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時期的著名政治家、軍事家諸葛亮在其《出師表》中曾經(jīng)這樣寫道:“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陽,茍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
至今,河南南陽臥龍崗上還遺留著當年諸葛亮居住、讀書、會客、與劉備暢談天下大勢時的“草廬”,躬耕的隴畝和澆水時用的水井,散步時的小橋、流水,滿腔抱負不得施展時常抱膝長吟的抱膝處和長吟亭等歷史遺跡。劉備三顧茅廬,使諸葛亮深受感動,應邀出山,輔佐劉備,大展才華,“鞠躬盡瘁,死而后已”。諸葛亮去世后,人們在其隱居地臥龍崗上修建了武侯祠,作為永久的紀念。南宋抗金名將岳飛,在戰(zhàn)爭年代路過南陽,夜宿臥龍崗,感念諸葛亮的業(yè)績和精神,夜不能寐,揮毫疾書,用行草寫下了諸葛亮的《出師表》和《后出師表》,并用狂草寫下“還我河山”四個大字,以示抗金決心。
20世紀50年代,時任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的胡耀邦,到南陽地區(qū)調查研究。工作之余,胡耀邦登上仰慕已久的南陽臥龍崗,看到了武侯祠大殿上高懸著的兩副名聯(lián)。
第一副對聯(lián):
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zhàn),
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后來治蜀要深思。
這副對聯(lián)評價了諸葛亮一生的功過得失,上聯(lián)認為其善于通過“思想政治工作”達到《孫子兵法》中所闡述的“不戰(zhàn)而屈人之兵”的效果;下聯(lián)則認為其在蜀國建立以后,沒有很好地研究和判斷蜀國當時面臨的政治、軍事、經(jīng)濟形勢,正是由于對天下大勢判斷失誤,總的路線錯了,所以在治理蜀國的過程中,無論具體的治國方略是寬是嚴都無濟于事。政略錯誤,戰(zhàn)略無法挽回;戰(zhàn)略錯誤,戰(zhàn)術無法挽回;戰(zhàn)術錯誤,戰(zhàn)斗無法挽回。政略錯誤是根本性錯誤,具體的治國方法是挽回不了的。
胡耀邦讀罷這副對聯(lián)后,不禁連連贊揚:“寫得好!寫得好!”
第二副對聯(lián)為清朝南陽知府襄陽人顧嘉衡所書:
心在朝廷原無論先主后主,
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陽南陽。
自古以來,由于諸葛亮名揚天下,南陽和襄陽一直為諸葛亮出山襄助劉備以前,究竟是在河南南陽隱居還是在湖北襄陽(今襄樊市)隱居,而爭論不休。
南陽人認為,東漢時期的南陽,北接河洛,西通長安,東控中原,南瞰荊楚,交通便利,四通八達,物產(chǎn)豐富,民風淳樸,歷史悠久,文風昌盛,底蘊深厚。更兼南陽是東漢開國皇帝劉秀發(fā)跡的地方,“民間所傳二十八宿即劉秀的二十八個主要將領大多在南陽一帶”,因此南陽在東漢時被稱為“南都”、“帝鄉(xiāng)”。中國古代歷來有“大隱隱于朝,中隱隱于市,小隱隱于郊”之說,意為凡隱居者,隱居是假,在隱居中等于時機,等待“上面”的召喚才是真。因此,諸葛亮只有隱居南陽,才有可能身在南陽心在朝廷,胸懷中原,放眼天下。更何況,諸葛亮自己在《出師表》中親筆所述:“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陽,茍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南陽臥龍崗,即為諸葛亮隱居此地而得名。
襄陽人則認為,襄陽“古隆中”的地理地貌,更適合諸葛亮隱居林泉的需要。諸葛亮會見劉備時有名的“隆中對”,就發(fā)生在襄陽“古隆中”這個地方。“古隆中”對面有一座山,在云霧繚繞時像盤踞著的一條臥龍,諸葛亮號稱“臥龍”即因此山而得名。而且,襄陽“古隆中”歸棗陽縣管轄,歷史上棗陽縣屬于南陽郡,所以諸葛亮說“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陽”實為襄陽的棗陽縣。但南陽學者查閱漢代行政區(qū)劃,南陽郡的管轄范圍不到襄陽的“古隆中”。
千百年來,究竟諸葛亮“躬耕南陽”還是“躬耕襄陽”;究竟諸葛亮隱居的地方是河南南陽西郊臥龍崗,還是湖北襄陽郊區(qū)的“古隆中”?南陽、襄陽各執(zhí)一詞,無法統(tǒng)一。
顧嘉衡是襄陽人,同時又是南陽知府,同意“襄陽說”會得罪南陽人,官位難保;同意“南陽說”會得罪襄陽人,數(shù)典忘祖。當然,更主要的是顧嘉衡熟悉諸葛亮的志向抱負、人格風范和歷史貢獻。因此,當他在擔任南陽知府期間,揮毫為南陽臥龍崗上的武侯祠寫下了千古不朽的名聯(lián)——“心在朝廷原無論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辨襄陽南陽”。
胡耀邦對顧嘉衡的這副名聯(lián)早已心向往之。在南陽臥龍崗上見到顧嘉衡的真跡后,他興奮不已,時而輕聲細讀,時而大聲朗誦,悉心體會,精心揣摩,七步之內(nèi),脫口而出:
心在人民原無論大事小事,
利歸天下何必爭多得少得。
胡耀邦的這副對聯(lián)樸實無華,立意高遠,感情真摯,擲地有聲,受到隨行人員的一致稱贊。傳開以后,在廣大干部群眾中得到廣泛傳誦,成為臥龍崗上的一段佳話。
言為心聲。縱觀胡耀邦的一生,他用自己的思想和實踐,在中國共產(chǎn)黨的歷史上寫下了永垂青史的篇章,這就是:“心在人民原無論大事小事,利歸天下何必爭多得少得。”【原標題:胡耀邦南陽臥龍崗上題名聯(liá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