直至臨終之前，他還惦記著人民疾苦、故國安危。他在遺表中除了向楚王推薦賢能之外，還著重申明：“晉號世伯，雖偶敗績，不可輕視。民苦戰斗已久，惟息兵安民為上。”并立下遺囑，指示他的兒子說：“我死后，莊王封你為官，不可受。因你不才，占著爵位，拿著俸祿，不能替國家、民眾辦事，這是不行的。封你好地也不能要，推辭不掉，就請求寢丘那個瘠薄地方。”這就足見孫叔敖“盡忠為廉以治楚”了。他為官清廉，不積家私，死后“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這才引發了“優孟衣冠”這出悲喜劇來。說是孫叔敖之子僑一日打柴回來，碰到楚宮里專門為楚王娛樂的優孟。優孟見僑這般窮困，甚是過意不去，便穿戴孫叔敖的衣冠，模仿其神態，往楚莊王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要他繼續當令尹。優盂這才趁機諷諫，感動莊王。莊王于是召見孫叔敖之子，封之寢丘四百戶，以奉其祀。“優孟衣冠”的典故即此而來，并成為我國戲劇表演藝術的先聲。

　　孫叔敖一生為國家富實、人民安康而鞠躬盡瘁，人民也就不會忘記他。安徽芍陂邊一卜曾建造“孫叔敖祠”以為紀念；期思也曾蓋有“楚相孫公廟”。清乾隆丙午年還刻了《楚相孫叔敖碑》，碑文長達千字。茍子、司馬遷、酈道元、李贄等歷代著名作家著書都寫過孫叔敖的事跡，高度贊揚了他的政治、軍事才能和科學技術知識。毛澤東同志在1957年視察南方路過豫南時，也高度評價孫叔敖的業績，稱贊他是“一個水利專家”。

　　“廉吏何為，行將奮于百代焉。”孫叔敖的光輝業績無疑將給后人以極大啟迪和激勵。【原標題：楚相孫叔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