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著黃河從三門峽市往東北走約15公里就是三門峽水利樞紐，這是新中國第一個大型水利工程。在被風雨侵蝕了半個世紀的大壩上，發(fā)電孔上方刷著的“黃河安瀾”字跡已經難以辨認，隱約可見泄洪孔上方的四個大字--“國泰民安”。
     
    上世紀五十年代，人們對1938年黃河花園口決堤后的慘狀記憶猶新。1952年，毛澤東第一次出京視察就是從徐州沿黃河而上，經開封、鄭州、新鄉(xiāng)等地，沿途考察黃河。離開開封時，毛澤東留下一句話--“要把黃河的事情辦好”，這成為后來治理黃河的號召，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就在這個背景下被提上議事日程。
     
    然而，當1955年中央通過黃河規(guī)劃和修建三門峽水利樞紐的決定之后，圍繞三門峽水利樞紐的爭論就一直沒有停息過。
     
    當時的爭論主要是在相關專家之間，他們的分歧集中在攔沙還是排沙的問題上，這也是水利思想之爭。后人回憶這段歷史時，都把目光放在專家之爭上，而忽略了當時的地方利益之爭。由于修建三門峽水庫要淹沒陜西省大片良田和土地，移民任務最為繁重，陜西省方面從一開始就反對，但是在“全國一盤棋”的思想引導下，最終不得不“舍小家顧大家”。

    三門峽水庫從1960年開始攔沙蓄水不到2年時間，庫區(qū)泥沙淤積就已經相當嚴重，而且渭河的淤積也開始迅速向上游發(fā)展，直接威脅到西安的安全。由此，三門峽水利樞紐經過兩次改建，多次調整運用方式，從攔沙蓄水改為蓄清排渾，水庫水位也不斷降低。但是，2003年渭南一場大洪災又點燃了這個爭議話題，三門峽水利樞紐的運用方式乃至去留問題被重新擺上桌面。
      
     這一次爭議的主角除了被認為受害最大的陜西省和受益較大的河南省之外，還涉及到山西省、山東省和黃河水利委員會，而一個被認為因大壩而興的城市--三門峽，從它產生的那一刻起，與大壩一起，就再也沒有能夠擺脫被追問的命運。這些主角也成為了當下黃河治理困局中博弈各方的典型代表。
      
    今天，2003年的這場爭議已從公開的輿論中消失，而考慮到各方的利益之爭并未解決，圍繞這個大型水利工程的爭論只是暫時被擱置，但從來沒消失。隨著陜西“渭河圖治”的規(guī)劃啟動，包括黃河水權分配在內的黃河治理中的敏感問題，已是一觸即發(fā)。

    黃河變清成泡影
     
    1960年三門峽水利樞紐開始蓄水，攔沙蓄水不到2年時間，庫區(qū)就快淤滿了。從三門峽大壩一直到潼關渭河河口的河床被抬高了，潼關高程上升6米，這對渭河以及關中地區(qū)帶來致命的影響。
     
    三門峽大壩爭議再起：一個城市與黃河流域治理的困局
     
     渭河是一條多泥沙河流，每年輸送到黃河的泥沙量占到黃河含沙量的近1/3。渭河的最大支流涇河含沙量是世界之冠，陜西省水利廳東莊水庫辦公室主任、陜西省水利建設管理局局長雷春榮告訴記者，涇河“平均每方水含沙量146公斤”。
    
    渭河泥沙不能及時排到黃河中，就在河床上不斷淤積，從渭南一直淤到西安、咸陽。而1958年在三門峽工程施工現(xiàn)場召開的會議上，周恩來總理明確表示，三門峽工程應該以“確保西安，確保下游”為原則。
    
    對于三門峽水庫蓄水可能導致渭河淤積的狀況，修建時并非沒有考慮過。1958年6月水利電力部黨組在關于黃河規(guī)劃和三門峽工程問題的報告中曾提到人們的疑問，“三門峽水庫是否會很快淤死？……三門峽的淤積是否會引起渭河的嚴重淤積？渭河的淤積是否會造成嚴重的回水影響？”但是，當時對這些問題的考慮過于樂觀，尤其是對水土保持考慮的過于樂觀。
     
    中國工程院院士、長安大學教授李佩成告訴記者，新中國成立之后，全國上下沉浸在勝利的喜悅中，人們在對待水利工程時也懷著這種情緒。而1957年的大躍進更讓這種情緒空前高漲，在上述水利部的報告中提到，“去冬以來的大躍進形勢，特別是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提出……解決了水土保持的速度問題。”
     
    1957年6月水利部組織的70名專家討論會上，就在“攔沙”與“排沙”之間出現(xiàn)分歧，但最終，主張“攔沙”的聲音壓倒了少數(shù)主張“排沙”的聲音。
      
    但短時間內出現(xiàn)的嚴重淤積情況，使得打算通過攔沙蓄水使黃河變清的希望變成泡影。潼關高程抬高，在渭河河口形成“攔門沙”，使得渭河淤積迅速向上游延伸，直接威脅到西安、咸陽工業(yè)基地。1962年3月，國務院決定將三門峽水庫的運用方式由“蓄水攔沙”改為低水位“滯洪排沙”，水位由一度最高的332米降到防凌蓄水最高水位不超過326米。（原標題：三門峽大壩爭議再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