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可歌可泣的治水英雄，疏浚洪荒、劃定九州的賢帝圣王。

　　文物古跡、古史載錄、考古實證都充分證明：大禹家居在嵩岳、治水在嵩岳、建都在嵩岳，大禹文化完全可以和登封揚名海內外的儒、釋、道三教文化并列而再稱一極。

　　在海內外華人中，大禹其艱苦奮斗、公而忘私的精神，利民厚生，因勢利導的思想，日益凸顯可資借鑒的現實意義。

　　作為生養了大禹的古都鄭州，理應像紀念黃帝一樣，通過各種形式，大張旗鼓地擦亮擦光“大禹之鄉”這張遺忘已久的燙金名片，為推進鄭州經濟文化雙跨越提供新的精神動力。

　　大禹精神的現實意義

　　上古其他圣王多以德教化天下，而大禹既以德、更以疏浚洪荒的實績贏得萬民崇敬。《論語》、《孟子》、《荀子》、《左傳》、《禮記》等經傳都有許多記載大禹事跡、概括大禹精神的文字。儒家經典中，大禹更被塑造為大仁大智大勇的圣王，成為儒家所謳歌、提倡的道德典范。孔子曰：“禹，吾無間然矣。”意即大禹功德近乎完美，沒有任何可挑剔的地方。所以，在中華文明發展史上，大禹的業績與精神不僅為有遠見卓識的思想家所推崇，而且為勤政愛民的政治家所效法。

　　大禹文化研究者普遍認為，較之三皇五帝中的其他人，大禹精神最具現實意義。集中體現在五方面：

　　第一是仁德愛民。我國原始社會末期，洪水滔天，民不聊生。大禹受命于危難之際，負起了治水安民的重任。他以一顆仁愛之心、愛民之心，不計成敗得失而勇挑重擔，以不朽的業績，博得了諸侯和百姓的擁戴。

　　第二是艱苦奮斗。史載大禹治水時，“勞身焦思”、“薄衣食”、“卑宮室”，歷盡了艱難困苦。但是，大禹為了社稷民眾的利益而以身作則，艱苦創業，其精神可謂驚天地而泣鬼神。

　　第三是公而忘私。大禹的父親鯀治水失敗而受到最嚴厲的懲罰，大禹雖感傷先人功敗受誅，但仍以大局為重，新婚不久即離家赴任，在外治水１３年，三過家門而不入，甚至不能盡點慈父愛子之心，生動體現了人民公仆的大公無私精神。

　　第四是民主禮讓。中國的家天下非從大禹始，而是從夏啟開始。大禹也繼承了各氏族部落民主推舉公眾領袖的傳統，他本來推舉皋陶而準備授之以政，可惜皋陶先死。到他巡狩會稽臨終之時，他并沒有傳位給兒子，而是“以天下授益”，在用人行政中體現了選賢舉能的原則。

　　第五是因勢利導的精神。鯀采取圍堵的辦法治水失敗，禹受命后，用疏導的辦法，按照水勢就下的規律加以疏通，使之注入江海而獲得了巨大的成功。這種因勢利導的方法，不僅利于治水，而且對于治國治民也有借鑒作用。

　　不少專家撰文指出，大禹精神所代表的中華人文精神，對我們建設物質、精神、政治三大文明，對樹立科學發展觀，建設小康社會、和諧社會，具有越來越高的學習、借鑒、繼承、弘揚和力行的價值。這也是黨和國家現在日漸注重紀念、研究大禹的原因。這樣，哪里能成為大禹之鄉，哪里能成為大禹文化圣地，哪里就將增添一筆價值巨大的文化財富。

　　“大禹之鄉”在登封證據確鑿

　　正因為大禹的功德，又因為大禹治水區域遼闊，“禹跡茫茫”，中國幅員之內，凡上古有洪水泛濫的地方，無論華夏夷狄，都會留下關于大禹的傳說或遺跡。所以，“大禹之鄉”的爭執歷代都在上演，而于傳承大禹精神備受重視的今天尤甚。我省禹州市以史書上有夏禹封地在陽翟（今禹州境內）的記載為證據，成為目前得到較多認同的“大禹之鄉”。學術界大多認同“啟（大禹之子）都陽翟”的說法。而像《竹書紀年》、《漢書·地理志》、《國語》等史書都有“禹都陽城”或“夏居陽城”的記載；《史記·夏本紀》言之鑿鑿：“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喪畢，禹辭避舜之子商均于陽城。天下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國號曰夏后，姓姒氏。” 這些古史上記載的陽城，即今天的登封市告成鎮。在１９７７年告成古陽城遺址出土的陶器上，就印有“陽城倉器”、“陽城”等戳記。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劉緒等權威專家都認為，登封作為“大禹之鄉”，在古史上的證據最為充分。

　　大禹圣跡嵩岳為盛

　　據登封市大禹文化研究會秘書長常松木介紹，作為大禹之鄉的登封，存留有眾多的年代久遠的名勝古跡、文物傳說堪為明證，大禹家居在嵩岳、治水在嵩岳、建都在嵩岳，從全國范圍，也可說大禹圣跡，嵩岳為盛。

　　眾所周知的嵩山，古稱崇高山、崇山，所以，主要活動在嵩山一帶的鯀、禹父子，相繼被舜封為崇伯；嵩山的太室、少室二脈名稱的由來，則是因為大禹要遍踏九州治水，只得將大夫人涂山嬌安置在太室山下、二夫人涂山姚安置在少室山腳，古人稱妻子為室，故名；嫁給大禹之后，涂山氏二位夫人一心一意支持丈夫治水，送飯育子不辭辛勞，為紀念涂山氏二位夫人，東漢時期，人們分別在太室、少室山下建造了啟母廟、少姨廟，如今，兩座廟前修建的啟母闕、少室闕依舊巋然屹立。《淮南子》載，夏禹治水時，開鑿軒轅關，化為熊，鑿石時，石落誤擊餉鼓，其妻涂山氏聞鼓聲送飯，見其形，羞慚而歸，至嵩山下化為石。禹緊追云：“歸我子。”石之北面破裂而生啟。大禹化熊，石裂生啟，這一著名的上古神話故事中提到的那塊高、寬均十余米的啟母石依然矗立在嵩山腳下，大禹開鑿的軒轅關依然雄峙在嵩山太室、少室之間，成為夏禹后裔遙拜先祖時神往的精神圣物；至于華夏第一都——王城崗古城遺址，更會深深牽惹大禹后裔們心目中的尋根情結。登封多數鄉鎮村名的由來，也多少都和大禹治水有關，每一個名字的背后，也無不流傳有有關大禹的美麗傳說。

　　大禹文化開發價值巨大

　　作為一種精神文化財富，登封如果能得到有關方面認可，真正擁有了大禹之鄉這一新的文化名片，那么，繼黃帝故里享譽海內外之后，經過努力，“大禹文化圣地”將成為推進鄭州經濟文化雙跨越的又一重量級軟實力。

　　據介紹，禹為姒姓，其后分封，用國為姓，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尋氏、彤城氏、褒氏、費氏、杞氏、曾氏、辛氏、冥氏、斟戈氏。后來歷經變遷，明代陳士元撰《姓希》和凌迪知撰《萬姓統譜》統計，大禹宗族共八十九姓氏，其中不乏夏氏、歐陽氏、姚氏、婁氏、韓氏、徐氏、鮑氏、左氏等名氏望族。一旦能確定鄭州“大禹文化之鄉”的地位，通過各種祭拜活動促進海內外夏禹后裔到中岳大地尋根訪祖，必將在鄭州形成新的投資和經貿熱潮。祭禹帶來的經濟效應在紹興已得到呈現。１９９５年公祭大禹陵后，紹興３０多家注冊了帶有“禹”字商標的企業一下子紅火起來。

　　另外值得關注的是，登封的中岳漢三闕、王城崗四處大禹文化遺跡都是國務院公布的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占登封１６處國寶級文物保護單位的１／４，價值如此之高的古跡長期不能被海內外游客了解，行不成旅游熱點，其中原因，固然有被少林寺、中岳廟、嵩陽書院的盛名遮掩的因素在，但缺乏有效的宣傳，缺乏像電影《少林寺》走紅之于少林寺那樣的歷史契機，更是關鍵所在。倘若通過努力爭取到“大禹文化之鄉”的稱譽，立足弘揚大禹精神，立足禹是夏王朝國家政權的奠基者，也是中原古代文明時代的開拓者，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國文明社會的曙光最早應在鄭州、在嵩山之陽出現的，大力開展對外宣傳和推介，大禹文化有可能和登封已揚名海內外的儒、釋、道三教文化并列而再稱一極。如此一來，嵩山文化圈的文化內涵將得到極大充實，嵩山古建筑群申報世界文化遺產會增添成功的把握，也將因為新的旅游熱點的出現，進一步助推嵩山大旅游格局的形成。

    據悉，為爭取“大禹文化之鄉”的稱號，登封市已由該市文聯牽頭，向中國民協提出申報。由登封文聯組織成立的大禹文化研究會，已搜集文字資料３０余萬字，圖片５０００余幅；經由登封市政府同意，市區北環山路已定名為大禹路，還將在大道入口處建造大型禹王塑像。然而，距離將中岳大地上眾多的有關大禹的文化、旅游資源進行整合，變成財富，任重而道遠。而在紹興市，為使祭禹升格為“國祀”，累計投入資金２億多元，新建祭禹廣場、水上祭臺、守陵村和夏禹文化園；把２００７年公祭大禹陵活動，與第２３屆中國蘭亭書法節、２００７年紹興水城風情旅游節、２００７年中國紹興茶文化節聯動，以“四節聯辦”的形式舉行。這些舉措，或許是我們爭取和建設“大禹文化之鄉”的有益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