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應觀，俗稱“廟宮”，位于河南省武陟縣城東南13公里處的嘉應觀鄉二鋪營村。始建于清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是雍正皇帝為紀念在武陟筑壩堵口、祭祀河神、封賞治河功臣而修建的，集宮、廟、衙三位一體的清代官式建筑群，被稱之為“萬里黃河第一觀”。嘉應觀作為中國治黃歷史上的一個標志性建筑，包含著豐富的歷史經驗和文化色彩，也產生了許多領先于當時的理論結晶，給現代治黃事業帶來了諸多啟示，特別是其文化影響力，進一步充實了黃河文化內涵。       
       
    神龍文化。神龍是智慧、勇敢、吉祥、尊貴的象征。嘉應觀陳列的神龍史料中，有首創龍圖騰的太昊伏羲，有用龍作為部落圖騰的黃帝。“中華第一龍”蚌龍和二里頭“中國龍”等在嘉應觀也有圖文介紹。嘉應觀銅制御碑上有雍正親書的“特命河臣于武陟建造淮黃諸河龍王廟。”但是觀中的主要神靈不是通常的龍王，而是在民間被廣泛崇信著的各位大王、將軍。這是因為從明清兩代起，民間黃河水神的形象，與官方龍王一統天下的形象有了很大差別。在沿河居民、漁民、船工、治河官員與河工中，普遍崇信由治水有功的官員和河兵轉變為河神的大王與將軍。清朝末年成書的《敕封大王將軍紀略》對各位大王、將軍有詳細記載，而嘉應觀因此成為保存歷史信息、研究黃河水神的標本和活化石。       
        
    傳說中最早的黃河水神是河伯，而《河伯授圖》的傳說表明了河伯與大禹的傳承關系。嘉應觀最高的建筑是禹王閣，閣內塑禹王鎖蛟像，站在閣上就可以看到茫茫黃河。中大殿主供的是御封四家大王，即金龍四大王謝緒、黃大王黃守才、朱大王朱之錫、栗大王栗毓美。金龍四大王謝緒本與黃河沒有多少關系，因朱元璋的大力推崇使其成為黃河中最有地位的一位神靈。東西配殿內所供奉的十位龍王，有的有大王的封號，有的卻只是歷史上治河的功臣。即：白大王、潘季馴、王景、賈讓、賈魯、宋大王、劉天和、齊蘇勒、嵇曾筠、林則徐。與大王有所區別的是，將軍們生前大半是下層官吏、河兵和平民。具體可以分為三類。第一類是由治河的下層官吏轉化而來。第二類是生前有異常表現的人，第三類將軍的形成，與祭河工程中的人殉大有關系，其中影響最為深遠的是嘉應觀舊時有其塑像的杜（堵）將軍與黨（擋）將軍。       
        
    古人把很多不能理解或解釋的自然現象都歸結于神，認為一切都由神來主宰，把任何事物都當成崇拜對象。這從積極的意義上講，是對自然的尊重與敬畏。在現代社會，人類干擾、控制和征服自然的力量已經大大加強。面對被高科技武裝起來的現代人，自然已然是一個弱者，自然的神秘性和神圣性已經蕩然無存。現代人尊重自然更多體現在親近自然、感激自然，與自然融為一體的基本精神。我們需要做到的是，強化尊重自然，敬畏自然意識，努力實現人水和諧。       
        
    政治文化。

    “河漲河落維系皇冠頂帶，人心泰否關乎大清江山”，康熙皇帝的話道出了黃河與國家穩定的關系。為了把黃河治好，歷史上不少帝王宵衣旰食。清康熙帝非常重視黃河治理，曾以三藩、河務、漕運為三大事，書寫在皇宮的房柱上，六次南巡均到治河工地勘察。雍正皇帝重視黃河治理不讓乃父。康熙末年到雍正元年，黃河在武陟頻頻決口，洪水順地勢北流，為患華北，威脅京津，震驚朝野。雍正一上任首先派出重臣堵復黃河決口，堵口成功后，命人建造嘉應觀。雍正二年河道副總督嵇曾筠常駐嘉應觀，主持河南、山東河務，嘉應觀成為治黃指揮中心，雍正七年移駐濟寧后，彰衛懷河務道仍駐武陟。       
       
    嘉應觀濃縮了中華五千年治河經驗，反映了黃河治理發展的軌跡，折射著黃河歷史發展的脈絡，是中華民族治理黃河的博物館。有學者認為，是黃河把中華民族團結起來了，是黃河讓國家實現一統，并走向富強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人民治黃60年戰勝歷次黃河大洪水、三次大復堤，取得治理黃河的巨大成就證明，黨和國家的重視是治黃事業成功的鍵。          
        
    堵口文化。

    黃河堵口，歷史悠久。古人就成功地創造了立堵、平堵和混合堵技術。堵口風險高，難度大，又不得不做。在長期的堵口過程中，逐步形成了約定成型的堵口習俗和文化。一是堵口前要祭天祭神。西漢瓠子堵口，漢武帝親臨施工現場祭禮，沉白馬、玉璧以求“河伯”的佑助。明、清時期，盛行請“大王”“將軍”。清順治年間封丘荊隆宮堵口，河官們把民工中一個叫黨柱的人封為擋將軍，活生生捆入埽內扔下河去。二是建祠立碑，紀念堵口勝利。特別是社會安定，國力強盛，成功地堵口往往成為當權者樹碑立傳的好機會。“黃河圖說碑”就是明朝劉天和趙皮寨決口后專門刻制的。正是在這種堵口文化影響下，雍正皇帝在武陟堵口及筑堤取得成效后，才下詔書修建嘉應觀，以祭祀河神和這次治河活動，嘉應觀就是黃河堵口文化的一個標本。       
        
    黃河堵口文化象一面鏡子。學習和研究古代黃河堵口，對我們今天的治河工作仍然具有重要意義。近年來，全河上下開展了大規模、群眾性的防洪堵口、堵漏技術研究，并在繼承和創新的基礎上誕生了一大批新技術、新成果。我們有理由相信，隨著新材料、新技術、新工藝在堵口工程研究中的不斷應用，必將會有更多創新成果的出現，使這一古老技術重放光彩，并在確保防洪安全上發揮出更大的作用，為黃河的長治久安做出更大的貢獻。       

    思想文化。嘉應觀紀念的治河人物集中體現了數千年治黃史中，在治黃思想上的紛爭不斷。而治黃思想的論爭在漢代、宋代、明代形成了三個高潮。西漢時期有著名的賈讓三策。

    賈讓三策是上策人工改道，中策分水灌溉，下策加固堤防。賈讓三策將當時治河理論推向了最高峰。東漢影響較大并成功實踐的是王景的“縮短河長”“寬河行洪”的主張。北宋時期最大的爭論是黃河的東流與北流之爭，一方主張回河東流，一方主張讓黃河改道北流，最終提出了“寬立堤防，約攔水勢”的治河主張。但因全面修筑遙堤工程浩大，國力不足，未能實施。明代的潘季馴將治河思想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峰，他提出的“束水攻沙”方案，對后世治河影響較大。清代的靳輔、陳潢等均奉行以水攻沙方略。靳輔、陳潢在理論與實踐上均做出許多貢獻。       
          
    嘉應觀厚重的黃河歷史與文化，傳承著古代治水思想的精髓，為當代治河提供了科學的參照和借鑒。正是以古代治河思想為基礎，李儀祉逐步建立起了中國近代科學的治河思想體系。王化云是新中國治河方略的集大成者。在總結長期治河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李國英提出“維持黃河健康生命”治河全新理念，開歷代治黃方略之先河，也是黃河治理開發與管理長期研究與實踐的結晶。以水為師，人與河流和諧相處恰如一把金鑰匙，開啟了黃河可持續發展的新篇章。       
          
    名人文化。

    嘉應觀不僅是祭祀黃河河神的廟宇，還是紀念表彰歷代治河功臣的場所，從大禹到各位大王，都是歷史上參加治黃建立卓越功勛的功臣，嘉應觀保存了一部完整的、形象化的中國古代治河功臣譜。賈讓、王景和潘季馴代表了治河理論的三個高峰，王景治河后800年安流的卓越成效尤為世人傳頌。“賈魯修黃河，恩多怨亦多，百年千載后，恩在怨消磨”則是后人對賈魯治河的客觀評價，可見其功大于過。明代的宋禮、劉天河和汶上老人白英在嘉應觀都有其事跡記載。清代的河道總督齊蘇勒、嵇曾筠是與武陟黃河堵口、建嘉應觀密切相關的治河人物。雍正皇帝專門下令在嘉應觀西側為其建神祠的陳鵬年，為官清廉、勤于政務，最終累死在武陟堵口工地。以虎門銷煙著名、以“茍利天下生死已，豈因禍福避趨之”為座右銘的林則徐，是我們最為熟悉的人物，但其曾任河道總督和大量治水功績卻不為一般人所了解。       
        
    嘉應觀留下了諸多彪炳史志的治河功臣和治水佳話，始終散發著英雄主義與民族忠魂的神圣光輝，是一部千年治河的英雄譜。大禹的求實負責和奉獻精神，謝緒投江名志的愛國精神，陳鵬年的殫精竭慮，以身殉職的敬業精神，民族英雄林則徐不畏艱險不畏強暴的精神。這些精神匯總起來，就是生生不息、代代相傳，不懼艱難險阻，堅韌不拔，永往直前的民族精神。       
        
    建筑文化。
 
    我國古代建筑在幾千年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獨特的傳統風格，成為世界建筑寶庫中一份珍貴的遺產。河南省有3處保留清代官式建筑的木構建筑群，嘉應觀是其中最早，并忠實保留了清代官式建筑特征1處。因為嘉應觀集宮、廟、衙于一體，建造時仿故宮的布局設計，嚴格按照《工部工程做法規則》建造，特別御碑亭造型獨特，六角重檐，傘形園頂，金黃色琉璃瓦覆頂，酷似清朝皇帝的皇冠。建筑構件和附屬文物巧妙地運用木雕、磚雕、高浮雕、琉璃、鐵鑄、銅鑄等工藝，并融合了圓雕、高浮雕、鏤雕、陰刻等不同技術，件件作品巧妙完美、形象傳神。嘉應觀的“三絕”，一是高4.3米的御碑列全國銅碑之冠。二是大王殿天棚上的65副滿清彩繪龍鳳圖，構圖古樸典雅，色彩鮮艷明快，意蘊深沉幽遠，充分體現了滿清民族的獨特文化氛圍。三是鐘樓上的銅鑄，鐘上鑄著八卦圖，能奏出不同的聲音。       
        
    嘉應觀建筑群就像一部石刻的史書，讓我們重溫祖國的歷史文化，激發起我們的愛國熱情和民族自信心，同時它也是一種可供人觀賞的藝術，給人以美的享受。嘉應觀整體建筑保存與發展的事實，啟示我們要正確處理保護和發展的關系，既要保護舊的，也發展新的。現代化的發展，需要歷史文化、傳統作為基礎。沒有優秀文化和傳統的現代化如同無土之木、無源之水，是不可思議的。我們擁有豐富的歷史文化遺產，將它們完好地保存下來，流傳后世，是社會文明進步的標志，也是我國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內容。       

    宗教文化。嘉應觀作為清代皇帝祭祀黃河水神的道教寺院，相傳首任道長為潤毓道長，有碑記可考的是咸豐至光緒年間任住持王守義。嘉應觀廟碑上精確記載著寺廟土地，收成則是道士們賴以生存的根本。嘉應觀建成后，雍正年五年三月黃河水清兩千里，持續26天，雍正皇帝為此寫下了數千言的《圣世河清普天同慶諭》，并親自撰寫《告河神祭文》命欽差大臣赴嘉應觀祭祀河神，祭文內稱黃河之神為“四瀆稱宗”，使淮黃諸河龍王廟嘉應觀在江瀆廟、淮瀆廟、濟瀆廟之上，成為全國江河神之首。嘉應觀由此成為雍正王朝專門祭祀黃河之神的廟宇。雍正在位13年共4次親撰祭文，命人前來祭祀。乾隆皇帝也曾在嘉應觀御祭河神，并御書“瑞應榮光”匾額給嘉應觀。       
        
    從本質上講，任何宗教的產生都是為了解決人類的心靈問題和生死問題。如果放下所有的成見，以一顆真誠的心去重新審視我們古老的東方文明，去重新傾聽古代先哲們的心聲，你就會發現那是一個別有洞天的寶藏。       
       
    民俗文化。

    嘉應觀作為龍王廟，具備廟會文化的一般特征。如每逢喜慶之日舞龍燈，農歷二月二祭龍王等。但其具有特色的還是與大王、將軍傳說相關的風俗。嘉應觀隆重的廟會一年有兩次，一次在農歷九月十七日，傳說是“金龍四大王”謝緒的生日；一次在農歷臘月十四日，傳說是“黃大王”黃守才的生日。嘉應觀的南跨院原有戲樓，上演安瀾戲是其主要功能。舊時在農歷九月當年防汛工作結束后，由河務部門出資請戲班演三天的安瀾戲，與一般戲不同之處在于，要在戲臺對面設立大王的“神棚”。       
        
    對于這些民俗文化要采取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批判態度，要向健康向上的方面引導，使傳統民俗文化為建設和諧社會服務。發揚優良傳統，揀回民俗文化中閃光的部分，清理那些有害的陋習。從民俗民風、社會心理入手，因勢利導，移風易俗，寓教于樂，入情入理地將黨的方針政策貫徹到民眾中間，使其變為群眾的自覺行動，從而凈化環境，穩定社會。       
        
    黃河寧，天下平，穿越歷史的滄桑與悠遠，實現維持黃河健康生命，讓黃河造福于民，是中華民族一直追求的理想。今天的黃河，是從昨天的黃河演變而來。嘉應觀就像聳立在中國治黃史上的一座豐碑，承前啟后，繼往開來。嘉應觀黃河文化，作為人類直接實踐于黃河治理事業，并逐步形成了人與黃河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相互矛盾的辯證關系，豐富、拓展著黃河水文化的外延和內涵，形成了其獨有的特色和魅力，久遠地放射著奪目的精神光輝。（原標題：萬里黃河第一觀——嘉應觀文化特色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