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少奇 楊尚昆     
        
    1937年5月，我參加了蘇區黨代會。蘇區黨代會后的白區工作會議，我只參加了兩次。那時，少奇同志有一封信，是談我們黨的歷史上一直“左”傾的問題。開完蘇區黨代會，就座談這封信，我參加了兩次。會是在陳云同志的窯洞開的，毛主席他們都到了。中心問題是討論少奇那封信，討論北方局的工作。蘇區黨代會時，還沒有估計到敵人會這么快進攻。在開會時，已決定我去北方局工作，所以參加過這兩次會，我就回到云陽交待工作。這兩次會中有一次就談到了薄一波同志他們的問題，說有一些同志關在北平，少奇建議中央盡快把他們保出來。主席問，有哪些人？他說有薄一波等人。我第一次知道薄一波等人的事，就是在那次會上。“文化大革命”中追問我，說你怎么知道這件事的？我說是在這個會上。他們問，會議誰是頭？我說第一個是毛主席。他們說不準講，不準講那就不講，其他人可以講，如張聞天等人。
      
    6月底，我到了云陽，少奇要等開完會在云陽和我會合，那時已經定了讓我離開軍隊。到了云陽不久，我正在交待工作，就發生了七七事變。我們天天聽中央社的廣播，很著急，希望少奇同志趕快來。恰恰遇到大雨，公路不通。我記得是7月20日左右，少奇同志才一段一段地“爬”出了延安。所謂一段一段，是延安派幾個車，西安派幾個車。中間還走了一段，因為那時公路壞透了。 
      
    到云陽住了兩天，我就同他一起到西安。那時，北方局還有不少人在北平，有林楓（當時給少奇當秘書），還有參加一二·九運動的同志，如李昌、蔣南翔等人。除了北方局的同志，還有鄧大姐在北平西山養病，化名李知凡太太。所以組織上決定要我一個人到北平，給了我一個地址，一箱子法幣，讓我找到林楓，帶著他們撤退。我對北平根本不熟，就叫張蘇送我。張蘇當時是北方局同中央的政治交通。他那時在陜西省政府杜斌丞那里當一個不大不小的官。我去北平，少奇在西安等我。但我在7月23、4號走到保定就沒法過去了。敵人大轟炸，長辛店的橋也炸斷了，遍地是傷兵。沒地方走了，只有回西安。這是7月底、8月初。 北平沒有聯系上，林楓那時決定北方局撤退，經過天津、青島到臨汾，有的就到了太原。我聽說在“文革”中，有人說林楓沒得到中央同意就把北方局撤退了，是一條大罪狀。也來問過我，我說，中央決定他們撤退，要我去通知沒有通知到，林楓自己走了也不能說他非組織。
       
    實際上，鄧大姐通過斯諾的關系早就走了。 我這個任務沒完成，回西安后，北方局決定搬到太原，我大概8月到太原。11月太原失守后，我們就搬到臨汾。那時，是彭雪楓的八路軍辦事處掩護北方局。抗戰沒爆發時，中央就派了一個做閻錫山工作的機關駐太原，是秘密機關。現在彭雪楓不在了，在的還有張震，他給彭雪楓當參謀長，還有在國務院工作的李金德，是譯電員。現在想起來的就這幾個人。那時彭雪楓還沒有結婚。太原失守前，周恩來同志、少奇同志在太原，我也在太原。彭真起初在太原，后決定成立晉察冀分局，他就去晉察冀了。還有朱瑞在太原，他那時是北方局的統戰部長。后來，河南的張軫要辦一個學校，就派他到那里去了，所以朱瑞在新鄉有很多學生。 太原失守，北方局搬到臨汾，在臨汾的帽兒劉村開始辦學校。從那時起，少奇同志一直沒有離開臨汾。所謂辦學校就是辦學兵隊，按少奇的意思，想辦一個抗大分校，因平津、冀南許多知識分子都跑到山西來了。但為了和閻錫山搞統戰，就辦了一個名字很不像樣的八路軍駐臨汾辦事處學兵隊。因為我們一辦抗大分校，閻錫山就一個學生也撈不著了。后來，有很大一部分學生跑到閻錫山的民族革命大學去了。這中間發生了張慕陶事件，就是學生反對托派，把張慕陶轟走了。 學兵隊上課是我去的，少奇在劉村辦了一個黨員訓練班，大概有二三十個人，張瑞華（聶帥夫人）是一個，大概王從吾、馬國瑞他們也住過一段。劉少奇同志那時主要工作是搞黨訓班。我那時公開工作是教學兵隊，文人教游擊戰爭，講得“頭頭是道”。到了一二月份臨汾失守，我們就到了吉縣。那時我們有電臺。中央來電報，叫少奇回延安。他回延安是那時回的，從此后他沒回過山西。他走后，我帶著北方局，有林楓、張友清、王達成，還有李大章等人到呂梁山，搬到了石樓。為什么到石樓呢？紅軍東征時，我在石樓縣的義牒鎮住過一個月。這是一個很大的鎮子，有一些人我認得。那時和各方面的關系都斷了，就搞一個張文昂的決死二縱隊的工作。這期間中央來電要我們同閻紅彥聯系，那時石樓渡口是他守的。中央還有電報說，沒有中央允許不準我們過河。我在那里呆著沒有很多事，就抓到一個張文昂的韓鈞，主要靠韓鈞，我們把張文昂還看作黨外人士。 后來，我好像回過一次延安，向少奇匯報工作。我們約定，北方局實際在延安發號施令，因為我們同其他地區聯系不上，要靠他聯系，特別是對閻錫山的工作。那時，秋林會議還沒有開，薄一波與閻錫山還沒扯破臉，新舊軍也沒扯開。王世英在閻錫山那里有個辦事處，其中還有一個人，是共產黨叛變了的，開始我們不大相信他。他們主要由少奇同志直接指揮。記得那次回延安，我帶了男男女女一二十個學生到組織部，女的有李昌的妻子，還有現在教育部的陶端予。然后我又回到呂梁山，這時一一五師已經分開，陳光旅駐孝義。我也到了孝義，在那里住到下半年，我們就回延安開六中全會。 所以，我記得在太原失守后，少奇沒有離開過山西。離開過一次是回去開會。
       
    洛川會議后，我同少奇、彭真在洪洞縣的馬牧村開過很大的會，傳達洛川會議。但少奇去沒去開洛川會議，我記不清楚了。 六中全會決定北方局搬到太行山去，同八路軍總部在一起。太原失守時，撤退匆匆忙忙，我們駐臨汾，總部在馬牧，后總部上了太行，我們到了黃河邊上，沒有會合。那次會議決定，北方局到太行，少奇不去了，中央代表也不做了。我就同鄧小平同志一起，經西安到洛陽，再到太行。我第一回見到衛立煌，就是這次在洛陽。林楓帶著北方局機關，不過一百多人。那時決定林楓留下當晉西南區黨委書記，后來就合到晉西北去了。陳光旅南下山東，北方局就跟陳光過同蒲路，到太行山。 
      
    我是同少奇一起從延安出來的，他去華中。還有林彪，他去蘇聯治病。我同少奇、小平到洛陽，見過衛立煌，少奇留下來，我同小平過黃河到陽城。陽城那時的軍事負責人是唐天際，地委負責人是聶真。我到太行時，八路軍總部在長治附近。長治是晉東南的中心城市，是戎子和的決死三縱隊的地盤，董天知是三縱隊的政治部主任。戎子和和董天知這時都被我們看作是統戰人物。 這樣，我們到太行，少奇就到了竹溝，到彭雪楓那里去了。我記得是這么個經過，并沒有少奇同志離開臨汾，又回臨汾的事情。 從太原出來后，在臨汾開了一個會，周恩來同志在。“文革”中我在臨汾住了兩年，還去找過周恩來同志住的地方，一個騾馬大店，還在。當時少奇、恩來，好像還有朱瑞，都參加了會。那時恩來帶了電臺，同總部有聯系，北方局同總部沒有直接關系。他們在五臺開了一個華北軍分會會議。
      
    后來不是一個很大的案子嗎？這個會議寫了一本小冊子，同毛主席說的主要是游擊戰爭，但不放棄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是相左的。小冊子怎么說的，我記得不很清楚了。但據我所知，這本小冊子是幾個人討論的，是任弼時同志寫的。毛主席認為這是彭德懷的。這件事，在延安整風，特別是20天的華北座談會時搞得最厲害。但這件事同我們沒關系，我們在太原。起初，少奇、我、朱瑞有一段時間都在胡錫庵家里。他原來是共產黨員，后來在閻錫山那里管兵工廠。他的弟弟就是胡錫奎，那時還不是黨員。后來，我在杜心源家住了幾天，少奇在武新宇家住了幾天，我們分散住了。但我還是在胡錫庵家住的多，開會也在他家里開。八路軍一到山西，我們就搬到成成中學，八路軍辦事處也在這里。這是程子華的母校，很有名，校長劉作富，解放后曾在教育部當副部長。他那時把學生都送到八路軍去了，他也到了延安。成成中學是一個三進的院子，前面是八路軍辦事處，周恩來住中間一進，我和彭真，還有少奇住后面。所謂住，也就是住教室，房子很大，放一張床，正是落難時嘛！這時少奇也是中央代表，恩來經常見到閻錫山、衛立煌，每天回來總要同少奇和我談談情況，但那時我們同軍事沒關系。 
     
    北方局到太原后，中心是犧盟會工作。犧盟會主要是薄一波、韓鈞、牛蔭冠、董天知負責，那時沒有黨組這個名稱，反正是黨員在管事。他們的會，一般少奇參加的多。還有山西工委的張友清，底下還有康永和，他那時在鐵路工作。少奇不太公開出面，只見過一次閻錫山的特務頭子梁化之。他在太原最好的飯店山西大飯店，公開對梁化之講，我們是北方局，是來抗日的，不是來挖墻腳的。以后就沒有同閻錫山有官方的接觸。他那時中心是抓統一戰線工作，我秘密地與山西工委接頭。 慢慢地，我們在太原把河北的關系，就是馬國瑞他們冀南的關系接上了。那時有個交通叫小劉，劉沛之，騎著自行車，山西、河北到處跑。那時在太原沒有其他聯系，主要的是做閻錫山的工作。八路軍一到太原，曾經想把八路軍同山西軍政當局的合作公開化，搞一個統一的東西，搞戰地動員委員會。程子華、鄧小平、續范亭等都在里面工作過。還有閻錫山的親信參加，好像是在汾陽辦公。戰地動員委員會做過不少工作，宣傳抗日，同時擴大紅軍，擴大抗日軍隊。前后大約擴大了六七千人，因為這個組織是閻錫山同意，共產黨與閻錫山共同搞的，動員的新兵不能統統給八路軍，就分了一部分給閻錫山。“文革”中說這是幫助閻錫山擴大隊伍，薄一波就屬于了“內奸”。
      
    這一段時間很短，在這個基礎上成立了新一旅，續范亭當旅長，他是左派。山西有兩幫，晉北幫和晉南幫，閻錫山是晉北幫的，晉南幫都反對閻錫山，續范亭是晉南的。這個人有名就是因為在南京中山陵剖腹自殺，但沒死。 如果概括起來說，當時我們第一是推動閻錫山抗日，第二是發動群眾，運用閻錫山的口號，像“守土抗戰”、“合理負擔”、“有錢出錢”等。很多工作是靠林楓做的，他收羅跑到太原的學生。那時許多人到太原，滿街是學生，其中也有難民。太原當時是中心，因為從北平跑到這里很容易。公開做工作的是彭雪楓。薄一波他們的犧盟會辦了訓練班，各縣也有犧盟會。
    
    八路軍到太原后，彭雪楓就以八路軍駐太原辦事處主任的身份在訓練班講了幾次課，講紅軍的性質，很受歡迎。周恩來對閻錫山的高級將領訓過幾次話，不知訓什么，無非是講抗戰。那時，蔣介石派了黃紹竑閻錫山那里，衛立煌在忻口指揮作戰，后方同閻錫山打交道的是黃紹竑，他下面還有一些人。恩來隔一兩天就要講一次話。這時張慕陶還在閻錫山那里當高參，這個人很壞。他想見恩來，恩來沒有見。有一次，他闖到胡錫庵家里（他同胡也很熟），我們正在開會。他不認得我，也不認得朱瑞，但認得少奇同志。正好是夏天，門口掛了一個竹簾，外面看不見里面，我就迎到竹簾外面，他在上房呆了一會兒走了。見面不好講話啊！ 那時，少奇同志有個比較固定的觀念，就是利用閻錫山舊政權摧毀時，我們要在各縣建立新政權。他寫了一本小冊子，叫《抗日游擊戰爭中各種基本政策問題》，就是講不承認閻錫山政權，改造舊政權，八路軍所到之處要成立自己的政權。后來大家妥協了，認為最好利用犧盟會。以后閻錫山的各縣縣長基本上是犧盟會的特派員，其中百分之八十是中共黨員。八路軍在太行山上吃糧食都是共產黨員縣長“偷”出來的，糧食要交給閻錫山一部分，也“偷”一部分。這當然很不方便。新舊軍事變后，這就沒問題了。
    
    應該說，一波在閻錫山問題上是做得成功的，在閻錫山最懷疑他的時候，最后一次秋林會議他還是參加了，閻錫山拿他也沒有辦法，不能抓他。新軍主力四個縱隊，薄一波的一縱隊是主力。二縱隊韓鈞，三縱隊董天知，四縱雷任民。四個縱隊沒剩下多少人，成器的還是薄一波，他對閻錫山應付得很好，有段時間，大權在他手里。 閻錫山為什么要成立新軍呢？他想通過薄一波這批人把他的軍隊改造一下。少奇那時在太原，對薄一波談，要他們幾個人搞武裝，因為有槍。山西那時招兵很容易，沒有飯吃嘛！很快成立了四個縱隊。八路軍派了一些干部，經我手的有八九個，一波拿走了一大半，大概七個。一縱隊去的人多，大都去當營級干部。北方局到臨汾后，更亂了，河北、山東的關系斷了。所以，少奇一到臨汾，就提出趕快建立交通。那時有個很大的問題，八路軍所到之地，地下黨員應馬上同八路軍結合起來，但有一段沒有結合。
       
    八路軍有電臺，我們沒有，要靠人跑。少奇同志很注意交通，特別是秘密交通。在臨汾時，他就要把北方局同延安的交通建立起來。在他的提議下，北方局的交通局建立起來，局長是鄭士元。 北方局在太行山還在沁縣開過一個擁護蔣委員長抗戰到底的大會，“文革”中這也成了罪狀。但這是中央同意了的，在汪精衛叛變之后，開擁蔣反汪大會。朱總司令也去講話了，不是哪一個人決定的。 后來有人說，少奇主張一切服從、一切經過統一戰線。沒有這回事。在橋兒溝開會時，正是少奇批評這個口號。這個口號版權是王明的。那時毛主席對北方局有點意見，是有一段北方局與長江局關系比較密切，因為交通方便，蔣南翔等人也由北方局分配到南方去了。但后來少奇一直同主席合作得很好，這也就不成問題了。華北工作座談會時批評彭老總，也沒有提這個問題。所以，那時也有一點疙瘩的，各有各的處境嘛！“文革”中我被放逐到臨汾，還到帽兒劉村看了看，變了樣了。那時是一個很大的村子，北方局住在這里，彭雪楓也住在這里，學兵隊整個在這里。學兵隊的大隊長何以祥現在南京軍區當顧問。
     
    我多少年沒找到他，去年在上海見到了他。我們在臨汾時，我是北方局書記，組織部長是林楓，宣傳部長是李大章，統戰部長是張友清。后來林楓走了。北方局到了晉察冀以后，組織部長是劉錫五。還有王達成，山西人，當時在宣傳部工作。百團大戰時，北方局好幾個重要干部犧牲了。我那時回延安了。如果我在，可能逃出來，也可能逃不出來。關于這一段，情況就是這樣。下面按照你們提問題的順序講。1930年到1931年，少奇同志出席了赤色職工國際第五次代表大會。在這以前，我不認得少奇。那時我正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念書，他那個代表團有多少人我想不起來，比較有名的我記得有陳郁，好像還有梁廣，還有幾個上海的工人。我從莫斯科回上海工作時曾找過一個叫阿金的女同志（名字不記得了），她是絲廠工人。還有一個女同志小紅（戴重遠）。四中全會后，阿金就脫離了，她是受了張金保的影響。說到張金保，那是個好人，這沒問題，但她參加了羅章龍的非常委員會，是中央委員、女工部長。她寫的那個東西我看了，我一想，算了吧，是老大姐了。
     
    代表團大概二三十個人，我記不清了。有幾個人在代表團工作，我一個，殷鑒一個。殷鑒是所謂“六十一人”之一，是很好的同志，當過武漢一個郵局的揀信生。一波同志很佩服他，殷鑒是他們在監獄時的支部書記。后來被保出獄，據一波講，去洗澡時滑倒了，骨折，那個時候也沒辦法治，死掉了。 少奇在那里開會，那個國際會議實際沒意思，沒有同聲傳譯，話也聽不懂。那次是共產國際六次大會后開的職工國際會，最遲到會的是德國代表團，他們厲害得很，臺爾曼總書記帶隊，排成一隊進會場，都有制服的，像希特勒的衣服，不過是黃色的，帶紅袖章，叫紅色戰線嘛！一見面是這么敬禮（做手勢）。他們是競選總統的。簡直像明天就能奪取德國政權。
      
    蘇聯也捧德國，其他的黨當然不重要，日本黨比中國地位高些，片山潛還在，他參加了職工國際和共產國際的會議。我和殷鑒懂俄文，少奇常對我們講，會上這些人講話聽不懂。會議也不發材料，去要材料，偶爾給一份也看不懂，常常要我們連夜翻譯，翻也看不懂。所以，那個會沒意思，是湊熱鬧。熱鬧的是歐洲黨，特別是德國黨，臺爾曼在臺上講話，他們代表團的幾十個人統統上去，排成一排，像群眾大會。 會后，少奇被選為職工國際執委，執委一共有二三十人。這一段，少奇同蘇聯搞得不痛快。那時，職工國際的負責人是羅爾諾夫斯基，這人是老布爾什維克，衛國戰爭時當過一段時間發言人。那完全是大國主義，他的意見不能反對。當時什么問題爭論最激烈？是公開工作同秘密工作怎么結合的問題。少奇主張，公開工作掩護秘密工作，兩者結合進行。職工國際的路線叫赤色反對派，這是德國的經驗，德國共產黨在黃色工會中搞赤色反對派，公開打旗幟對抗，法國也這樣，我們在上海也搞過。少奇不贊成這個辦法，認為應鉆進去工作，利用黃色工會的外衣做我們的工作。爭論得很厲害，職工國際搞了個決議案，這可以查到，少奇就寫了個修正案，是他自己的意見。
      
    少奇寫了這個東西，是另一個人翻的，忘了叫什么了，他俄文比我們好。還有一個后來當特務的曾秀夫，就是那個小張，后來到北京來，“文革”中就說我里通外國。他那時還是小娃娃。少奇還沒有對他們的修正案作說明，羅爾諾夫斯基就說劉少奇同志“反提綱”。當時在蘇聯，習慣用語反什么東西很了不得，第一反對派，第二反決議，第三反提綱，這都是敵我矛盾。所以對少奇不“感冒”，認為他是右傾機會主義。少奇的“右傾機會主義”，是職工國際封他的。那時少奇很不高興，有時連會也不到。還有幾次因為其他事情同羅爾諾夫斯基搞得不愉快，拉美國家有幾個代表對生活問題提了意見，無非嫌照顧得不好。羅爾諾夫斯基就來了一篇，說你們是什么國家的工人代表，工人派你們到蘇聯來，不是叫你們來反官僚主義的，是讓你們學習蘇聯的，蘇聯工人是你們的老師。少奇聽了這話不高興，出來頂幾句，兩人搞得很尷尬。少奇本來在國際樓上有個辦公室，起初還去，但沒事做，無非是叫我們念念報紙，后來根本就不去了。
      
    四中全會后，李立三到國際，受了批判。少奇就讓立三到職工國際去參加會，他自己就不去了。職工國際批判的東西，當然共產國際也知道了。所以，少奇1932年一回到上海，國際給他戴的帽子中央馬上都知道了，博古、洛甫甚至康生都知道他是右傾機會主義。1932年他回上海是我接的。我們在莫斯科分手時，曾約了一個地方，他說我什么時候到上海，給你一封信。少奇做秘密工作有他自己的一套風格。周恩來同志他們有危險就在高級旅館住一晚上，少奇就進醫院，進最便宜的私人醫院，說有胃病。私人醫院當然是你治病，我賺錢。陳云在上海沒被捕過，他從不鎖門，二房東要串門就串，反正這么回事，他又會講上海話。各有特點，少奇這個辦法是聰明的，但要有點錢。 少奇回來后，很快在全國總工會工作。我回國時，全總的頭子是張國燾，我同他一起工作過，我一個，他一個，還有羅登賢。我離開以后是盧福坦，山東人，是一個工人。
      
    向忠發事件后，盧福坦到中央當頭，很快也叛變了。盧福坦以后是劉少奇。這時我們已不在一起了。張國燾走后不久，我就到了上海總工會。上總饒漱石是組織部長，我是黨團書記，我一直叫饒漱石小饒小饒的，在延安時叫了他一次小饒，差點得罪了他。我后來從上海調到江蘇省委。江蘇省委現在還有一個人，孔原，他是組織部長，頭是王云程，以后叛變了。一·二八事變時上海大罷工不是少奇領導的，他沒有參加，是江蘇省委領導的，實際是我在那里搞。我那時搞兩件事，一是內外棉十三廠（日本資本的）的大罷工，這實際不是了不起的發動，因為同日本打起來了，群眾有愛國心，無非把群眾組織起來。另外我領導了一個上海民眾反日救國會。罷工是秘密的，核心分子現在都死掉了。反日救國會是半公開的，在上海老戈登路租了一座三層樓的房子辦公，有黃洛鋒、李葆華（那時叫老楊）。
       
    他們是一·二八以后從日本回國的留學生。當時還有點間接關系的是孫冶方，他在孫夫人那里做地下工作，曾到我們的辦事處來接過一次頭。孫夫人還捐了幾千塊錢，他們不敢接，我說那怕什么，接，還要登報。后來在報上登了個啟事感謝她。接了還了得？那是妥協，當時已開始認為第三勢力比國民黨還要壞，而宋慶齡是被看作第三勢力。淞滬協定后，我們要堅持罷工，但已堅持不下去了。少奇召集我們開了一次會，我也去了，他說要復工，不復工脫離群眾。整個罷工他沒參加，但這個點子是他出的。那時說罷工可以，復工的決心是不好下的。說句公道話，少奇那時也不是總主張隱蔽起來的，也主張要沖殺一點，但不是大的。要積極罷工的是饒漱石，這個人鬼點子很多。他的罷工怎么罷呢？那時大工廠我們去不了，主要是印刷廠，小的紗廠，兩三個車間，有幾個赤色工會會員，約好了關車，喊幾聲“罷工”“罷工”，就行了
        
    饒漱石搞的就是這么一套。有些是不應搞的，如朱學范的郵電工會，當時與秘密黨已有關系了，是最大的黃色工會。我們那時不會做工作，就是紅色反對派，一進去就挖人家墻腳，對立起來。前幾年朱學范在廣東還對我說這事，說他那時非常頭疼，不知該怎么辦。其實，利用他那個黃色工會很可以辦點事。他們是高級職員，是有點薪水的，而且一般是在帝國主義辦的企業里，是鐵飯碗。諸如此類的還有上海法租界的電車公司，也有一個很大的黃色工會，陳云同志很熟悉。這是個流氓控制的，叫羅金世，是杜月笙的第二輩，這個人同我們也有聯系。 那時，我們做黃色工會工作，第一，是把它搞出來，把它變紅。第二，如果不行，就搞垮它。明知道罷工不行，也要罷。積極分子被開除了也是勝利，偉大勝利，因為擴大了影響。毛主席在延安時講，教條主義比豬還蠢，豬碰墻還回頭，但教條主義碰了這么多年也不回頭。少奇從總的講，思想上是反“左”的，要積蓄力量。但還有點殘余，想一個小廠罷一下也影響不了什么，罷一下也可以。但罷的結果沒有好結果。剛才講的內外棉十三廠的罷工最后也很慘，暴露了我們的關系，工廠把他們開除了，黨也無法救濟，有的轉廠，有的回農村去了。所以上海工人當時有句話，說小搞小鬧不行，要搞就搞大的。立三就把這當成群眾的主要情緒，從“積極”方面去理解，他主張暴動。他說，工人說小的不能干，大的可以來。實際上人家意思是你這一套不行，要搞就全國一起搞，勝利了還可以。 少奇同志在職工國際作了一個報告，講一般的情況，后來好像在職工國際一個刊物上寫了一篇文章，現在查不到了。起初他的情緒很高，但后來碰了幾個釘子，特別是同羅爾諾夫斯基搞得不好，那時他又有病，弄得很不痛快。那時，殷鑒在代表團當秘書長，我當副秘書長，常在少奇身邊，跟著他轉。那時每個國家都要作報告，事情過了這么多年，也記不清了。
      
    那時，我們同日本代表團住在一個旅館，有一個文藝家，后來曾在北京住過好多天，當時我就認得，現在記不起名字了。 少奇同志在上海撤職的情況我不清楚。他的帽子是從國際帶回來的，當時他已有了反“左”的明確觀念，當然為中央不容。他離開后，工作交給了康生。陳云是在康生以前，在一·二八罷工時，陳云就在中央，我那時就找陳云接頭。一·二八以后，陳云交給我一項任務，做失業工人的工作。這糟糕了，我又不是上海人，到哪兒去找失業工人？我同黃平一起做這件事，當時失業工人泡茶館，我們也到茶館里泡了兩天，根本說不上話。陳云以后是康生，他“左”得要死，當時主要搞特科。“文革”中，有人說特科是康生創始的，他創個鬼呀！特科是周恩來同志創造的，是好幾代了。顧順章叛變了，周恩來同志才叫他搞，因為他在上海搞得久。
      
    少奇到中央蘇區后，不受重用，他管蘇區工會，不和中央住在一起，有時開會才來。這時我同他沒多少聯系，他搞他的，我搞我的，交通也不便。應該說，他早就有一定明確的思想，但說他一有思想就馬上都總結出來，也不是事實。陳云同志也不受重用，長征前叫他搞兵工廠，造手榴彈，翻造子彈。那時打仗士兵是要把子彈殼交回的，交了再翻造。翻造后打出一百來米就掉到地上了。 長征這一段是這樣的：遵義會議以后，四渡赤水，四渡赤水的正確我不去講了，沒有這個大迂回，就擺脫不了敵人。但當時隊伍的情緒很不好，很重要的原因是不停地走路，不分白天晚上，不管下雨，而恰恰下大雨，我們都在雨中晚上行軍。應當說這也幫助了我們，敵人的飛機偵察不到了。那時軍隊也不像現在，什么事情都要講清楚，開個高級干部會，根本沒這事。我在軍團工作，知道一些，但也不知道要四渡，四渡誰也沒想到，這是毛主席的運籌。二渡赤水，打了遵義，大家都很高興，可又要跑，部隊可拖苦了，干部戰士直罵娘。后來會理會議，林彪就出頭反對毛主席。
       
    當時三軍團思想也很混亂，三軍團有幾個愛講話的人，咱們黃老黃克誠就是一個。毛主席批評說，上至中央下至支部，他都有意見。當然有的意見是對的。另外，隊伍總擠在一起走，也發生問題。比如這條路，你的部隊在兩個鐘頭前通過，我的部隊來了就順當。但一下雨，你停下來，等我來了，你還沒有走。不只一軍團、三軍團罵娘，軍團內部、軍團之間也罵，士氣不高，很渙散。我聽說中央聞天同志也悲觀，要求離開軍隊到白區去。恰恰這時三軍團政治部主任袁國平病了，少奇被派到三軍團當政治部主任。這是遵義會議以后、會理會議以前。他來后，接觸了一些團級干部，這些干部也不知道少奇同志的根底，話講得很難聽。黃克誠，還有彭雪楓也是敢講話的，那時又沒現在這么森嚴，中央也敢罵。少奇覺得這不好辦，他確實做了很多工作，維護遵義會議后的中央。他寫了電報報告中央，這樣與彭德懷有了沖突。 彭德懷也是一肚子牢騷，通過貴陽時他的牢騷最大。當時，軍委命令三軍團派兩個團堵住貴陽兩條大路，掩護整個部隊通過24小時。結果24小時根本沒通過，搞了三天。
     
    幸好蔣介石沒多少隊伍，貴陽是空的。另外行軍碰到中央的隊伍抬擔架，一下雨，擔架不走了，天一亮，發現前面隊伍已走出幾十里，中間只有兩副擔架。那時彭德懷是一個主力，林彪是一個主力，但彭德懷沒有敢叫毛主席下臺。我那時負了傷，是一個小分隊抬著我，同他們是脫離的。林彪叫主席下臺時，曾打電話給彭德懷，叫彭出來指揮。據彭德懷講，沒有這件事。華北座談會也兜這件事。后來彭德懷想起來，確有一個電話，林彪說了一下，叫他出來指揮。彭德懷當時說，你簡直胡鬧。他們兩個也是不服的，彭德懷認為林彪不能打仗。當然也不完全對。林彪經常講彭老總霸蠻。他們的性格也不一樣，林彪像個書生，彭老總上了戰場像個張飛，見到不順眼的就罵。我到三軍團當政委，說你這個司令員這么罵人還得了？確實是這樣，他很有威望，大家怕他，也尊敬他。當指揮員沒有這一點也不行。我常講，彭老總一打仗，三個師擺開了，軍團司令部的電話一架，問，第四師你陣地在哪里？回答是離軍團四五里，在后面。師長趕緊撤電話，往前走。彭老總就是這么一種人，所以說他和林彪是一種人不對，說他對毛主席滿意也不是。他同毛澤東歷史上有爭論。那時我們都叫老毛老毛的，不是后來這樣。
     
    當時，少奇應該說是正確的，向中央反映了一些情況。這些情況，軍團干部，包括袁國平，還有我都不愿向上反映，反映沒好處，也解決不了問題，而少奇認為問題嚴重。他寫電報叫彭德懷簽字，彭不簽，說你報告你的，我不管。這樣，在會理會議上，彭德懷受了批評，三個軍團都受了批評。林彪那時馬馬虎虎，就那么回事。他要與毛主席脫離的想法，在紅軍東征前還有，這個我清楚，他就不愿意東征，說毛澤東你去山西，我留下，我搞我的。少奇那時起了很好的作用。少奇在三軍團時間很短，我記得是過了金沙江以后來的，會理會議后不久，到了藏民區就回去了。 遵義會議，李卓然和少奇不在一起。電報把他們的名字寫在一起，是一份電報同時發兩個臺，過去的電報都是“林聶”啊、“彭楊”啊。也可能少奇在五軍團待過一段，時間很短。但八軍團肯定沒到過。因為過湘江時，八軍團被切斷了，被消滅了。不然紅軍八萬人出來，一過湘江只剩三萬人。三軍團過湘江時也被切斷一個團。如果說少奇去過八軍團，也可能是在一起走了一段。 
     
    毛兒蓋會議前，我們同四方面軍一部分部隊會合。到了藏民區，要籌糧。這時少奇已回中央了。我們三軍團住在一個叫黑水蘆花的寨子，中央離我們十幾里路，住在則格。中央組織了一個籌糧委員會，主任是劉少奇，副主任一方面軍是我，四方面軍是曾傳六，是四方面軍政治部副主任。 長征后，少奇搞過一段工會，不久就到天津去了，是周大鵬掩護他走的。陳云比他走得更早，在會理會議后不久，在四川的寶興、天全一帶就走了。廖志高就在那里參加紅軍的。 “文革”中，我看報紙，看到有人揭發少奇，說他在上海穿長袍，戴禮帽，請娘姨。我一看就知道是康生污蔑的。我們做地下工作都戴禮帽，也都請娘姨。還說少奇住得多么闊氣。我去過，一個五金店的樓上，很不像樣。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其實，少奇生活很簡單，從太原到臨汾，他胃病很厲害，每天只吃兩茶缸蘿卜，放點肉末。現在還有個彭德知道，他那時是北方局譯電員。 問題就談到這里。有些事情，確實時間太長了。（原標題：緬懷開國元勛劉少奇－－思念無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