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疑似專家”斷定影片編導對墨學“知之甚少”、“無知者無畏”，這種苛評顯然低估了《墨攻》�！赌�攻》誕生于中國電影市場的意義，關鍵不在于電影人是否完全讀懂墨子，而在于墨子之精神回歸大眾生活，因此值得從社會轉型與傳統再造的角度解讀“中國重新發(fā)現墨子”這一現象及其精神內涵。

    墨家之思想

    1990年代以降，隨著民族主義的抬頭，中國“尊孔運動”可謂熱鬧非凡。近幾年更是如火如荼。“讀經運動”、“漢服秀”、“文化保守主義”，凡此種種，從文化生態(tài)上來說，本無可厚非。令人憂慮的是，當那些自封為“新儒家代表”的“文化保守主義者”試圖為搶占頭排地位甚至呼吁建立“儒教”，或者如有人批判以尊孔之名“討政府以德治國的歡心”時，筆者發(fā)現這些“文化投機者”或復古者未得要領——其實，近30年來中國早已另辟蹊徑，在被罷黜的百家(如墨家)之中尋找智慧，并不認同才子佳人們跪在孔像下面的“獨尊儒術”。

    中國重新發(fā)現墨子，此一特征，最近幾年表現尤為明顯。透過最近幾年中國主要的政治議題，不難發(fā)現，諸如“創(chuàng)新型國家”、“和諧社會”、“和平崛起”、“節(jié)約型社會”等等都能從墨家學說中找到精神或思想之源流。

    一、創(chuàng)新型國家。中國政府講創(chuàng)新，講科學發(fā)展觀。然而，若以科學傳統來論，墨子不愧是中國的亞里士多德。墨子的科學思想最集中地體現在《墨經》以及《大取》、《小取》之中，里面既有科學概念的定義，也有方法論的探討。墨子善于從幾何的觀點看待具體世界，并且做了世界最早的“小孔成像”實驗。墨子曾制成“木鳶”，據說3天3夜飛在天上沒掉下來。難怪有人說，倘使墨學不曾沒落，中國早成科技大國�？上Ч糯�思想家只墨子重視科技，而后來者都搞科舉、忙著爭當七品芝麻官去了。直到今天，謬種流傳，科學家求官成風以至于無所作為的例子屢見不鮮。

    二、和諧社會。近年的一個顯著特征是推動中國社會的改革，開展社會建設，“和諧社會”自此而出。同樣，“兼相愛”也是墨子的核心思想之一(與“兼相愛”齊名的“交相利”同樣可被視為市場經濟的一個精神源流)。盡管中國知識界在解構什么是“和諧”時與官方話語時有出入，但是二者與“兼相愛”相行不悖。

    孟子曾說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顯然，墨子兼相愛始于人性平等的原則。在他看來，人性本無差別，如同蠶絲一樣，“染于蒼則蒼，染于黃則黃”(兩千年后，洛克在《人類理解論》中提出了“白板論”)�；�于人性有“惡化”的可能，墨子先于韓非提出了“法治”，規(guī)范人性。墨子反對“命定論”，稱“執(zhí)有命者，此天下之厚害也”。

    三、節(jié)約型社會。幾十年來，在“GDP壓倒一切”的政績觀的引導下，中國資源的過度開采與對環(huán)境的破壞早已有目共睹。無論是生態(tài)社會主義還是節(jié)約型社會，都是對這種只圖一時一勢的經濟增長敲響了警鐘。

    眾所周知，墨子也講求節(jié)約，主張節(jié)用、節(jié)葬、非樂、非命，反對繁文縟節(jié)，反對厚葬久喪，認為這些都是對社會資源的浪費。

    四、和平崛起。近年來，面對西方國家的擔憂，中國政府不遺余力地強調中國的崛起是和平崛起，中國要做負責任的大國。與此對應，墨家始終站在民眾立場上，其“非攻”思想是建立在弱小一方的基礎上，認為戰(zhàn)爭是一種盜竊行為，戰(zhàn)爭的獲利者為君主，受害者為人民。應該說，墨子是世界上最早的和平主義者，也是中國最早的世界主義者。關于這一點，在影片《墨攻》中同樣有所體現，主人公“革離”或許就是“革命，然后離開”，是個切•格瓦拉式的革命流浪漢。

    針對大國侵略小國，墨子提出了尖銳批評。在墨子看來，這些“精神分裂者”以偷人一瓜一果為恥，卻以侵占一國一城為榮，實為“顛倒黑白”。所謂“竊人之桃李瓜姜者，數千萬矣，而自曰義也”。

    五、中國重提社會公正與墨子精神遙相呼應。

    無疑，社會公正同樣是墨子堅守的一項重要價值。墨子痛恨“國相攻”、“家相篡”、“人相賊”、“強劫弱”、“眾暴寡”、“富侮貧”、“貴做賤”。在《非樂上》中，墨子批評當政者無視民眾生存權與休息權，指出民有三患：“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從這方面說，新領導集體的“新三民主義”(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與墨子之“三不得”在精神上亦有契合。今天，中國政府在逐步解決了民眾“不得衣”與“不得食”等“溫飽問題”后，開始著力解決“不得息”的問題。顯然，從總量上說，中國民眾已經獲得了越來越多的休閑的權利。

    從墨子到胡適

    盡管 “三個代表”理論與墨子的“三表”思想并無關系，但是細心的讀者會發(fā)現，后者與上世紀初胡適舶來的“實用主義”有著相同的精神氣質。

    墨子所說的“三表”，即本古者圣王之事，原百姓耳目之實和用符合國家百姓人民之利。前二表講的是知識的來源，既強調經驗與傳統，又主張民眾當擁有解釋權和創(chuàng)造力(這一點頗像胡適主張的“整理國故，再造文明”)；至于后者“符合國家百姓人民之利”，更可視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之古代版�；蛟S，正是因為這種“神似”，早在幾十年前，胡適稱墨翟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人物”。

    所謂新思想，都是舊主張。每個國家在思想變遷中所取得的進步，都不可能是在一夜之間完成，它必然得益于歷史的點滴報償與累積。在歷史并非風平浪靜的發(fā)展過程中，許多“不合時宜”的思想既會因一個特殊時代的降臨被遮蔽，同樣會在新的時代開啟時重新顯山露水。

    今天，當我們重溫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思想歷程，許多可以從胡適思想中找到印證。比如，幾年前筆者在通讀胡適文集時曾經找到“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真理觀。即使我們拋開政治思潮不論，僅從知識的角度來說，鄧小平高屋建瓴推動中國改革的“摸著石頭過河”和“不管黑貓白貓，能抓老鼠就是好貓”等思想與胡適所提倡的“大膽地假設，小心地求證”、“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等主張同樣有神似之處。此外的神似還有，胡適早年講“充分世界化”，中國搞“改革開放”；胡適晚年提倡“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近年來中國強調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將長期共存；胡適講“憲政是憲政的最好訓練”，幾十年后的中國政府同樣開始著手以黨內民主推動社會民主。

    進一步說，在人類文明進程中，傳統不僅是不斷地發(fā)明創(chuàng)造出來的，同樣可以不斷地被發(fā)現。如果說胡適的思想重新被發(fā)現是百年來中國政治思想由極端走向理性的一個注腳，那么中國重新發(fā)現墨子更意味著今日中國人在重新尋找自己文明的坐標時已經取得成績。

    國學不如知識

    中國人常講“禮失求諸野”，卻很少談到知識被主義或國家充公時求諸什么�；仡櫄v史，當一個學派被尊奉為“國學”，往往也是這門學問步入窮途末路的開始。淺顯的道理是，國學是國家之學而非社會之學，作為封閉之學而非開放之學。與此相反，我們之所以可以通過知識尋求解放，是因為每個人都有無限接近真理的可能，每個人都可以通過自己不斷地學習取得進步，可以通過互相糾錯共同推動一個社會滴水穿石的成長。

    儒學當年成為國家之學，對于其他學派來說不啻是中國思想史上最大的一場災難。眾所周知，早在戰(zhàn)國時期，和儒家一樣，墨家同為顯學。孟子曾感慨“天下之言，不歸楊，即歸墨”；韓非子在《顯學》中稱“世之顯學，儒、墨也”；呂不韋同樣孔、墨并舉，說“舉天下之顯榮者，必稱此二士(孔、墨)也——孔、墨之后學，顯榮于天下者眾矣，不可勝數”。至于墨家之沒落則在《史記》中有所體現。在這部被稱為“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史學巨著中，有關墨子這個“人”的記憶幾乎消失殆盡。司馬遷含糊其辭，只為后人留下寥寥數字——“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御，為節(jié)用。或曰并孔子時，或曰在其后。”

    或許，儒、墨之分野，關鍵在于儒家走上層路線，并最終導致文化精英與統治者合流；而墨家來自勞動階層，走的是下層路線，墨家的衰敗，實際上也是中國社會力量在王權背景下徹底衰敗的一個必然結果。當王權擇器而用，致儒之鼎盛而墨之極衰，難免為歷史留下無數“筆頭剝削鋤頭”、“筆頭磨禿變棍棒”的悲劇。還應該看到的是，當儒學上升為“國學”與“帝王之學”，同樣是儒學被“充公”并最終不能繼續(xù)發(fā)展與自我修正的原因所在。正因為此，筆者認為，1000年來儒學表面上被王權圣化，但內底里早已因為摧斷脊梁而被矮化為“侏儒學”。

    若是墨家文化沒有淹沒無聞，中國社會不但不會被王權全面壓倒，甚至還有可能在其后的漫長歲月里培育出民主政治。只是歷史早已不容我們如此多情地假設�；氐疆斚�，我們講“中國重新發(fā)現社會”，可以肯定的是，“重新發(fā)現社會”的要義在于重新發(fā)現個體在歷史中的創(chuàng)造，在于尊重每個人的思想尊嚴與人生價值。在此背景下，有理由相信，今日中國從重新發(fā)現胡適到重新發(fā)現墨子，作為中國重新發(fā)現傳統與社會的重要一環(huán)，至少在觀念上將為中國轉型帶來一個光明的前景。【原標題：重新發(fā)現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