竊以為，評價袁世凱應(yīng)有兩個承認:

    第一，承認他是一個有政治抱負的人物。這種政治抱負是全局的，不是局部的，也就是說他決不甘心只割據(jù)一方而是試圖號令全國。承認這一點的目的是將其同那些目光短淺的土霸王區(qū)分開來，他是獨裁者但非嗜權(quán)者。兩者有著不同的局量，前者是登上頂峰后的守成，回顧古今中外之歷史，獨裁并不必然造成反動，獨裁是相對于民主的反動，而民主的實現(xiàn)有時卻需要獨裁之腹的孕育；后者只是貪圖富貴的既得利益者，他們把權(quán)力當作牟取利益的工具，只想收，不肯放，在政治上缺乏進取性和開拓性，既或有，也只是提高地位和擴大地盤上的進取和開拓。

    在那個改天換日的時代，一個僅靠投機附勢而鉆營的政客，是不可能得到各派政治力量的普遍接受踐履元首大位并保持有力統(tǒng)治的。不要小看袁世凱，即便稱其為野心家，他也是大野心家，唯有承認他的“大”，才能更準確地認識他在當時的影響力，也才能更通達地理解孫、黃、梁、蔡等人對他的態(tài)度；同時，也有助于正確理解下面這個問題。

    第二，承認他的稱帝是反動行為。這種反動不僅是相對于民主而言的，更是有害于國家和民族的（這個“國家”的概念不是政治意義上的而是地緣意義上的）。有人問:為什么袁世凱稱帝不對，中國就不能實行像英、日等國那樣的君主立憲制？君主立憲固然不錯，可是要知道，予權(quán)易，奪權(quán)難，這種君王無實權(quán)的君主立憲制都是用鮮血換來的。在英國，《權(quán)利法案》的背后是克倫威爾割下查理一世那不可一世的頭顱和一場光榮革命；在日本，裕仁也是在老美的脅迫下才不得不退到幕后的，不服從的話恐怕日本連所謂天皇都已不存在了，而這更是以亞洲各國數(shù)千萬人的生命為代價的。

    一個手握軍權(quán)、在總統(tǒng)任上尚且能夠操弄國會修改約法搞終身制的袁世凱，一旦登上皇位，怎么可能接受統(tǒng)而不治的虛君制？制衡力量的缺失是顯而易見的，在這種情況下，帝制的到來即意味著國家又將回到皇權(quán)至大的時代。與前清不同者，只是皇帝種族的差異，而這決不是中國落后的癥結(jié)。當時的中國需要統(tǒng)一、穩(wěn)定，需要強有力的中央政權(quán)，但并不需要一個凌駕于國家、人民、法律之上，權(quán)力不受任何節(jié)制的皇帝。中國不能再重蹈因威權(quán)私有化導(dǎo)致發(fā)展受阻、敗敝叢生的覆轍。這是護國運動必要性和正義性存在的根源。

    一個人涉足政壇不外兩個目的，或為效力國家，或為爭取地位。歷史上有很多人是堅守一邊的，較易于后人做出道德評判。也有很多人二者兼顧，既努力建功立業(yè)又著意培植人脈，既有國家大局又有私己盤算，既能夠為國出力又注意保存實力，這就難免會暴露投機心理，袁世凱便是其中之一。

    不可否認，清末時的袁世凱在內(nèi)政、外交、軍事、教育諸方面均有建樹，漠視甚至抹殺這些有失平允；但若據(jù)此便論定他是愛國有為的政治家，也過于草率。須知，那是他的必經(jīng)之路。類似這樣的歷史人物不勝枚舉——王莽、嚴嵩、和珅……，對他們當然不妨做出道德評判，但從學(xué)術(shù)的角度說，其功與罪、是與非都是平行并列的，不可能互相抵消，袁世凱亦然。

    這并不是說要取消標準、模糊是非。我以為，要認識一個政治人物（政治集團）的本質(zhì)，其奮斗過程和斗爭手段固然不可忽視，但更重要的是看他（他們）在取得權(quán)力（政權(quán)）之后的表現(xiàn)。袁世凱的獨裁專權(quán)以至稱帝，既有他個人的愿望，也是他所代表的利益集團的需要。套用前央視名嘴黃君的一句名言:他不是一個人！

    這股勢力包括舊官僚、舊軍人、舊知識分子，他們有根深蒂固的君權(quán)思想，他們不一定拒絕民主，但卻相信中國需要已經(jīng)維持兩千年的皇權(quán)道統(tǒng)作為向心力和凝聚力。袁世凱不是一個固執(zhí)而極端的保皇派，在政治主張上他屬于中間派，這也是各方均能接受他的一個因素，他決不排斥皇權(quán)，更不會排斥由他親自踐祚。洪憲帝制便是他們進行的一次嘗試。民主革命在驟然成功之后出現(xiàn)反復(fù)，是一種必然，或者可以說是一種規(guī)律，英法之民主革命便是有力的佐證。歷史證明，袁世凱及其所代表的政治勢力終究是落后的，很快便被時代大潮沙汰了。

    在我看來，袁世凱有一些實績，但難稱有功于國——無論是大清帝國還是中華民國。論慷慨赴難，他難比曾國藩；論開疆拓土，他遠遜左宗棠；論忠公體國，他不及李鴻章。雖為清廷貢獻了一支北洋新軍，但這支軍隊既未能挽救搖搖欲墜的朝廷，也沒有成為革故鼎新的進步力量，只不過是袁世凱個人用以威逼要挾討價還價的政治籌碼。國家軍隊實際上被私人化，而這也成為這支軍隊日后不斷分裂頹敗以至墮落為一支對內(nèi)鎮(zhèn)壓自戕、對外妥協(xié)退避的“老爺軍”的肇始。

    民初著名記者黃遠庸曾這樣評價袁世凱:“袁總統(tǒng)之為人，意志鎮(zhèn)靜，能御變故，其長一也；經(jīng)驗豐富，周悉情偽，其長二也；見識閎遠，有容納之量，其長三也；強干奮發(fā)，勤于治事，其長四也；拔攫材能，常有破格之舉，能盡其死力，其長五也。有此五長，而乃善日少而惡日多者，一由智識之不能與新社會相接，一由公心太少，而自挾植勢力之意太多。綜言之，則新智識與道德之不備而已，故不能利用其長于極善之域，而反以濟惡。既自顧手執(zhí)政權(quán)者十余年，天下之大、變故之繁，無不為其牢籠而宰御，則益驕視一切，以為天下事不過如此。于是其手段日以老辣，其執(zhí)行益以勇往，乃至舉中國之人物為供奔走，盡中國國家之所有，供其政治演劇之材料。某今敢斷言于此，長此不變以終古，袁總統(tǒng)者，在世界歷史上，雖永不失為中國怪杰之資格，而在吾民國歷史上，終將為亡國之罪魁。”

    值得強調(diào)的是，此“斷言”作于民國元年。多么睿智的知識分子！而敢于寫出如此剴切又大膽的言論的黃君遠庸，這個曾警告過袁世凱，警告過國民黨，警告過進步黨的黃君遠庸，未曾見殺于袁總統(tǒng)，卻被按手模向某人效忠的中華革命黨人刺死在舊金山。不過，這是題外話了。

（原標題：世界之人杰 中國之罪人——袁世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