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陽峪絞胎瓷被賦予文化人格,被稱為“瓷中君子”、“君子之瓷”,與范仲淹“君子有黨”、歐陽修《朋黨論》“君子與小人”的政治主張與理論休戚相關。
宋代士大夫謀求君子與君主共治天下,“以能辨君子與小人”的虞舜與周武(周武王)為“聰明之圣者(圣君)”,認為君王與君子共治天下,則天下治興;君王與小人共治天下,則天下亂亡。
但是,小人常“居廟堂之高”,君子常“處江湖之遠”。
“懷州致仕人李洵”即“竹林吟叟”,就是在“君子與小人”都在謀求與君主共治天下的斗爭中,被迫回到老家懷州修武縣賦閑的。
先是賦閑,而后“李洵大夫”,這位“河朔君子儒”,又在蔡京等奸佞小人的鼓動下被宋徽宗“直入(元黨籍)續籍”,成為一位光榮的“元黨人”。
“竹林吟叟”在云臺山百家巖上,刻下自己的《百家巖》詩,至今猶存:
明月池邊酌玉,玉未倒玉山頹。秋風吹斷華胥夢,臥看飛云過嶺來。君子與君主共治天下的夢想,被小人攪亂了。李洵只能學習晉代“竹林七賢”領袖嵇康,嘯傲山林。
南朝宋劉義慶編撰《世說新語》,云:“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見者嘆曰:‘蕭蕭肅肅,爽朗清舉。’或云:‘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公(山濤,竹林七賢之一)曰:‘嵇叔夜(嵇康,字叔夜)之為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巍峨)若玉山之將崩。’”
嵇康風姿秀美,玉樹臨風,后人常用“玉山”比擬他,以致拿“玉山”狀寫大丈夫佳姿;嵇康善飲,飲后常醉,醉后搖搖晃晃,常自傾倒,遂以“玉山自倒、玉山未倒、玉山頹、玉山傾”等形容醉酒、醉態。
但是,什么都有例外,這就是具體問題要具體分析。
李洵“玉未倒玉山頹”——既然他在強調酒杯未倒,自然其“重”,不是“買醉”;何況其詩最后落在“秋風吹斷華胥夢,臥看飛云過嶺來”。
這種“買醉”,也許是強調唯我獨醒,抑或暗喻北宋將亡——朝廷會毀在小人即蔡京等奸臣手里。
但是,清醒與買醉,都是于事無補的。
“君子有黨”、“君子與小人”的理論劃分,從北宋末年的實際政治效果看,很難說有什么積極意義。
絞胎瓷從“君子之瓷”,演進而為“又因為每一件絞胎瓷的紋飾不盡相同,而被詮釋為‘君子和而不同’”,自然有其積極的一面。
無論做人做事做學問,還是政治,“和而不同”在儒家看來,似乎都是一種最高境界。
但是,孔夫子說“君子和而不同”,還強調了“小人同而不和”。
因此,絞胎瓷走到“君子和而不同”,似乎只是顯得更有了文化,依然缺乏靈魂。
真正賦予絞胎瓷靈魂的,是坐落在當陽峪窯址之上的圓融寺,是佛家禪家,而不是儒家,乃至道家。
“絞胎瓷無論作為‘君子之瓷’,還是詮釋‘君子和而不同’的文化精神,都沒有錯。”焦作市修武縣圓融寺住持釋果建法師說,“絞胎瓷鑄造的是‘和’,是和合大美;但在佛家這兒,這是萬物‘圓融’之德。因此,與其說絞胎瓷是‘君子之瓷’,背后非要暗藏個‘小人’,倒不如說絞胎瓷是‘圓融之瓷’。”
圓融之瓷
“圓融”,消弭了絞胎瓷承載的“君子與小人”的矛盾與對立。
先秦時代,“和”是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和”是有差別的、多樣性的統一;“和”不是“同”,它有別于“同”。
譬如烹調,酸、甜、苦、辣、咸“絞”為一“菜”。五味調和,才有五味俱全;五味俱全的菜肴,才是佳肴。
譬如音樂,宮、商、角、徵、羽“絞”為一“曲”。五音調和,才有五音共鳴;五音共鳴的樂曲,才是神曲。
《左傳》中,有晏嬰“治大國如烹小鮮”之說,其云:“和如羹焉……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以水濟水”、“琴瑟專一”,是說同類事物簡單重復,不能做到五味相濟、五聲調和;只有多種不同,乃至相互對立的因素相互調和在一起,才能鑄造出大美與大音。
孔子將“和”與“同”的差別引入到人際關系中,有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而不同”,是說君子在與人交往中,應當恪守和諧友善之道,不必茍同于對方的一切;“同而不和”,是說小人習慣于迎合別人的心思,附和別人的言論,則不茍同他人的觀點,懷抱不和諧友善之心。
日常生活中,不同的人對某一問題持有不同的看法,是極為正常的。在此,孔子只是強調君子當肝膽相照,小人則見風使舵。
不管怎么說,這樣一來,人與人之間,就可能劃出不同的圈群,形成不同的幫派。因此,也就有了范仲淹的“君子有黨”、歐陽修的“君子與小人”的政治宣言。
“君子與小人”一旦掙脫孔子所言的日常“人際關系”,走上政治舞臺,其害,亦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