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焦作市，很少有村子會像它一樣在世界知名，這就是位于修武縣西北四十五里的當陽峪村。當陽峪村舉世聞名，不是因為村子西南現在香火很旺的圓融寺，盡管圓融寺建于北魏（有人說建于更早的石勒時期），盡管這里有明代周定王捐贈的玉佛，盡管在數年間釋果建大師把這里經營成國家4A級風景區。它之所以在世界享有相當的知名度，是因為村東一片方圓二公里的臺地，在自然形成的斷崖上，經雨水沖刷，瓷片、窯具大量外露，作坊遺跡時有發現，這就是國家文物保護單位，著名的當陽峪瓷窯遺址。
      
    當陽峪瓷窯始于晚唐，盛于北宋，延續于金元。而歷史悠久不是它知名的主要原因，人們更驚羨這里所產瓷器的藝術之美。在當陽峪瓷窯最鼎盛的北宋熙寧至宣和年間的五十多年時間里，這里生產出了白瓷、醬釉、黑釉、綠釉、三彩釉瓷以及絞胎瓷、鈞釉瓷。裝飾手法更是多姿多彩，藝術性高超，為世人喜愛和傳誦。其剔花裝飾最負盛名，釉色以黑白強烈對比于一器，或褐白柔和相映為一體；剔花線條流暢，圖案生動，具有極強的藝術感染力。醬釉地劃花、白釉地彩繪劃花、白釉綠彩等，紋樣灑脫，剔劃生動，制作水平很高。此時的當陽峪窯絞胎器可謂品種最多，數量最大，紋飾最精美。白黑、白褐、白灰、白棕等不同胎泥配合，以特殊工藝手法，絞成美麗的花紋，如云片，如鳥羽，如木紋，切割拼接成形，上釉燒造成器，工序繁雜，難度極大。絞胎的碗、盤、杯、瓶、枕、動物瓷塑等產品極為豐富。更讓人稱奇的是醬釉和黑釉器，胎薄如紙，胎白如雪，堅致細膩，釉色如漆。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著名陶瓷專家陳萬里在兩次考察當陽窯遺址后贊其為北方諸窯之冠，而當時的開封界常平司提舉，蘇東坡的好友程筠，對當陽峪瓷器的贊美更加形象：“開時光彩驚奇異，銅色如朱白如玉。”當陽峪瓷器不僅在材質、器形、藝術裝飾達到了完美融合，而且在文字裝飾上體現了中國傳統道德理念和思想情趣，如“眾中少語，無事早歸”，“有客問浮世，無言指落花”，“未晚先投宿，有路莫行船”，“路遠難傳言，風流不立身”，不由不令人點頭沉思；又如“日出唱歌去”，“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風吹前院竹，雨折后庭花”，則又讓人心領神會，擊節贊賞。高品位的文化裝飾，更添當陽峪瓷器無窮魅力，正因如此，當陽峪瓷窯雖為民窯，也常被作為貢瓷送往開封。這在程筠的《當陽瓷窯歌》中也有反映：“成器曾將汴王呈，當時見者增羞愧。”當陽峪瓷器甚至遠銷***，早在八九十年代，就聽說外國打撈了一艘中國的古代沉船，上面就有當陽峪瓷器。
        
    當陽峪瓷窯發展到頂峰時期的北宋中晚期，窯場規模之大，即便在今天，也令人嘆為觀止。據當陽峪瓷窯遺址上的宋代窯神碑記載：“時惟當陽工巧，世利茲器，埏埴者百余家，資養者萬余戶。”從字面意思來理解，當時僅窯戶就有一百多家，而靠此維持生計，更是多達一萬多戶。不難想象，當時的當陽峪窯爐林立，濃煙蔽日，數以萬計的窯工在不停地日夜忙碌著，前來送料的商販，拉貨的客商，則是車水馬龍，絡繹不絕，來來往往，人歡馬叫。由此，圍繞當陽峪形成了一個方圓數十里的瓷器產業區。這在周邊村莊的地名上也有反映，如定和村，就是當時“定貨”的地方；閻河村，就是交貨、驗貨的地方；圪料返，則是“給料坡”的諧音。在民間，有一個《家有萬貫，頂不住蒸饃蘸蒜》的傳說，說的是當陽峪因為瓷業發達，規模空前，僅因此發家的窯戶員外就有三百六十家。他們為更好地生產，就得進行必要的協作。為了節省勞力，經過協商，每天只到一家吃飯，一年到頭正好輪上一遍。緊鄰當陽峪的南邊，有一個崗莊村，村中也有一家大員外，姓馬，以種地為業。馬員外看見人家協作搞得怪好，就也想入伙。于是，他親自登門說合。經過大家協商，最后決定，為了不打擾原先輪換管飯的次序，就讓馬員外光管吃饃時的蒜水就行了。馬員外一聽，欣然答應。回去后，便抽出一部分地種上了蒜。大蒜收獲得很好，但一年下來，根本就不夠用。第二年，他又在一半地上種蒜，但仍然不夠用，還得拿錢去買蒜。第三年，他把全部土地都種上了蒜，收獲下來，還是差得不少。這是啥原因呢？原來，當陽峪的燒瓷業務又有所擴大，窯工大量增加。這位馬員外就這樣沒有經過四年功夫，萬貫家產竟然被吃蒜吃光了。這個傳說不僅講述了不怕業大就怕吃家多的生活道理，而且也很形象地說明了當陽峪瓷窯的規模之大，窯工之多。也正因為如此，加上它集諸名窯之長于一身，在北宋時期，當陽峪成為當時中國北方的重要瓷都。
    
     而當陽峪揚名***，卻和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幾個外國人有關系。1933年，在焦作福中福中公司工作的英國人司瓦洛雇用當地農民多次大規模挖掘和收購當陽峪瓷器，并將竊得的瓷器標本運回英國在倫敦展出。第二年，瑞典文物商人卡爾貝克應司瓦洛之邀，對當陽峪窯址進行了尋寶式的考察，在窯址搜集大量瓷片，并撰寫了《記當陽峪陶瓷器》一文，首發在瑞典《人類學》的雜志上，將司瓦洛挖掘的器物及當陽峪的產品介紹到國外，引起歐美學術界的關注。1941年，日本古陶瓷學家小山富士夫根據他自己的考察和認知，撰寫了《北宋的修武窯》，因為卡爾貝克在此之前稱當陽峪窯為焦作窯，由此引發了日本和歐美學者關于此窯名稱的長達數年爭論，史稱修武窯事件，當陽峪窯由此名聲大噪，蜚聲中外。就這樣，當陽峪瓷窯作為最早進入學界研究者的視野的古窯遺址，加上它所產瓷器本身的精美絕倫，巧奪天工，以及因為存世極少而帶來的身價倍增，其在世界陶瓷史上的地位和份量也就不言而喻了。
     
    過去人們通常認為當陽峪瓷窯毀于金兵入侵，而出土的器物和殘片卻有金元之物，雖然在質量上不能和宋瓷相提并論，但這說明當陽峪瓷窯在“靖康之變”后并沒有從此滅火，而是間隔一段時間后繼續延燒下來。從考古發掘來看，有窯爐疊加現象，說明窯址曾經出現過較長時間的�；�。合理的解釋應是，金兵入侵，給當陽峪瓷窯帶來幾乎毀滅性的打擊，絕大多數窯戶和窯工們不是被殺，就是南逃。但隨著宋金對峙局勢的形成，中國北方的社會秩序開始恢復穩定，幸存下來的窯戶和窯工，為了維持生計，重新開始點火制瓷。在民間，關于當陽峪窯的毀滅，則傳說是當地窯場有面擋陽寶旗，每當夏天炎熱或瓷窯出瓷時，把旗在南山坡上一插，方圓數十里內，頓時變成陰天一般，窯工們干起活來既涼快，燒制的瓷器又锃亮。有一天，皇帝來到懷州巡視，得知這一情況后，極為震怒，認為此旗會壞了他的天下，回去后就派來三千御林軍前來收旗。三百六十家員外們聽說官兵要來，個個嚇得手足無措，慌亂中便把擋陽旗埋在了一口枯井之中，然后紛紛帶著家小四處躲避。御林軍到后，包圍了村子，殺氣騰騰，逐家搜尋寶旗，聲言若找不到寶旗，無論老幼，格殺勿論。有個嚇破了膽的窯工向官兵告了密，可是在那口枯井中，卻怎么也找不到寶旗了。御林軍找不到寶旗，就把沒有來得及逃走的員外和窯工全都殺死，村中財物和瓷器搶劫一空，并將瓷窯毀壞。從此，歷史上著名的一處民窯淪為一片廢墟。
     
    擋陽寶旗的傳說自是無稽，但當時有無插旗之事實，卻有待考證，因為當陽地名有些古怪，而且村民在1996年建設石料廠時真的在村南坡上發現了一塊“插旗石”。此石為青石材質，露出地面一米多長，50多厘米寬，20多厘米厚，上中部有一個直徑約10厘米的通透孔，孔一邊圓一邊方。如果這塊“插旗石”真的是當時之物，我的猜想是，此石所插之旗必是當時的窯號名，如“焦家作”、“李家作”之類的。
     
    站在當陽峪的窯址上，環視這條被山合圍著的山峪。但見夕陽如血，青山無語，惟有那吹了千萬年的山風，還在一如繼往地晰嚦著，似乎是在訴說歷史的滄桑。（原標題：千年瓷都當陽峪,修武縣西村鄉當陽峪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