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3400年之間帝舜興起的時候（參見《帝舜、〈禹貢〉與玄女》一文），伏羲族和戎族曾經激烈地交戰。《山海經·大荒北經》里記載：“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畜（注：怵字的通借）水，蚩尤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與之相類似的一段文字見于《史記·五帝本紀》，內中說：“蚩尤作亂，不用帝命。于是黃帝乃征師諸侯，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這里的黃帝即軒轅，指的是帝舜。《堯舜及其族群考論》一文已指出涿鹿在濮陽。把“涿鹿之野”和“冀州之野”對照起來看，《山海經》似乎是暗示伏羲族在濮陽苦戰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之后，“宜將剩勇追窮寇”，繼續前進，去攻占族群的應許之地－冀州。

　　這時，東北的紅山文化在時代風潮的激蕩下，變得“空前活躍，其分布區域明顯超出了紅山文化前段的發現范圍”（《中國通史》第二卷，白壽彝總主編），以策應青、徐地區大汶口文化向冀州的進軍。大汶口文化朝著它的鼎盛階段邁進，稍晚，在紅山文化后段晚期，冀、沇、青、徐四州可能都已牢牢掌握在伏羲族手中，此時“燕山、熊耳山（注：在河北省陽原、宣化之間）南北的北方古文化都有向南推進的趨勢”，大汶口文化達到了輝煌的頂點。

　　帝舜定都于鳴條，即開封陳留一帶。伏羲族在河南控制區域的文化有人稱之為大汶口文化潁水類型。潁水類型的分布范圍“已達豫西、豫南地區，涵蓋黃河以南的商丘、周口、許昌、平頂山、鄭州、洛陽、南陽、信陽、駐馬店等9個地市”（《20世紀河南考古發現與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也就是說，已經基本上控馭了豫州。冀州和豫州既已收入囊中，構筑九州攸同的天下體系也就指日可待了。

上篇　光融天下

　　中國進入銅石并用時代以后，在青、徐二州的大汶口文化崛興的同時，荊州的大溪文化也興盛起來。大溪文化分為南北二支，其北支稱為關廟山類型，主要分布在鄂西的長江及其支流沮水、漳水兩岸；其南支稱為湯家崗類型，主要分布在湘北的洞庭湖沿岸，以澧水流域最密集。

　　澧陽平原的居民最早發明了中國的稻作農業。1988年，在澧縣彭頭山遺址的陶片中見到了制陶時摻和的大量稻谷和稻殼，摻雜的時間大約在9000年前。1995年，又在距今8000年左右的澧縣八十垱遺址西邊的古河道淤泥中出土了稻谷和大米1萬多粒。此時正當北方的裴李崗文化、磁山文化和老官臺文化的開端，最先種植小米的神農族逐漸衰落了，我猜它的一部分可能往南發展，于是神農族和最先種水稻的族群之間發生了沖突，那埋藏的稻谷和大米便是斗爭的見證。在八十垱還見有環壕和土垣，應是抵御神農族入侵的設施。1996年，澧縣城頭山發現了世界上目前年代最早的古稻田，還發現了中國最早的古代城址，時當公元前4500年左右。戎族打敗伏羲族的濮陽大戰也就在這個時候。“在湖北境內的漢水流域及河南境內的淅水沿岸，均零散地分布著一些半坡和廟底溝兩類型居民的移民點”（《通史》），我推測戎族在濮陽之戰后沿著漢水、淅水追擊神農族，將其逼出豫州；神農族不得已而大批南下，和湘北的原始族群相互斗爭，汲收他們種植水稻的技術，形成大溪文化的北支。湘北的原始族群曾筑城抵抗，又因受到神農族文化的沖擊而形成大溪文化的南支。

　　《史記·楚世家》里說：“重黎為帝嚳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帝嚳高辛即帝舜，由此可知重黎與帝舜生活在同一時代。《國語·楚語下》言：“古者民、神不雜……及……民、神雜糅……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這里顓頊不過是帝舜的訛變，絕天地之通不過是神話而已，南正和火正也看不出有什么差別。有意義的是，重和黎一分為二了。《魯語上》述：“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神農族的柱和周族的棄先后成了北方的農神。我們注意到，沮－柱，漳－重，澧－黎，都是近音字的組合，于是作出推斷，所謂重黎實際上是大溪文化南北兩支的合稱。《山海經·大荒東經》里講“帝俊生中容”，我們又有了近音字組合：柱－祝，重－中，融－容，因而所謂祝融是指神農族名為融的人。《大荒南經》又提及炎融，為祝融之異名，祝既然能替換為炎，而炎與融意近，則此人本名必為融。此外，《墨子·非攻下》有“天命融隆火”，《國語·周語上》有“融降于崇山”之句，更證明了融可以單用。《大荒南經》述及炎融之句為“鯀妻士敬，士敬子曰炎融，生驩頭”，而《大荒北經》說“顓頊生驩頭，驩頭生苗民，苗民釐姓”，故炎融－驩頭－苗民這三者的關系就建立起來了。釐、黎音近，所以湘北的原始族群即苗民，也就是古苗族。苗字顧名思義，就是田里種的莊稼，因此在上古時代，苗字代表了種水稻的族群－苗民。炎融、苗民都清楚了，那么驩頭究竟為何意？

　　《史記·五帝本紀》中有這樣一段：“讙兜進言共工，堯曰不可而試之工師，共工果淫辟。四岳舉鯀治鴻水，堯以為不可，岳強請試之，試之而無功，故百姓不便。三苗在江淮、荊州數為亂。于是舜歸而言于帝，請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四罪而天下咸服。”共工就是鯀，讙兜或驩兜即驩頭。如果“流共工”和“殛鯀”兩相對應，那么“放驩兜”和“遷三苗”兩者之間似乎也有所關聯。“三苗在江淮、荊州數為亂”，荊州有炎融和苗民兩支，則驩頭可能在江淮之間，是三苗的另一支。所以驩頭是長江下游種水稻的族群。

　　在吳語地區，民間有一種古老的信仰，將馬頭娘祀為蠶神，又叫馬明王菩薩。中國人一般均認嫘祖為養蠶的始祖，吳語地區卻供奉馬頭娘，一定有特殊的原因。在一些蠶區，過去每到清明節前，就有民間藝人挑了擔子，擔子上放著馬明王菩薩的像，到蠶戶門口大聲喊“蠶將軍來哉！”作為迎蠶神的儀式。（《吳越民間信仰民俗》，姜彬主編，上海文藝出版社，1992）既稱“蠶將軍”，也許馬頭娘原本是男性神。馬明王菩薩使人聯想到馬頭明王即馬頭觀音，那么很可能馬頭娘＝驩頭＋觀音。前引《山海經》說驩頭是鯀或顓頊（實即戎族的代名詞）的后代，驩字讀音正從鯀字或顓字而來，那么驩頭一詞暗示當地的原始族群曾與戎族結盟，其頭領驍勇善戰，以馬首所指方位作為部下前驅的導向，為了紀念他，就用驩頭來代表其人和這個族群了。太湖流域和杭州灣地區的馬家浜文化估計就是這個族群創造的。可能戎族曾經聯絡驩頭，請驩頭向北阻擊伏羲族，使之徘徊于青、徐地區而陷于失敗。

　　因此所謂三苗乃是三個種植水稻的族群。其中神農族原來種小米，到了南方改種水稻。三苗之中，《山海經·大荒北經》說苗民在西北，則《山海經》的作者在苗民以東以南，很可能在廣州、溫州之間。《大荒北經》說驩頭生苗民，那么在作者心目中驩頭的地位更高，作者的居住地似乎離驩頭更近，或許是在溫州、泉州之間。《山海經》里有秦漢郡名，則定稿者多半是漢初閩越國人。

　　古苗族的城頭山遺址在湖南澧縣車溪鄉南岳村，南岳衡山是南方有名的山巒，我們不妨把苗民稱之為南岳系。驩頭分布于《禹貢》所敘揚州境內，我們不妨稱之為揚州系。神農族早已退出中原，在帝舜的時代也不可能大規模北上爭鋒，那么，“三苗在江淮、荊州數為亂”是在什么時候？

　　在江蘇新沂花廳村遺址的墓葬中，“良渚文化的征服者把大汶口文化的居民用來殉葬”（《通史》），良渚文化屬于揚州系，其分布區域距離花廳村數百公里之遙，因此揚州系發動戰爭是經過精心策劃的。此時約當公元前3000年左右，正是大汶口文化前期和中期的分界線，伏羲族盛極而衰，昔日的輝煌已成為明日黃花，竟無法抵擋揚州系的勞師遠襲。在這之前，想必神農族及南岳系已經多次從荊州北上，撼動了伏羲族在中原的根基。

　　荊州屈家嶺文化繼承了大溪文化，其碳十四測年一般在公元前3000年至2500年之間。大溪文化和屈家嶺文化的特征之一是分間式住房，出現于公元前3500年以后。河南鄭州大河村遺址的第三期和第四期都發現了分間房屋，如果和《左傳·昭公十七年》的歷史記載（“鄭，祝融之虛也”）聯系起來，就可斷定神農族在中原的據點就在大河村附近。大河村第三期距今5300～5100年，第四期距今5100～4900年。第三期兩間的房屋有兩座，第四期四間的房屋也是兩座，說明第四期神農族文化的特色更加明顯了。

　　第四期住房內除了見到灶臺、取暖用的燒火臺之外，還見有禱祝用的燒火臺。我們知道，融字的本義就是炊氣上升；這個時期神農族的巫祝試圖借助燒火臺來溝通人神、與神融合為一，前引《國語》里重黎絕地天通的傳說即體現了人們的這種愿望。所謂火正之職當然也是從燒火臺的宗教作用引申而來的；因為南方炎熱，重黎來自南方，所以又把火正叫作南正。后世民俗中的灶王爺故事或許即源于此。總而言之，融字反映了這個時期神農族通過燒火臺上煙氣上升來達到人神融合目的的宗教儀式內容，因此就用它來代表那位首先采取這一做法的神農族領袖。在融字之前加上祝字，就是為了強調他政教合一的職能。在《山海經》里，祝融又訛變為燭龍，炎融亦訛為晏龍，經中還有燭光、宵明之名，正符合前引《史記》“光融天下”的說法。疑今日玩龍燈、打燈籠的風俗便是從燭龍的故事演變而來。

　　又想到夏族傳說中的始祖啟，《山海經·大荒西經》里講：“有人珥兩青蛇，乘兩龍，名曰夏后開。開上三，嬪于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開就是啟，《天問》也有“啟棘（亟）賓（嬪）商（帝），九辯九歌”之句。“啟亟嬪帝”可能是說啟急切地想把女兒獻給上帝，上帝感念他的虔誠，就賜給他《九辯》、《九歌》。《九辯》、《九歌》大概是人神交通的歌舞；啟的意思是開門，也就是掌握了會通天神的門徑，獲得了上帝賦予的力量和權柄。所以，公元前3000年前后是一個不尋常的時代，各族都產生了自己溝通人神的特殊方式。夏后啟或許就生活在這個年代，這也就是夏文化發端的時代吧。

　　1982年，甘肅秦安大地灣遺址F411發現了一幅地畫。畫面上有三個人，西邊的一人見有頭部和右手握棍狀物的痕跡，中間是一膀大腰圓的男性，東邊的人胸寬腰細，顯然是一女子。在男性和靠西人像下方畫了粗黑的框子，框中繪有兩只螻蛄，頭向東。我推測西邊的人代表上帝，棍狀物即其權杖，男性就是啟，女子是啟的女兒。驚蟄過后，天氣回暖，螻蛄出來活動，比喻戎族蟄伏幾百年，終于等到了重整旗鼓的機會。螻蛄的頭朝向東邊，是說戎族要向東進發了。為了感謝上帝的恩典，啟就把女兒奉獻給他。和周圍的房子一樣，F411也是門朝北，它北面的F901規模宏大，其“正門朝南……從正門進去，迎面有一個大火塘”（《通史》），應是啟獻燔祭的地方。“火塘后側有兩個對稱的頂梁柱……南北墻壁上各有8根扶墻柱”，可能代表戎族分兩支統領的十六個部落，或即《五帝本紀》中八愷、八元之由來。F411門外“有兩排柱洞，每排六個；柱洞前有一排青石板，也是六個，與柱洞相對應……還有一個露天火塘”，柱洞可能代表伏羲族的十二支派，青石板和火塘用來殺牲后燒死，以詛咒伏羲族。另一座房F405也很大，規格稍低于F901，估計就是戎族內部的另一支了。地畫中螻蛄有兩只，也代表著戎族的兩支，因年久傳說失真，變成了啟“乘兩龍”了。

　　就在講到夏后開的同一篇《大荒西經》的開頭說：“……水東有幕山。……有神十人，名曰女媧之腸（殤）化為神，處栗廣之野，橫道而處”，幕就是堯，此段似乎暗示了紀念女媧殤死的牛河梁陵廟遺址。遺址年代測定為距今5500年左右，正在帝舜時代。到了大約5000年前，神農族“光融天下”，夏后氏蠢蠢欲動，驩頭為亂江淮，帝舜開創的盛世過去了。

　　上圖是在山東莒縣（屬帝舜故鄉諸城所在的魯東南地區）陵陽河遺址出土的大口陶尊。陶尊上刻著太陽、山峰，在山峰與太陽之間以月牙形隔開，表明太陽在天上，隱含了帝舜在泰山祭天的情景。我認為這是伏羲族在追懷帝舜和那個時代的榮光，可以釋為昊字。所以太昊、少昊之名標記的首先是時代，然后才是族群內的分支。在此之前的五百年是伏羲族的太昊時代，約從公元前3000年開始即是少昊時代，所以少昊的傳說很豐富，而太昊的傳說較少。

　　在莒縣大朱村和安徽蒙城尉遲寺等地也發現了相似的徽記。豫東鹿邑欒臺一期與尉遲寺遺址年代相近，也在以尉遲寺為中心的伏羲族文化的分布范圍內。尉遲寺類型應該是承襲自前一期的潁水類型。在尉遲寺的墓葬中，兒童的甕棺葬比例很高，有人說是由瘟疫引起的。刻徽記的大口尊也用作兒童的甕棺，估計是情急之下的倉促之舉。尉遲寺類型的居民在神農族和揚州系的夾縫里生存，境況一定是十分艱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