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三彩是馳名中外的藝術陶瓷珍品。它是經素燒后，用銅、鐵、鈷、錳等元素加入鉛釉中作呈色劑，涂在器物表面，再入窯焙燒，經800～900℃的溫度燒制而成。
       
    位于河南省鞏義市東黃冶村附近的黃冶窯，初唐時期便開始燒造唐三彩，盛唐、中唐時期，此窯的三彩、絞胎制品以及各種單彩色釉陶瓷制品進入全面發展的頂峰階段，成為三彩和絞胎制品的主要產地，除滿足國內需求外，并大量銷往***。
       
   外銷路線
       
     唐代，國內通往少數民族地區與國外的交通十分發達，唐代洛陽東約40公里的黃冶窯，在東都洛陽畿域之內，所產唐三彩制品的一部分即通過洛陽、長安，從陸上輸往國外，主要是用駱駝隊、馬幫、牛幫運載，甚至人力擔運。由于陸上運輸量小，裝卸不便，且陶瓷容易破碎，因此，黃冶窯的外銷產品大部分是通過東部海上航道，即“陶瓷之路”輸出國外的。　　　
               
    對外貿易情況
      
    中、晚唐時期，我國出口商貿活動中，陶瓷成為大宗商品。唐初便已開始燒造三彩制品的黃冶窯，隨著國內外銷售市場的發展和需求量的猛增，生產規模迅速擴大，新品種不斷出現，作為一種新的名貴陶瓷商品大量輸出***。當時的長安、洛陽以及沿海的揚州、明州（寧波）、泉州、交州（廣西交趾）、廣州等地成為中外商人聚集的國際都市。日本學者矢部郎明引古代文獻記載，詳細敘述了中國商船到達日本時，日人爭購唐物的情景：“據延喜三年（903年）的太政官府，其時并于博多津的民間貿易狀況是這樣記載的：‘唐人商船到達時，諸院、諸官、諸王各家于官吏未到之前，遣使爭購唐物。郭內富豪之輩，心愛遠物，踴躍貿易。’在這個文書中，從上層顯貴到富裕商人階層廣泛地迎接唐物，人們煞費苦心地追求這些東西，中國陶瓷是其中之一。”
      
    唐王朝對于外國來華進行商貿活動的所謂“蕃客”“胡客”，采取了比較開明的保護政策，盡可能提供方便。晚唐時期，中國陶瓷制品向伊斯蘭地區出口處于上升趨勢，貿易活動日益興旺。首先是由于當時伊斯蘭在阿巴斯統治下，下達了禁止奢侈的命令，禁止或限制生產金、銀及銅器，取而代之的是高質量的陶瓷，特別是高雅華貴的唐三彩制品。出于這種原因，8世紀末開始大量進口中國陶瓷與三彩制品。在東方，與朝鮮、日本的陶瓷貿易更為頻繁。
     
    安史之亂后，黃冶窯的三彩制品被國內外單純當作隨葬品和珍藏品的時代結束了，作為生活用品的各種各樣的三彩獸形枕和器皿包括青花瓷器的生產和輸出國外的數量卻增加了。
     
    唐三彩技術的傳播及其對外影響
     
    黃冶窯唐三彩制品作為中國陶瓷一個重要品種出現于亞洲各國是從7世紀中葉開始的。中晚唐時期，即8世紀初到9世紀末，出口數量大增，輸出地點遠達非洲。日本、朝鮮半島、爪哇、斯里蘭卡、巴基斯坦、伊朗等國的一些古遺址都發現了黃冶窯的唐三彩制品和鞏縣窯的其他陶瓷。日本以三上次男為代表的學者們對此進行了考察與研究。他們認為，中國的唐三彩制品以及其他陶瓷首先傳入朝鮮，然后傳到日本。唐三彩制品盛唐時期便已大量傳入日本。
     
    我國已故著名學者馮先銘曾看到過從福岡、奈良多處遺址考古發掘出土的唐三彩遺物（1981年《文物》第6期《元以前我國瓷器銷行亞洲的考察》），其中的三彩枕、絞胎枕、罐等殘片顯然是黃冶窯的產品。除福岡、奈良之外，日本還有不少地方的古遺址和古墓中出土了黃冶窯唐三彩制品及其殘片，如：群馬縣赤堀町多田山奈良時代（相當于中國唐代）的古墓群，其中12號墓于1999年4月的發掘，出土了基本可以復原的唐三彩枕。此枕出土后，引起日本國各地考古研究者的重視，當年5月齊集多田山墓群現場進行研究、探討。
      
    大安廢寺遺址的考古發掘中出土的唐三彩五足熏爐殘片，是黃冶窯代表性的唐三彩器，日本國的考古研究者根據大安寺遺址的五足熏爐殘片，成功地仿制了熏爐爐蓋、爐身、爐座的整體。
       
    三重縣三重郡朝日町繩生廢寺塔心礎出土的刻花唐三彩碗也是黃治窯的典型產品。另外，京都、靜岡縣也出土有三彩枕等及其殘片。
       
    中國的唐三彩制品和其他陶瓷是當時日本朝野極其向往的貴重物品。主要是為了滿足日益強大的貴族階層、寺院以及地方豪族的需求而通過民間貿易進口的，也有一部分是由遣唐使帶進的。中國唐三彩制品輸入日本后，很快對日本的社會文化生活以及陶瓷業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日本著名學者棲琦彰一對中國古代陶瓷以及唐三彩制品的研究造詣頗深，他曾多次前來黃冶窯址實地考察，認為“日本奈良三彩的根源即中國河南鞏縣黃冶窯。”
      
    唐三彩和其他中國陶瓷大量輸入朝鮮，大約開始于7世紀中葉。當時，新羅國滅日濟和高句麗，統一朝鮮半島的大部分，進入新羅國的最盛時期，與唐王朝的外交與貿易往來極為密切。唐三彩技術傳到新羅后，新羅陶瓷業受到強烈影響，8世紀初，便仿制出了新羅三彩。9世紀新羅衰落，新羅三彩的制作技術卻流傳下來。1973年在韓國的慶州市朝陽洞發現的三彩三足爐，周身施藍釉，肩部有一周白釉彩斑，系黃冶窯的產品。黃冶窯出土有與此器造型、釉彩完全相同的完整三彩器和殘片出土就是有力的證明。
      
    從8世紀中葉開始，唐三彩制品同其他中國陶瓷作為大宗貿易商品通過“陶瓷之路”輸入印度支那諸國以及菲律賓、婆羅洲、蘇拉威西、爪哇、蘇門答臘等東南亞各地，并跨越萬里波濤抵達非洲地帶。東南亞的柔佛河流域的古遺址、婆羅洲的交萊、馬來半島等地也發現許多唐代中、晚期的三彩制品與其他中國陶瓷的殘片。菲律賓群島的八打雁、布土安古遺址中出土了唐三彩制品和鞏縣窯的白瓷。
      
    埃及的福斯塔特遺址位于開羅的南部。1912年到1966年，經幾次考古發掘，出土中國陶瓷片12000多片。日本已故學者小山富士夫對出土物進行了分類整理，其中便有黃冶窯所產三彩盤，這是盛唐、中唐時期典型的三彩器，內壁底部所飾印花填彩葉鴻雁紋圖案是黃冶窯常見的紋飾。美索不達米亞中古時期的薩馬臘遺址亦發掘出土了黃冶窯唐三彩缽、盤以及黃、綠釉壺的殘片。
     
    使人更感興趣的是黃冶窯唐三彩制品給輸入國社會帶來的深刻影響。首先帶來了工藝技術上的刺激和美術方面的影響。日本學者三上次男說：“從8～9世紀至15～16世紀，埃及不斷輸入性質不同的陶瓷。當中國陶瓷的新品種以優美的姿態出現時，不管在什么時代，馬上就能造出仿制品來。一輸入唐三彩，就出現了所謂的埃及三彩（多彩彩紋陶瓷）……中國陶瓷之所以被珍重，當然是因為它質量優良而又珍貴。同時可以造出很多的仿制品，適合當時的嗜好而被喜愛。大概是由于中國式樣的流行，而所謂的中國時髦當時在埃及是很盛行的……這種風潮絕不只是埃及，同時代的波斯也是一樣。在8～9世紀的時候，從中國輸入唐三彩和邢州白瓷后，馬上就造出華麗的所謂波斯三彩（多彩彩紋飾陶器和多彩刻文陶器）……在陶瓷方面，流行中國作風的情況，遍及整個中東地域。”
      
    各地仿制的唐三彩制品，一般是采取中國的樣式，并加入當地的風味和色彩。另一方面，黃冶窯的工匠們也努力開發制造帶有異國情調的新品種和裝飾內容，以迎合***商旅和各國人民的喜好。如葫蘆瓶、鳳頭壺、象枕以及裝飾方面的翼獅、蓮紋、寶相花等。這些造型與裝飾圖案顯然是從國外引進的，具有中亞的風格。中外陶瓷貿易的交流有力地促進了黃冶窯唐三彩制品生產的發展，豐富了花色品種。
     
    國外的收藏情況
     
    黃冶窯唐三彩制品在國外不少博物館中都有展出或收藏，已經確認屬于黃冶窯所產的唐三彩制品先后在日本、朝鮮、印尼西亞、印度、埃及以及英、美、法等國被發現。
     
    臺灣藝術家出版社出版的《中國陶瓷大系之三·漢唐陶瓷大全》一書，收錄世界各國博物館收藏的唐三彩器皿和小型雕塑品160多件，其中可初步認定為黃冶窯產品的70多件。除此之外的唐三彩制品中，一部分似為陜西耀州窯黃堡窯產品。可能被認定為黃冶窯產品中，或有一小部分系黃堡窯所產。這是因為中唐時期，黃堡窯的部分產品如水盂、執壺、盅、碗、盒、葫蘆瓶等，其造型、胎質、藝術風格等與黃治窯的同類器基本相同，只是釉彩方面略有差別；黃冶窯制品的釉彩比較淺淡，自然流淌形成的條帶紋飾較多，而黃堡窯制品釉彩比較濃重，有較多的花斑紋飾。
    
    輸出國外的黃冶窯的唐三彩制品，已知收藏單位的有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東京靜嘉堂、永青文庫等。
    
    黃冶窯是外銷唐三彩制品的主要產地，其三彩制品作為貿易商品大量行銷***的興旺時間應是盛唐、中唐時期，這與國內各地唐墓以及黃冶窯址出土三彩制品的情況基本一致。（原標題：河南鞏義黃冶窯唐三彩的外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