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在中國近代歷史上，是有名的反面形象，白臉。不過，跟那些歷史上同樣的反面形象昏君奸臣不同，他的臉之所以變白，并不是因為他有多么昏暴，挖了忠良的心肝下酒，寵了多少心腸特壞的女人，或者是說了什么我死之后管他洪水滔天之類的渾話。僅僅是因為他要當皇帝，準備了洪憲帝制以及兩套龍袍，逼前清的小皇帝溥儀讓出了三大殿，預備登基。換言之，袁世凱之所以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主要是因為他開歷史的倒車，跟長期以來人們公認的進化論開玩笑，違反了歷史進步的直線行進律。

   由此，袁世凱皇帝夢的破滅，成全了歷史進化論，沒有讓政治的現代性的進程倒退，也造就了一個經久不衰的神話:即，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深入人心，復辟和倒退注定要失敗。

    然而，袁世凱成全了進化論，但歷史卻并不如此寬宏，多少年之后，至少某些明眼人突然發現，即使在21世紀的今天，被辛亥革命趕下臺的皇帝，也并沒有真的從人們心中消失，于是忙著回過頭來看歷史，一時間，有關袁世凱和孫中山的話題又熱了起來，連一向熱中于炮制皇帝戲的電視界，也推出了《走向共和》，讓孫、袁這對冤家大放其電。美籍華人學者唐德剛的新作《袁氏當國》在國內出版，應該也是回應有心人回頭看的一個不小的熱鬧。

    我最早接觸唐德剛的文字，還是在1980年代的初期，湊巧在一本所謂內部出版的《胡適哲學思想資料選》里，看到有唐編輯的胡適口述史。說實在的，那口述史正文其實平平，了無勝意，倒是唐德剛那夾敘夾議的注釋，很是引人入勝。唐氏的文字不惟老辣，而且透著過來人似的透徹，如老吏斷獄，往往一語揭破謎局。可惜的是，眼下擺在我案頭的這本唐氏的新作，卻如放了太多年頭的臘肉，雖然還是臘肉，少了一點應有的風味。

    可以看得出，作者對袁世凱和孫中山都懷有歷史學家特有的溫情，立腳處也相當中立，沒有國共人士所特有的立場。不過，可能是作者只是將一些隨手的札記連綴成篇，深度的思考不足；也許是當年過多的口述史的整理，不經意間被傳主的意見所左右，總之，《袁氏當國》只有片段的精彩，比如關于二十一條的交涉，關于當年民國政府顧問古德諾，關于國民黨“二次革命”等等，都還找到唐氏當年文字的風韻，尤其說到民國北洋時期辦外交的“專業人士”何以成了不倒翁的那段文字，真是愛煞個人。然而，通篇看去，這樣的文字在全書中并不多見，相反，我們在書中看到了不少的游移，不少的武斷，甚至還有一些摻雜著大路貨資料的老生常談。

    袁世凱復辟是一出悲劇，正因為這出悲劇，中國陷入了幾十年的軍閥混戰。考究其原因，唐氏沒有像西方著作那樣直接點明，但事實上列出兩大理由，一是制度設計的捍格與制度與人的沖突，二是袁世凱本人思想境界之舊。此論固然突破了過去僅僅在袁氏個人品質道德上轉、圍繞著“皇帝夢”三字做文章的窠臼，但依然有說不清道不明的嫌疑。

    先說制度問題。辛亥革命一開始建立的政權性質是美國式的總統制，總統直接領導內閣。這是當時中國先進分子的共識，認為美國制度是最先進的，而中國學西方就要“法乎其上”，所以，一上手就是大總統云云，中國的華盛頓云云。然而，待將政權交給袁世凱之際，為了牽制這個梟雄，同是這些先進分子控制的臨時參議院又將美國式的總統制改成內閣制（實際上法國式的半總統制），總統和內閣之間，加了個總理，由總理負責領導內閣。唐氏由此得出結論，認為這種制度轉換，是革命黨人想要“虛君”，而袁世凱根本不想做虛君，“政治矛盾要用槍桿解決，民國因此逐漸變成軍閥的天下了。”

    不錯，當時的革命黨人，的確在制度設計上欠考慮，他們一方面對西方制度有著近乎神圣的迷信，像當時的名記者黃遠庸說的那樣，幻想著只要民主共和的旗幟掛在城頭，中國就可以立馬改變了模樣。但是另一方面，他們又缺乏對民主制度的虔信，只是把這種制度當成工具，甚至看成可以和中國古老的權力技術嫁接起來的工具。

    所以，怪事就出來了:以徹底地學習西方的旗幟下的革命政府，不僅隨意地以政府法令的方式侵奪公民權利（比如剪辮），而且可以在旬月之內，隨意改變政體。然而，革命黨人的錯誤并不足以導致袁氏最終的帝制自為，跟后來的軍閥混戰更是沒有直接的關系。唐德剛先生不是考證過了嗎？宋教仁被刺案最終并沒有跟袁世凱的直接聯系，袁跟宋案的關系更可能像后來的蔣經國跟江南案的關系一樣，是手下過于忠實之徒將馬屁拍到馬腿上的結果。

    而國民黨的“二次革命”，不也是革命黨人自己先打的第一槍，而且連蔡鍔都對此表示聲討嗎（實際上許多革命黨人也對此不以為然，三督之中，廣東的胡漢民和湖南的譚延闿實際上都是被迫參加的）？是國*民*黨人自己破壞了宋案法律解決的可能，既然如此，袁世凱有必要跟革命黨人一般見識，毀掉自己的合法性基礎嗎？事實上，第一屆國會選舉國民黨的大勝，很難說一定刺激和威脅到了袁世凱的地位。因為我們看到當時大權在握的袁世凱，對于國會選舉，并沒有動用他的行政和軍事資源進行干預，一任國民黨高歌猛進（事實上，這種干預在那個年代是非常容易的，后來的段祺瑞在資源遠不如袁世凱的情況下，還成功地操縱了一次國會選舉[安福國會]），而且，就當時而言，連宋教仁自己也清楚，就算是由國*民*黨組閣，當時的政體也是法國式的半總統制，總統依然是強勢，大選的勝利，距離威脅袁大總統的寶座還遠著呢。

    更何況，當時的國*民*黨諸巨頭孫、黃、宋等人，或者沉迷于修20萬公里鐵路，或者沉迷于憲政，頭腦里有沒有奪*權的概念都很難說。退一萬步說，就是算是國*民*黨的“搶班奪權”行為刺激了袁世凱，那么經過一系列成功的政治和軍事運作，袁世凱不僅消弭了國*民*黨的勢力，也消滅了原來對他的種種制度上的限制，甚至成功地贏得了輿論的同情，有什么必要非要一步步走到帝制的火爐上呢？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當最終袁世凱帝制自為的時候，他已經成了事實上的皇帝，不僅是終身總統，而且還可以傳子（指定下屆總統），就算袁世凱是個超級的野心家，皇帝的名位對他真的就那么重要嗎？富有政治經驗、老于世故的他，難道看不出這里的政治風險嗎？為了一個虛名而去冒險，像個“當代曹操”的作為嗎？

    當然，對此，唐氏還有另外一種解釋，那就是袁世凱的思想舊，滿腦子都是中國傳統的統治術。這一點，相信熟讀《資治通鑒》的唐德剛先生，特別有感覺。的確，袁世凱的所作所為，怎么看都有古代權術的影子，唱了很多看似高明的老調子，玩了些許其實并不高明的小伎倆。唐德剛采訪過的顧維鈞（當時做過袁世凱的英文秘書）也認為，袁世凱根本沒有對民主制度的基本信仰。當然，袁世凱從教育背景來看，的確比孫中山要舊些，但這個背景的差異，并不意味著袁世凱必然頭腦冬烘，不會贊同向西方學習。唐氏自己也說，在清末新政的時候，袁世凱是個相當新的人物。

    其實，當時的袁世凱豈止“新”，他可以說是新政的關鍵，新政以全面學習西方為目標的改革，在軍事、警察、郵政、司法、行政和教育等諸方面，都有他至關重要的作用，事實上，當時的他，甚至跟立憲派也有密切的聯系，清朝的預備立憲，如果沒有他這樣的重臣推動，肯定不會那么快。從那時起，他的夾袋中就已經儲備了一干受過西方教育的人才，其學識和對西方政治的認識，并不遜于革命黨人。退一步，如果非要說袁世凱思想舊，那么二次革命失敗后的孫中山舊不舊呢？當時的袁世凱不過是在抓權攬權集權，但民國的各項改革比如司法、行政、警務、稅收等等仍然在一板一眼地進行，絕不含糊。

    可孫中山卻執意要將一個原本已經很有西方政黨色彩的國民黨，改造成幫會式的中華革命黨，所有黨員分出等級，都要對他絕對效忠，還要打指模宣誓。這一套，唐氏說是來自基督教的儀式，錯了，那是孫中山當年在檀香山致公堂（洪門）做洪棍時學來的，不信，可以查查洪門的《海底》。唐德剛先生說此時的孫袁是一枚硬幣的兩面，還是不對，其實是一面，只是孫中山走得更遠，一頭扎到極端專制的黑社會去了。

    無論古今中外，凡是一個國家大的政治舉措和制度的變革，背后必有當局者對情勢的考量，主觀的因素往往只起次要的作用。晚清以降，由湘淮軍興起導致的地方主義愈演愈烈，政治格局上的朝小野大，內輕外重，地方勢力坐大的局面已非一日。辛亥革命之所以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西太后去世后朝廷的滿族新貴，不惟成立皇族內閣，開罪了立憲派，還貿然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強中央集權，削弱地方勢力，結果得罪了包括袁世凱在內的地方勢力，導致眾叛親離的結果。群龍無首的武昌起義革命士兵，只是在恰當的時機，點著了本該燃燒的干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