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過連霍立交橋鄭州高速公路收費站，向開封方向行駛２００多米，路北是楊槐村，路南是大河村遺址博物館；再前行２００多米，路北是大河村，路南是小河村。　　
        
    大河村遺址是楊槐村農民在楊槐村的土地上發現的，若按考古遺址的命名規矩，該稱為楊槐文化遺址；若以距離遺址較近的村莊來命名，也該叫小河文化遺址。但這個遺址的名字卻偏偏選了離遺址較遠且不擁有遺址土地耕種權的大河村的村名。　　
       
    大河村遺址距黃河７公里，夜深人靜的時候，在這兒甚至能聽到黃河的濤聲。大河村文化遺址的名字，可謂既有氣勢又飽含文化，還和黃河血脈相連，這名字選得實乃妙不可言！更巧的是，它不能如仰韶、龍山似的，直接把“村”省掉，曰“大河文化遺址”，那樣的話，望文生義者很容易將其與黃河文化的大概念重疊起來，而不得不保留的“村”字，反倒讓該文化遺址古風撲面，很容易讓人把其和那遙遠的、在火光中跳舞的先民及他們的部族文化對接起來。     雙連壺 當系盟誓遺物　　
         
    結盟雖在時下的國際政治社會與經濟社會中流行得一塌糊涂，但中國人最熟悉的結盟還是“國貨”———那對中華民族影響最為深遠的“炎黃結盟”。　　“
         
    炎黃結盟”寫在紙上，光耀千秋，但我們還沒有發現見證這一偉大事件的盟誓遺物。大河村出土的彩陶雙連壺有著５０００年歷史。雖然時至今日還無法考證這彩陶雙連壺就是那兩位呼風喚雨的領袖人物結盟后留給我們的信物，但它卻實實在在是黃帝時代留下來的結盟禮器。　　
        
     彩陶雙連壺是在大河村１號房基內出土的。大河村１至４號房屋是緊密相連、東西并列的４間房子。毫無疑問，那時擁有這種房子的人肯定非同凡響。“這兒是土丘的制高點，有４間房子，其中最大的一間有２０．８平方米，里面還有用曲尺狀的隔墻隔出的一個套間，１３．２１平方米的外間與６．５９平方米的套間形成內外兩部分，外間和套間各有一個燒火臺，燒火臺朝門的方向還筑有擋風墻。根據這４間房子的規格判斷，這只能是大河村領導的‘官邸’。”大河村遺址博物館館長李衛國對記者說。大河村的房子分為“木骨整塑陶房”和“木骨泥墻”兩種。在整個大河村遺址共發現１５間“木骨整塑陶房”，這一處就占去了４間。在這４間相連的房子出土的文物也異常豐富，能夠復原的器物就有２０多件，另外還有陶紡輪、陶環、骨簪等，并且大河村遺址兩件最著名、最具代表性的珍貴文物———彩陶雙連壺及白衣彩陶缽，都出在大河村１號房基內。　　
        
    在大河村出土的殘缺器物很快就得以復原了，但有兩個彩色的陶壺無論如何也不能修復———找不到壺鼻的殘片。考古工作者起初認為，這兩個彩陶壺是各自獨立的，因為殘部很像一個壺鼻口，所以他們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尋找壺鼻方面。他們就找呀找，可就是找不到。“就沒有往這方面（雙連壺）考慮。”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李昌韜說。也難怪考古學家不把這兩個彩色的殘陶壺往一塊兒想，因為這樣的連體器物是他們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　　
       
    當局者迷，旁觀者清。雙連壺的合璧最后靠的就是一位旁觀者的指點。在考古學家犯難的時候，北京大學的一位教授恰好到大河村參觀，他一眼就看出這兩個彩色的殘陶壺應該是一件完整的陶器，它們被還原為它。“后來人家拿出來，把兩個一對，就對起來了！”李昌韜說。　　

    當這件造型獨特的陶器重新結為一體的時候，人們發現它是巧妙地利用連通器的原理連成一體的，所以考古學家把它命名為雙連壺。雙連壺左右壺的圖案各不相同，其中一個是平行線夾豎短線，另一個是平行線夾斜短線，那么５０００多年前的先民為什么要造這樣特殊的壺呢？壺上繪制的圖案又意味著什么？　　

    隨著大河村仰韶文化遺址的謎底不斷被揭開，雙連壺的奧秘也在逐漸顯現。　　
         
    從這兒出土的一只只陶制酒杯讓考古學家推測：雙連壺應該是酒具，那么５０００多年前有酒嗎？雙連壺為什么和其他酒具不一樣呢？　　
        
    最早記載酒的典故是“堯舜千鐘”，說的是在堯舜時代，酒已流行于社會。“大河村糧食充足，釀酒是可能的。”李衛國說，“即使沒有酒，當時也一定有能夠使人興奮的飲料，它們當是酒精含量很低的果酒的前身。雙連壺是酒具，但不是普通的酒具，而是禮儀用品，為部落間結盟時領導者對飲所專享，以象征和平友好。而壺上圖案的不同，可能代表著不同的部落，說得實用些，是為了避免嘴對嘴，讓領導們易于辨認哪個壺是自己喝過的，好接著喝。”　　

    酒具也好，水器也罷，總之雙連壺代表的是一種和好，一種溝通。但溝通與和好之前，兩個部落之間常常是會有矛盾的，不信任對方的情況還是存在的（炎黃二帝也是化干戈為玉帛而最終結盟的）。“兩壺之間有個菱形的孔道，大膽喝吧，不用怕有毒的，這叫‘生死之交一壺酒’。”導游員如此詮釋雙連壺。     紅陶房 也曾金屋藏嬌　　
        
    ５０００年前，大河村步入父親說了算的歷史新階段，這已被眾多專家所公認。大河村１號“木骨整塑陶房”也曾金屋藏嬌，那隔開的套間無疑是遮擋主人的私生活的。　　
        
    大河村１至４號房是當時婚姻及家庭變遷的一個活的標本。從該組房子“緊密相連，東西并列”的整體布局和內部結構看，它們適合家庭居住；從出土遺物大都是鼎、缽、陶紡輪、骨簪等看，它們曾經承載過一個家庭；從１、２號房先期建造，３、４號房是后來擴建的發展序列看，這個家庭的人口在不斷增多；從房間大小不同、主次有別及套間的設置看，家長在這個擁有“４室１廳”住房的家庭中占有重要地位。而這一系列跡象表明，５０００年前，大河村已經出現了一夫一妻制的新型婚姻關系，個體家庭已成為社會最基本的經濟單元，私有的現象已經出現（大河村遺址中曾發現用小孩作為房屋奠基的祭品，為了自己的平安而犧牲別人，說明這里的階層是不平等的）。　　
       
    這個家庭的男人不單是家長，還是大河村的領導。大河村出現的這一新型的一夫一妻制婚姻關系，帶頭的，顯然是領導。可以想見的是，這時的一夫一妻制并沒有制度上的保證，也不可能兩個男女死守一輩子，只是關系比較固定罷了，如果非用現在的社會現象類比的話，也許它更像金屋藏嬌。　　
       
    這個家庭的主人不但金屋藏嬌，還藏有這個部落的結盟禮器———彩陶雙連壺。大河村遺址面積４０多萬平方米，按照河南博物院研究員許順湛先生的推算，那時這兒應該居住著８０００來人，而此時在以鄭州為中心，東不過開封、西不過洛陽、北抵黃河、南可以達到許昌的范圍內（這也是仰韶文化大河村類型的勢力范圍），共生活著約１２萬人。許順湛認為，大河村類型的仰韶文化是鄭州地區獨特的文化，與之相對的，其實就是史書上記載的有熊國文化。有熊國的領導是以新鄭為都的黃帝，那么黃帝是否到過這個近在咫尺且勢力龐大、大約居住著４０個氏族８０００來人的大河村部落（該遺址可能有兩三個部落）“視察”，并與大河村的領導共用彩陶雙連壺痛飲果酒抑或白水呢？　　
       
    “我在１９９９年發表的《中國歷史上有個五帝時代》一文中，已經把五帝時代從傳說時代拉回到歷史時代。國家繼‘夏商周斷代工程’之后啟動的‘文明探源工程’要解決的核心問題，就是五帝時代的問題，是要把五帝時代當作信史來研究。‘文明探源工程’選了４個遺址作為研究重點，其中３個在鄭州，１個在山西。我的觀點是，大河村類型的仰韶文化不僅是父系社會的文化，而且是中國文化的源頭（大河村類型的仰韶文化不只是大河村遺址的文化，它是那個時代鄭州周邊地區的文化的總稱呼，而黃帝的有熊國文化也只好屈就在考古學上的大河村類型文化的名下了。后來發現的５０００年前的黃帝時代的鄭州西山古城，雖被考古學家稱為‘中原第一城’，但城里的文化還是以‘村’為名，被界定為大河村類型）。”許順湛說，“黃帝很像后來的皇帝，它不是一個具體的人，而是族團領袖的世襲名稱。黃帝時代共１５２０年，約從公元前４４２０年開始，至公元前２９００年結束，之后是顓頊時代、帝嚳時代與堯舜時代。”　　

    大河村的繁榮時代是和歷史上的黃帝時代相對應的，而善于結盟的黃帝應該不會忽略大河村這一龐大勢力的存在，說不定他真的用彩陶雙連壺和大河村領導痛飲過果酒抑或白水呢，而給黃帝備酒的，也說不定就是藏在大河村領導那光燦燦的陶屋里的“阿嬌”。　　
        
    大河村在黃帝時代盛極一時，文化繁榮期持續２４００多年，但它從哪里來，又到哪兒去了呢？考古發現告訴我們，大河村先民在這個送走了黃帝，迎來了顓頊、帝嚳、堯舜禹湯，看遍了中原大地的烽煙，目睹了眾多王朝更迭的地方，曾頑強地生活了３３００年，它的來去與中原崛起密不可分。
       
    欲知中原在遙遠的時代是如何崛起的，請看“歸去來兮大河村”系列之三———《以鼎聚魂 中原崛起》。（原標題：“歸去來兮大河村”系列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