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世 項元汴(1525－1590)，明代人，字子京，號墨林山人、墨林居士、香嚴居士、退密齋主人等等，浙江嘉興人。他的祖上是南宋時期從洛陽遷到嘉興的。明代，項家出了一位大官，就是當年的兵部尚書項忠，他是項元汴的伯祖父。但項元汴的祖父一輩，卻家境貧寒，據說一次項忠來訪，項元汴的祖母只能拆掉舊屋的木椽為柴火，煮茶招待伯父項忠。但窮無根，富無苗，項元汴的父親項詮后來以經商致富，并迅速竄升到富人排行榜的前列，明代大文豪王世貞的一段話，說明了項家的富裕程度：“屈指天下富家，居首等者凡十七家。今吳興董尚書家，過百萬。嘉興項氏，將百萬。項之金銀古玩，實勝董；田宅典庫資產差不如耳。”

　　理財 項元汴善于理財。開源方面，項元汴除了繼承家業以錢生錢之外，還大規模的進行書畫古玩等藝術品的買賣，既獲暴利，又沾風雅,可謂“青出于藍而勝于藍”，趕超父輩項詮，躋身當時全國首富之列！在節流方面, 明朝田地房產的稅很重，項元汴就很少購置良田房產，多藏金銀與古玩字畫，這也可以稱得上較早的“合理避稅”吧！同時項元汴也很節儉，雖為巨富，卻“居恒以儉為訓，被服如寒瑣如野老。婚嫁宴會，諸所經費，皆有常度”。雖為巨富，卻不擺譜，把錢都花在書畫古玩上了。

　　吝嗇 不當家不知道柴米貴，真正過日子的當家人，往往都要背上一個“小扣”的黑鍋，項元汴的吝嗇也是出了名的。朱彝尊的《曝書亭集》記載，項元汴搜求書畫時，每遇到掏錢多而自認為價值低的，就憂心忡忡，茶飯不思，哥哥項篤壽知道他這個習慣，每過一段就叫來元汴的書童詢問，看兄弟心情如何，如果又有寢食不安的情形，當哥的就去弟弟那里看畫，并問他，最近又收到“銘心絕品，霽心悅目”的書畫沒有，元汴就會拿出掏錢過多的，當哥的就會按所收的原值付給弟弟，將書畫收歸己有。項元汴經常請文彭兄弟幫他掌眼鑒定書畫，鑒定書畫要付報酬，項元汴舍不得掏錢，只用大米之類看上去堆大的禮物饋贈文彭兄弟。然而一看到賞心悅目的書畫，項元汴就像換了一個人。只要聽說哪里有好的古字畫，必派人打探，千方百計，不惜重金購得，以據為已有而后快。他收藏的王羲之《瞻近帖》價值銀2000兩，當時可購買千余畝良田，他開給曾在自己家里學畫的仇英《漢宮春曉長卷》兩百金，這樣的做派，根本和吝嗇扯不到一塊。

　　鈐印 在中國書畫收藏史上，項元汴用印之多、之雜，堪為“鈐印大王”。臺北故宮的書畫藏品上出現過項元汴的收藏印共達98方，其孫項圣謨為66方，項氏家族共計190余方。在歷代私人收藏家中，項元汴、項圣謨祖孫二人無疑是收藏印數量之冠亞雙雄。從鑒藏印的數量多寡，似乎也可一窺項元汴對某些作品寶愛珍視的程度，例如唐代盧鴻《草堂十志》上鈐有近100多方印，懷素《自敘帖》亦高達70多方，黃庭堅《書松風閣詩卷》有40余方。項元汴僅名章就有43方：項子京印、墨林山人、元汴、項元汴、墨林、墨林之印、癖茶居士、墨林生、蒿笠生、赤松仙史、元汴之印、項氏之汴、子京父印、墨林主人、墨林嫩叟、凈因庵主、凈因庵、香嚴居士、綠野亭印、耕隱、西楚王孫、墨林外史、項翰墨印、墨林項季子章、墨林硯癖、帝匋唐之廟裔、項氏子京、長病仙、槜李、虛朗齋、漆園傲史、煮茶亭長、惠泉山樵、項叔子、宮寶世家、蘧廬、鴛鴦湖長、南華仙史、桃里、六藝之圃、友古軒、若水軒、天籟閣。

　　項元汴在書畫名跡上鈐蓋多方收藏印的行為，就曾遭致《韻石齋筆談》的嚴厲批評：“每得名跡，以印鈐之，累累滿幅，亦是書畫一厄。譬如石衛尉以明珠精镠聘得麗人，而虞其他適，則黥面記之。抑且遍黥其體，使無完膚，較蒙不潔之西子，更為酷烈矣。”葉昌熾《藏書紀事詩》則有“十斛明珠娉麗人，為防奔月替文身”之嘆，說得都十分尖刻，但卻不能不承認這是事實。

　　記帳 收藏的編碼系統是一大學問，項元汴有著自己專屬一套方法，他以千字文為書畫編號的系統，取自《千字文》“天地玄黃，宇宙洪荒……”內文字，編號文字大多書于畫幅右下角或卷后題識，如：臺北故宮藏趙孟堅《水仙卷》為“黃”字號，武元直《赤壁圖卷》為“譏”字號。除了千字文編目，另有以其它字與數字編目，如：“飫”字號的王羲之《此事帖》，“三”字號的錢勰《先起居帖》。

　　除了鈐印，項元汴對所藏之書畫還要題上何時何地購于何家，最有意思的是每次都將購買此畫卷時所花銀兩寫得清清楚楚，如題《元趙孟頫行書蘇軾煙江疊嶂圖詩卷》跋：“明嘉靖三十八年春二月，購于錢塘丁氏，墨林項元汴真賞。原價肆十兩，\"寵"字編號”；題《元張渥竹西草堂圖》跋：“用價廿兩購于吳中，有"嘉"字編號”；題《明文徵明漪蘭竹石圖卷》跋：“嘉靖三十九年秋八月望，裝池于天籟閣中。"仁"字號，其值拾貳金”，等等，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項元汴所藏法書作品價錢最高的是王羲之《瞻近帖卷》，為二千金，依明人沈榜《宛署雜記》等資料文獻，當時正七品官俸祿為年薪45兩白銀，米價為金一兩可買十石米，可換算成今日的944公斤，一家五口人可吃超過二年。當時的二千金，足可購買現今一幢高級地段的別墅豪宅。繪畫作品以仇英《漢宮春曉卷》“值價二百金”居首位，其次為金武元直《赤壁圖》“其值壹百五十金”，另有唐尉遲乙僧《畫蓋天王圖卷》“其值四十金”等等。對這種行為，《韻石齋筆談》予以嚴厲批評：“復載其價于楮尾，以示后人，此與賈豎甲乙帳簿何異。不過欲子孫長守，縱或求售，亦照原值而請益焉，貽謀亦既周矣。”認為他的舉措破壞書畫名跡的原貌，并讓書畫作品猶如帳冊。但據標價的情形，可知當時市場行情、作品的售價及轉賣、流通的價格。據項元汴的收藏，可以推及當時藏家重法書甚于畫作，這與今日市場上書法作品價格低于繪畫作品的狀況大相逕庭。

　　風雅 項無汴博雅好古，研讀文史，醉心翰墨，是一位鄙夷官場的風流人物。明萬歷年間，明神宗朱翔鈞聞其名“璽書征聘”，讓他去京做官，他卻無動于衷，而潛心收藏。天籟閣當時蜚聲中外。風雅之士慕名紛紛來嘉興求訪項元汴，登瞻天籟閣，以觀賞珍玩名畫為榮。項元汴開門辦“博物館”，“所與交游皆風韻名流，翰墨時望”。明代江南四才子的書畫，他經常購買，明代大畫家仇英曾為他高價定制畫作；文征明長子文壽承，工書法，為明代流派印章的開山祖，為其刻印。陳淳為寫意花鳥畫宗師，曾教項元汴繪畫；大書法家董其昌年輕在項元汴家當過家庭教師。因此，就明朝當時的名家之作，項元汴收藏就有得天獨厚的條件。明末清初史學家海寧談遷《北游錄》說：“嘉興項中翰墨林好墨跡古畫，多令仇實父英臨本，今子孫也不能辨。”

　　其實，項元汴并不是附庸風雅。項元汴由于家藏書畫既多，更兼其長期浸淫其間，熏染日久，自然是書畫自通。他書畫兼善，書法出入隋人王羲之的七世孫智永和尚，兼習元人趙孟頫；山水醉心于“元四家”的黃公望和倪瓚，畫風溫醇疏秀，頗有勝趣。同時兼工花卉、墨竹梅蘭，天真淡雅，饒有逸趣，是當時的名家。但因為項元汴在書畫鑒藏方面負有盛名，其書畫創作很少有人關注，似乎其藝術水平也不值一提。實際上，項氏的山水、花鳥在當時也極富聲望，其后的“畫壇領袖”董其昌就曾這樣稱贊道：“(項氏繪畫)遐思閑情，獨饒宋意。”同時他還兼工詩詞，但卻有累贅之嫌。項氏流傳下來的書畫佳構并不多見，至今能見到的有現藏北京故宮博物院的《桂枝香圓圖》，其上自題詩句：“圓同三五夜，香并一枝芳。”此外，還有藏于南京博物院的《梵林圖》以及上海博物館的《雙樹樓閣圖》等。【原標題：古代最收名的收藏家 項元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