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無論是黃河邊還是千唐志齋內，西沃石窟依然有著強大感染力。
　　
    千唐志齋坐南朝北的仿古殿堂內，石窟東西向置于廳堂正中。
　　
    自東向西看，最東側是座單體摩崖大佛龕，龕內立佛一尊，高197厘米，形體修長，目光平視，面部殘缺，僅左眼保存完好。頸細長，著褒衣博帶式袈裟，衣紋稀疏，不甚流暢。袒胸，內著僧支（內衣)，右臂上曲，右手似施無畏印，跣足立于低圓平臺上。
　　
    大立佛整體比例協調，但上部雕刻精細，下部粗糙，腳部尤其粗獷笨拙，且未留存題記，可證它的開鑿時斷時續。
　　
    立佛向西，是四座浮雕仿木結構樓閣式方塔，自東向西，依次為一二三四號塔，四座塔不在同一水平線上，塔身隨級數高低不等，塔身寬度自下而上遞減，塔剎高聳。四座佛塔均大屋檐外伸，好像一個整體一樣。
　　
    一號塔共七級，高223厘米，底寬35厘米，每級都雕有佛龕，內有坐佛。
　　
    一號塔東側一層檐高處，有兩層平面淺浮雕，雕著十幾個供養人，他們皆頭戴籠冠，褒衣博帶，穿云頭履，側身西向，雙手合十。一號塔下方有一則造像題記，題記左右兩側和下方，也都有供養人像，他們頭戴高冠，褒衣博帶，穿云頭履，手擎一長梗蓮花，左右相向，似緩步前進，虔誠禮佛。
　　
    二號塔共三級，高112厘米，底寬34厘米，每級均是一佛二菩薩帷幔龕。
　　
    三號塔共七級，高206厘米，每級佛龕多少不一。
　　
    四號塔三級，僅刻出輪廓。高130厘米，底寬51厘米。每級都是一坐佛二菩薩龕。
　　
   一號塔至四號塔周圍崖壁，布滿多層小千佛屋形龕、塔形龕、方形帷幔龕、尖楣圓拱龕，共計104個。一號塔與二號塔間，還有一較大屋形龕，龕內造像為一佛二菩薩，本尊釋迦趺坐于方臺座上，著雙領下垂式袈裟。二立侍菩薩，披帛著裙，雙手合十。雕工精美生動。
　　
   “從立佛和石塔的雕鑿，可見西沃應屬民間組織開鑿，起初規模較小，又不斷后續開鑿，不太有統一規劃，或者有統一設想未能完全付諸實施。如一號塔，不在浮雕摩崖面內，另行開龕，高度也超過摩崖壁面上端巖棚。四號塔僅雕出輪廓，塔下巖面卻沒題刻。摩崖浮雕西端在屋形龕中間，還留下高36厘米、寬60厘米光平巖面，顯然是欲刻題記未及。”河南省古建研究所專家李中翔撰文道。
　　
    惠生銘刻引起專家高度關注
　　
    摩崖浮雕的下方，有東西并列的兩座洞窟，編號為一號窟和二號窟，均是在山崖上先鑿出方形規整巖壁凹面，再開窟造全像。
　　
  一二號窟雕刻技藝精細嫻熟，善于利用有限空間和平面，表現眾多的造像內容，深為專家稱道，尤其一號窟，最大尺度僅165厘米的狹小洞室內，雕刻了三壁三幅11尊像，另有蓮花寶頂、飛天等。
　
    一號窟又叫三世佛窟，洞口為下凹龕形，高170厘米，寬165厘米，窟外東西兩側耳龕內，高浮雕二力士。
　　
   窟內東南西三面環繞寶壇，造像都在寶壇上。南壁釋迦牟尼佛，殘高110厘米，頭部繞三重圓形頭光，體外還有蓮瓣式身光，著袒胸雙領褒衣博帶式袈裟，結跏趺坐于方臺座上，右手似施無畏印。左右迦葉、阿難兩弟子，拱手侍立，皆圓形頭光，著褒衣博帶式袈裟。再外側，是文殊、普賢兩菩薩立侍，他們高64厘米，皆尖蓮瓣式頭光，披帛遮肩臂，戴項圈，著多褶長裙，跣足，立于雙層覆蓮座上。
　　
    窟的東西兩壁，分別是過去世燃燈佛和未來世彌勒佛立像，左右各二菩薩侍立，格局形象基本相同。
　　
    一號窟造像組合與藝術表現，與龍門賓陽中洞十分相似，堪稱賓陽中洞的縮小簡化版。”原龍門石窟研究所名譽所長、美術史論家宮大中道。
　　
  專家的這個評價是很高的。賓陽中洞是龍門石窟繼古陽洞之后開鑿的第二個大窟，作為北魏皇家石窟，它是宣武帝為孝文帝、文昭皇太后“追福”所建，雕作完整、富麗堂皇，是藝術杰作。
　　
    一號窟窟頂，為蓮花寶蓋藻井，寶蓋中心是蓮花，外繞四身飛天，皆頭戴寶冠，披帛飄揚，手捧供物，雙腿后曲，雙腳裹在衣裙內。飛天之外，是在空中流動的鮮花與彩云，最外是蓮瓣、流蘇環繞。
　　
   一號
    窟還有四段數百字的題記，透露出豐富的歷史文化信息，其魏碑書體雄健峻拔，古拙質樸。
　　
    溫玉成，佛教考古專家、原洛陽龍門石窟研究所所長。1984年，他第一次進一號窟調查時，發現一號窟內有0.5米~0.9米厚的淤沙，清理淤沙時，出土了唐代“開元通寶”銅錢一枚，宋元間瓷碗瓷盤各一只。“作為一項水文資料，一號窟內的淤沙很值得注意，它似乎表明：宋元以后，有一次黃河洪水水位高于調查時（1984年8月28日）水位約七米。淤沙中混有石塊，證明這些淤沙不完全是風吹進來的。”溫玉成在《考察報告》中寫道。
　　
    這次進窟考察，溫玉成還發現一號窟內有“比丘惠生”銘刻。他猜想，此惠生是不是西域取經的“崇立比丘惠生”？若是同一人，這個銘刻就太重要了。
　　
    北魏洛陽佛事大盛，有佛寺500余所，派別眾多，各自解釋經典。在這種背景下，胡太后令崇立寺和尚惠生與宗教官員宋云前去西域取經。他們從518年至521年，歷經磨難抵達印度，取回佛典170部，都是大乘佛教重要典籍。
　　
    此行促進了佛教昌盛，途經多國，還宣傳了中原文化，促進了內地與西域各少數民族友好交往，增進了中國與中亞、南亞各國的文化交流。
　　
    惠生取經，是518年~521年。一號窟開鑿，是525年~528年。惠生在西沃留有銘刻，是因為他的取經影響了西沃石窟的開鑿？還是惠生曾踏足此處留下說法？這些，都是猜想。
　　
    溫玉成在西沃石窟未找到更多與“惠生”相關的遺跡，表示“有待進一步研究”。
　　
    一號窟西側即是二號窟，又叫一佛二弟子四菩薩像龕。它是一方形龕，高寬均為96厘米，進深74厘米，龕內平面呈現長方形。南壁一壇，與上方帷幕構成帷幕龕，二號窟變成一個龕內龕。
　　
    龕內龕中，釋迦佛著雙領下垂式袈裟，結跏趺坐于壇上方座，頭手皆殘。二弟子立侍，圓形頭光，著雙領下垂式袈裟，雙手合十。再外左右四菩薩立侍，手持法器，披帛著裙。大小七尊雕像，皆近于圓雕。窟頂浮雕二蓮花藻井。
　　
    二號窟同樣有造像題記和供養人像，雕造手法為通身浮雕，輔以陰線造型，形象生動。
　　
    “二號窟，一佛二弟子四菩薩合為一鋪的造像組合，在中原地區北魏造像中，尚不多見。”宮大中道。
　　
    石窟造像盡顯世俗化格調
　　
    北魏洛陽，上至宮廷貴族，下至山野黎庶，無不熱衷佛事。據洛陽水泉石窟摩崖題記記載，至明帝時，單洛陽周邊五縣內，“合大小像三萬八千一十六區，佛經一千卷”。數量巨大的造像，把石刻藝術推向新高峰，體現出以漢文化精神為核心，兼容外來文化因素的時代審美特征，集中表現出大氣、精美、敦厚、兼容美學風范，學術界稱“龍門風格”。
　　
    從文化內涵上講，龍門風格是漢文化融合外來文化后，表現的一種以我為主的審美意識；從范圍上講，涵蓋北魏洛陽地區，包括西沃石窟在內的所有佛教石刻作品。
　　
    洛陽一帶，北魏時期出現諸多義邑窟，其中“西沃石窟造像以中國化、世俗化的格調和純熟洗練的手法，代表了民間造像所取得的新成就。有力地證明了此期佛教石窟藝術已徹底完成了漢化過程，其洞窟題記總結了時代造像的一般審美特征，為確認北魏末年石刻藝術形式，提供了年代學上的依據。”
　　
    一號窟題記中有段話：“……名匠造石窟一區，建功孝昌之始，郊就建義之初，容相超奇，四八盡俱，菩薩森然而侍立，諸天飛騰而滿跡，觀之者不覺玄光西移，鑒之者曦影以慕。”形象闡釋了佛教造像的形制、藝術要求和審美理想，包含著豐富的文化內涵。
　　
    “用一連串生動語言指代幾個重要的美學概念，把藝術創作與藝術欣賞過程準確地敘述出來，在洛陽北魏石窟造像中還是第一次發現。”洛陽理工學院教授賀玉萍分析。
　　
    一號窟是王進達主持開鑿的。在題記中，他對石窟藝術成就有著精當總結，提出了具有普遍意義的美學概念，也證明他有較高的審美水平。
　　
    建石窟，好工匠要通過高超技巧描畫出玄妙美好之相，產生“大千懷道慕之悲，群生銜莫曉之慮”的美學效果。好工匠，會在通行的石窟造像儀范基礎上，在表意上下功夫，以線條刀法變化，傳達意蘊。
　　名匠，當年極受歡迎。西沃石窟提到“將揂名匠，軺辟直采芳”，描繪了邀約名匠的情景。同一時期修造的宜陽虎頭寺石窟，也專門提到虎頭寺是由“名匠孟僧密”雕鑿，這是它的一個賣點。
　　
    西沃石窟在名匠手下，所有的雕像都煥發了生命力。石窟的菩薩、弟子、供養人造像中，嘴角均有一種神秘的微笑，這種微笑帶有宗教式的不可捉摸意味，使得原本肅穆莊嚴的氛圍，有了一種人性光輝的流動。細看這種微笑，嘴角線條并不平衡，一側刀刻較深，與臉頰輪廓線相接，一側較淺且上挑弧度小。這輕輕淡淡的微笑，如一線流光，穿越千年歲月，把石窟照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