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到清初，山陜商人名揚天下，他們的成功有一個重要原因，即實行集團化經營，建立起了幾乎貫通全國的經營網絡。在這個網絡中，會館是重要網站。

　　遍布全國各行省、商埠的山陜會館，對山陜商人信息溝通、情感聯絡、經營糾紛處理、規章制定與實行都起了重大作用。一個地區，商業會館建立的時間、數量及規模，也成為此地商業水平高下的重要標準。

　　社旗縣地標是社旗山陜會館。它號稱“天下第一山陜會館”，寫到它，要用一系列“最”字形容。

　　2011年3月25日，記者來到社旗山陜會館，看到它的建筑極盡奢華繁復，無木不雕無石不刻，聚集了無數有趣之點，不停地另生枝節，細節上窮盡一切可能。制造它們，固然需要時間和藝術，欣賞它們，同樣也需要藝術和時間。

　　但它到底是商人與商業的。會館內所立的幾通“行業碑”界定了商業“明規則”，深具史料價值。大殿雀替里暗藏算盤，上面撥出一組數字——清末重修會館實際開銷87788兩銀子，則是典型商人意趣了。

　　“作為縱橫天下，領銜中國商業500年的大商幫，山陜商人借助于關公信仰，使自己硬實力軟實力兼具，也使得山陜會館文化，成為明清時中國商業倫理文化中，最興盛最有號召力的時代文化。”社旗縣委宣傳部部長李明漢講道。

　　走進會館最后一進院落，我看到原本供奉關公的春秋樓已焚，唯存新塑關公像，一身戰袍，左手撩須，右手持《春秋》，無遮攔危坐在藍天之下，讓人有些吃驚。

　　以天地為殿堂，以日月為照明，以風入松鳥鳴澗之音為歌誦，這是佛才享有的待遇呀。此刻，關公已享受了。也對，關公非佛卻早成神，他是山陜商人的神，也是全中國百姓的神。山陜商人從他身上提取出“義”之概念，并構成了“以義制利，義為利本，利從義生，以義為利”的義利辯證關系。

　　社旗山陜會館興與衰，是社旗一地商業經濟晴雨表，河南全省山陜會館之“起興轉合”，也不外如是。我看到散布全省的山陜會館，感到的是它們怎樣把持河南經濟命脈數百年，對地方而言，福兮禍兮？

　　山陜客商幾乎壟斷河南市場

　　據相關資料顯示，清代河南商業會館不下百處，八成以上為外省商人所建，這其中山陜會館占絕大多數。山陜會館在全省分布很廣，從彰德府林縣到商城余集，從陜州靈寶到歸德永城，由北到南，由西到東，處處可見。會館不僅建于城鎮，而且深入鄉村，影響之大可想而知。

　　散布于全省的山陜會館，均壯觀煊赫，不輸賒旗店的“天下第一山陜會館”。比如洛陽山陜會館（關帝廟）“狀貌巍峨，極翬飛鳥芽之奇觀，窮丹楹刻桷之偉望”。周口山陜會館從修建到完工，歷時150余年，其間重修擴建10余次，動輒花費上萬兩白銀。

　　山陜商人進駐河南，經營十分活躍，“且不說在交通發達的大城市，就是在交通閉塞的農村，異常活躍的仍是以山西商人為代表的客商，而非土著商人，河南市場幾乎為其所壟斷。”中國博物館學會秘書長、學者陳連營道。

　　福兮禍兮？

　　好的方面，山陜商人加速了河南商品流通，調節了市場供需要求，促進了河南手工業的發展，滿足了農業、工業和人民生產生活的需要。從一定程度上講，山陜商人的經營活動已成為清代河南商業發展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們留下的眾多商業會館也成為研究河南商業經濟的重要資料和依據。

　　“另一方面，則造成河南商業對于外省商賈的依賴，使河南成為外省市商品銷售市場、廉價原料供應地。”河南省社科院助理研究員徐春燕道。

　　孟津縣產棉，都是山陜商人收購，后來連續好幾年歉收，山陜商人不來了，到了“棉花大有收成，卻無銷賣之處”。輝縣有一通《請復藥會商民兩便碑》，記載了清代當地因居民“相待不周，遂致各藥商于嘉慶七年全行移徙他處”，導致本地藥材無人問津，“會廠既復寥寥，居民亦形落落”。

　　《畿輔通志》記載：“棉花產自豫省，而商賈販于江南，豫省民家有機杼者百不得一。”《林縣志》也說：“(婦女)能養蠶成繭而不能織帛，能織綿成線而不能織布，繭線既成，售于行估得值而已。”大量售賣低附加值的原料，收入很低。同時又失去生產高附加值產品可能，如斯惡性循環，河南本地工商業沒法做大做強。即使在省會開封，巨商都是山陜人，當地人所開鋪面，都做的“本地的小生意”。

　　“大量山陜商人進入，還使得有些地方百姓更加貧困。”徐春燕道。

　　比如唐河之民“素無積蓄”，一遇水旱，“秦晉之氓聚居貿易，乘鄉民緩急稱貸而壟斷取盈，故貧者日益貧”。山陜商在唐河放高利貸，老百姓貧者益貧。舞陽縣更過分，有“喧賓奪主，銀錢全被他人賺取”的記載。

　　當下的中國，也像清代河南一樣，是低附加值的“世界工廠”，這導致生計日蹙。盡管以出口為主導的低附加值生產模式，曾給中國帶來巨大短期利益——例如就業，但2001年后，附加值停滯甚至下跌，可推斷這種模式對中國開始有負面影響。因此，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成為“中國制造”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核心內容。

　　這應是解讀清代河南商業被山陜商人左右之利弊的現實意義吧！

　　豫商為何干不過“外商”？

　　山陜商人能走進河南，但河南商人很難走出河南。

　　《中國會館志》提到，在工商會館集聚的南京、濟南、福州、杭州、廣州、南寧等地，僅南京和濟南有河南仕商所建中州會館。清代小說《歧路燈》寫道：“緣天下都會地方，都有各省會館，而河南獨無；惟漢口有河南會館，以其發賣懷慶地黃之故。”

　　這說明河南商人經營實力不足與山陜商人相提并論。盡管清代河南也出現了以懷慶府商人和彰德府商人為代表的商幫，但總體實力，連二線演員都算不上，更不用說跟頭牌“山陜商人”相比了。

　　形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是什么呢？

　　第一是根深蒂固的“重農輕商”價值觀和安貧重遷的本土意識。

　　自春秋戰國以來，歷代王朝推行“重農抑商”，北宋以前，河南一直是全國政治經濟中心，“重農輕商”意識根深蒂固。

　　河南人有著安貧重遷的本土意識。《舞陽縣志》說“舞民但知坐賈，不知行商，離家一日便以出家為難，竟不知行商為何”。同時滿腦子“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這樣的意識，哪能搏擊商海？

　　第二，河南人“不善貨殖”。河南農村傳統以耕織為本業，善農不善賈，這種狀態到清代也沒改觀。同時，河南經濟基礎薄弱，《內黃縣志》有“民貧資少，向無富商大賈貿易它方”的記載，缺少資金支持，也使得河南人不敢棄本業從商。

　　在賒旗店，本地人干不過山陜商人，后果是，山陜商人一撤出，本地商業癱瘓。在河南，豫商干不過山陜商，導致河南省長期是中部“經濟洼地”。

　　河南人這些氣質特征，和山陜人恰成鮮明對比。

　　山西自然條件比河南差遠了，它地處黃土高原，土地貧瘠，自然災害頻繁。清朝兩百多年的時間里，山西全省性災害有一百多次，平均三年一次，最長一次旱災長達十一年。據官方統計，死于這次災荒的山西人超過了三百萬。

　　“一方水土，不足以養活一方人”時，山西人只好“搭著命走西口”了。這一走就是幾百年，走成驚世大商幫。幾百年后的今天，他們在山西留下了保存完好的深宅大院一千多座。他們修造住宅時，比別人更投入更不惜工本，是因為他們是所有離鄉背井的游子中，走得最遠，漂泊時間最長的一群人。

　　他們中許多人十幾歲離家去當伙計，學做生意。商號制度三年允許回家探親一次。算下來，一個六十歲山西商人還鄉時，他在外飄零時間大約是四十二年！

　　晉商的商號曾遍布全國各大城市、水陸碼頭，甚至遠至俄國西伯利亞和莫斯科、朝鮮平壤、日本東京及南洋各地。他們憑的是堅忍，憑的是智慧，商務往來中，以“道行、道德、信義”，以先進實用的管理方法和完善的股權分配制度，維系商號健康發展。

　　他們薄利多銷、產銷結合，審時度勢、靈活機動，又十分重視人才培養，為今世商人包括豫商，樹立了“良賈、善賈、誠賈”的一代風范。

　　陜西商人即秦商，是中國最早出現的商幫，不欺不詐，被譽為“人硬、貨硬、脾氣硬”的“三硬商人”，素有“關中賈來價更高”之稱。秦商在春秋戰國時即抓住諸侯對貿易實行自由放任的機遇，迅速迎來發展的第一次浪潮。隋唐時期，利用絲綢之路形成了大發展的第二次浪潮。明清時，陜商抓住政府對陜西實行“食鹽開中”、“茶馬交易”、“隨軍貿易”的政策機遇，山陜并稱，成為“秦晉大賈”。

　　相比較山陜商人，河南人有太多需要學習的東西。（全文完）□記者 盛夏 文圖【原標題：山陜客商曾把持河南經濟命脈數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