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11年5月28日，河南�？h大佛高峰論壇隆重召開�？？h大佛開鑿于十六國后趙石勒時期，高22.29米，距今近1700年，有“八丈石佛七丈樓”之美譽，被專家稱為“全國最早，北方最大”。北京大學東方學研究院博士后、副教授楊富學在論壇上發表了題為《�？h大伾山六字真言題刻研究》的論文，通過對大伾山六字真言題刻的研究來考證大佛的建造年代及所經歷的歷史。

    大伾山（包括浮丘山）位處國家歷史文化名城——河南省�？h城東南，系太行山的余脈，東西寬0.95公里，南北長1.75公里，海拔高度近135米。該山雖夠不上名山大川，但卻有著豐富的歷史文化內涵，山上多處可見的六字真言題刻，就是引人注目的歷史見證。

    一、大伾山六字真言題刻概述

    在大伾山現存的歷史文物中，摩崖石刻、銘文占有相當重要的份量，本文所述的六字真言題刻都屬于這一范疇。這些題刻分別使用了漢、梵、回鶻、八思巴等多種文字，茲一一標舉于下。

    1、漢文題刻兩處，一見于純陽洞天圓門下崖壁，一可見于天寧寺大佛樓北崖石壁，均為楷書。前者系元代之物，后者時代不詳。

    2、梵文題刻七處。在大伾山的六字真言題刻中，最多見的是古天城體�。―evanāgarī）　梵文，現已找到的至少有七處。一處在天寧寺大佛樓北石壁，字呈紅色，有至元六年（1340年）題款；一處在太平興國寺上崖壁，側有回鶻式蒙古文題記一則；一處刻于浮丘山千佛寺洞口，呈藍色，字跡清晰；一處刻鑿于豐澤廟康顯侯告碑碑額，側有蒙古文題記一則；一處鐫刻于浮丘山千佛寺洞口，朱紅色，見于大伾山偉觀亭崖壁，同為朱紅色；一處在浮丘山千佛寺石刻上方石壁。由于刻劃較淺，且未著色，不明顯，故較少引起注意。這些題刻內容完全一致，讀作：om mani podme hum。

    吾人固知，梵文是公元前6世紀左右產生于印度的一種結構比較復雜的音節文字。起源于阿拉美字母的一支——閃米特文字。早期梵文字母與阿拉美字母之間有三分之一是完全相同的，三分之一近似，另有三分之一則迥然有別，但又不乏和諧的痕跡。由于這種文字被認為是萬能的梵天創造的，故被稱為梵文，有時又音譯作婆羅謎文。這種文字最早自右向左書寫，與阿拉美文字相同，只是到后來才改為自左向右書寫，其最大特點是按音節書寫，不按單詞書寫。因地域和時代的不同，又形成了多種變體，其中的西部變體在中亞及我國西域地區影響極大，直接促成了“焉耆－龜茲文”和于闐文的形成。前者被稱為“中亞斜體”，后者則被命名為“中亞直體”。此外，今天的藏文也是根據梵文字母于7世紀創制的。梵文行于印度，但南、北各異。行于北印度者多方形，行于南印度者多圓形。大伾山所見均為方形字體，應系北印度之梵文。

    在以上七處梵文題刻中，見于康顯侯告碑碑額上者需作一些特別的說明。康顯侯告碑現存大伾山豐澤廟內，刻于北宋宣和元年（1119年），題《宋封豐澤廟康顯侯敕并碑記》，額篆“康顯侯告”四字，同時附以草體梵文六字真言和蒙古文題記。

    元代蒙古文文獻存世者極為稀少，以原件形態保存下來的只不過僅有數十種而已（包括寫本、印本、碑銘、印文、符牌等），此外，就是敦煌石窟與內蒙古自治區阿爾寨石窟中發現的為數不多的元代蒙古文題銘了，故曰，大伾山的這二則蒙古文題記盡管內容不多，但同樣彌足珍貴。

    3、回鶻文題刻一處，見于大伾山偉觀亭北，寫作oom ma ni bad mi qung。其寫法與敦煌莫高窟現存的《六字真言碣》（用漢、藏、回鶻 、天城體梵文、西夏和八思巴字合璧刻寫）中同一內容有別，也不同于莫高窟第61、152、180、256、464、465窟及安西榆林窟第12窟、西千佛洞第10窟等石窟中所見。在莫高窟、榆林窟和西千佛洞的所有例證中，回鶻文都是豎寫的，依照梵文的原始寫法，分為四字，寫作oom mani badmi qung，這比較符合回鶻文書寫的一般習慣。而在大伾山題刻中，它被分作六字，而且采用是豎寫橫排列，正如同本應豎寫豎排列的八思巴字在這里也被豎寫橫排列一樣。這種寫法在別處是甚為稀見的，愚以為，之所以做這樣的處理，應是書寫者出于保持與梵文、藏文、漢文寫法一致的需要，因為它們都是橫向排列的，而且也都被分作六字書寫。如果這一推測不誤，那么，我們是否可以說，大伾山的回鶻文六字真言題刻已被中原的回鶻人地方化了？

    回鶻文是一種音素文字，其基本字母最初為18個，后經過不斷的發展，最后演變為23個。在23個字母中，5個用來表示8個元音，18個用來表示21個輔音。字母的寫法有字頭、字中、字尾之分，形式不一。其寫法最初由右向左橫書，后可能受漢文的影響而改為自上而下直行豎寫。　

    這種文字對周邊民族曾產生過相當大的影響。13世紀初，回鶻文為成吉思汗所認識，并以其字母為基礎而創制了蒙古民族自己的文字，即所謂的回鶻式蒙古文（可見于太平興國寺上崖壁和豐澤廟康顯侯告碑碑額）�；佞X式蒙文的發展，從13世紀初到17世紀初是第一階段。這時，字母的筆畫結構，基本拼寫規律和書寫體式都與回鶻文相似，保持著古樸的面貌。17世紀以后進入第二階段，回鶻式蒙文在不同地區朝著不同方向發展。1648年，咱雅班智達在這種蒙古文的基礎上創造了適合衛拉特方言特點的托忒文。差不多與此同時，通行于其他廣大地區的回鶻式蒙古文也發生了明顯變化：字母的筆畫結構有所改進，拼寫規律趨于嚴密，一個詞分為兩段的現象消失了，形成了區別于古代蒙古文的近代蒙古文，行用至今。1599年，女真首領努爾哈赤命令巴克什額爾德尼、扎爾固齊噶蓋二人仿照古代回鶻式蒙文創造了滿文。后來，錫伯族又以滿文為基礎創制了錫伯文。

    4、八思巴字題刻一處，可見于大伾山龍洞上崖壁。讀作：om ma ni pe mi hung。

    八思巴字是元世祖忽必烈于命國師八思巴（1235～1280年）　根據藏文字母而創制的一種拼音文字，始創于1260年，即忽必烈登蒙古國（1206～1271年）大汗位的第一年。

    這種文字最初被忽必烈命名為“蒙古新字”，不久即改稱“蒙古字”，并被最高統治者確立為官方文字。按照忽必烈最初的構想，主旨在于要用八思巴字取代原來使用的回鶻式蒙文，以之“譯寫一切文字”。　亦即在用這種文字拼寫蒙古語外，還用以記錄其它語言�，F存資料證明，除蒙古語外，它至少還記錄了漢語、藏語、梵語及回鶻語等多種語言。但由于這種文字并不如回鶻式蒙文那樣適合于蒙古語言的書寫與表達，故蒙元最高統治者雖不遺余力予以推崇，但始終無法達到預期的效果，不僅在民間得不到普遍認可，即使在地方政府機構中，八思巴字也一直未能取代回鶻式蒙文的地位，反而僅僅行用了110余年便隨著蒙元帝國的滅亡而壽終正寢。庶幾乎由此可以推斷，浚縣大伾山的八思巴字六字真言應鐫刻于元代，它的發現，成為元人用八思巴字譯寫梵語的例證之一。

    二、六字真言考釋

    六字真言，在大伾山漢文題刻中寫作“唵、嘛、尼、巴、迷、吽”，而在其他更多地方，卻是以唵、嘛、呢、叭、咪、吽形式出現的，如同上圖所示回鶻文、八思巴字題刻一樣，他們都是梵文om mani padme hum的音譯。

    六字真言的最初原型，始見于6～7世紀成書的《佛說大乘莊嚴寶王經》（梵文作Avalokitesvara－　Guzakarazdavyuha，藏文作Za－ma－tog－bkod－pa）。據宋人趙安仁、楊億編纂《大中祥符法寶錄》載，此經之漢文譯本系北天竺僧天息災（？～1000年）于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983年）在開封譯經傳法院譯出，共計4卷。但六字真言并未因此在印度及中原地區流行，只是后來隨著藏傳佛教影響的擴大才逐步流行開來。

    六字真言在藏族中的最初奉行，考其根源，應與《佛說大乘莊嚴寶王經》之藏譯密切相關。至于該經藏文本的來源，元人慶吉祥等纂《至元法寶勘同總錄》卷5和布頓（1290～1364年）于1322年所著《善逝教法史》是這樣記載的：據傳公元4～5世紀頃，藏王拉脫脫日曾自空中獲得數部佛經，其中就有《佛說大乘莊嚴寶王經》。那時雖未譯為藏文，但卻受到了崇拜。7世紀時，松贊干布又派遣端美三菩提赴尼波羅（今尼泊爾）求經，得梵本而攜歸，并命之譯成藏文。但實際上，該經流入藏地的時間要比之晚得多，大約在9世紀左右，故而日本學者今枝由郎斷言《大乘莊嚴寶王經》自天而降的說法實際上“是一樁沒有任何史料價值的宗教性傳說”。那么，該經于藏地的出現應歸于何時呢？他指出：“據812年編纂后并譯成藏文的佛經目錄《登迦瑪目錄》就已經收錄有該經文了。此外，根據德格版本所記載，譯文的跋中就已經提到，這部經卷是由勝友、持戒和益西岱所翻譯的”，所以該氏提出藏文譯本《大乘莊嚴寶王經》“出現的時間可能最遲也超不過九世紀初葉”。此說當非孟浪，應是比較可信的。

    作者把這六個神奇的字與佛教的“六道”理論結合了起來，認為六字與“六道”有著密切的對應關系：

    “唵”，除天道生死之苦；“嘛”，除阿修羅道斗諍之苦；“呢”，除人道生老病死之苦；“叭”，除畜生道勞役之苦；“咪”，除餓鬼道饑渴之苦；“吽”，除地獄道寒熱之苦。　

    這樣，六字真言也就差不多成了佛法的象征，幾乎涵蓋了佛教的眾多精義。這種解釋雖有點背離梵文的原始意義，但極大地神化了六字真言的不凡法力，而且將六字與“六道”巧妙地附會于一起，更容易為信徒所理解和接受，從而對六字真言的信受奉行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除了信眾之外，這一說法也得到了學界的普遍認可。　

    三、六字真言在大伾山出現的原因蠡測

    不同文字的六字真言題刻何以在大伾山如此多見？這是一個值得認真思考的問題。竊以為必須從藏傳佛教在大伾山的盛行這一歷史大背景下探尋原因。

    在蒙古國（1206～1271年）至元朝（1271～1368年）時期，統治者出于鞏固政權的需要，大力推崇佛教，主要是藏傳佛教。1246年，蒙古闊端太子代表蒙古汗廷與西藏薩迦派四祖薩迦班智達（Sa－skya Pazfita，　1182～1251年）在涼州會晤，確認了他在西藏各地僧俗中的領袖地位。 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遂敕封薩迦派五祖八思巴為“國師”，“授以金印，任中原法主，統天下教門”，正式將藏傳佛教定為國教，以藏族僧人為統領。自此，八思巴作為蒙古國——元朝教祖的崇高地位得以確認，并受到蒙古朝統治者的極大尊崇。1270年，忽必烈再次接受八思巴的灌頂，將八思巴的封號從“國師”升為“帝師”，封為“皇天之下，大地之上，西天佛子，化身佛陀，創制文字，輔治國政，五明班智達八思巴帝師。”除帝師外，大批的西藏僧人亦受到蒙古王室的尊崇，他們有的受封為王，有的被皇子、宗王們奉為上師，有的在朝廷做官，取得各種封號，《元史·釋老傳》所謂帝師弟子“號司空、司徒、國公，佩金玉印者，前后想望”的記載誠不為虛言，生動而概括地反映了當時藏傳佛教的極盛之狀。同時，蒙古統治者又推行尊教抑禪政策，壓制漢人中流行的禪宗而獨尊藏傳佛教，而且他本人和許多皇親貴族都紛紛皈依帝師，成為藏傳佛教的信徒。上行下效，皈依藏傳佛教者日眾，流風所及，自元以至明清以降，藏傳佛教不僅為藏、漢、蒙古、滿諸族所信奉，而且還傳至回鶻、西夏等古代民族及今日的裕固、土、納西等多民族之中，甚至遠傳至不丹、錫金、尼泊爾、蒙古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的布里雅特等地。

    元朝時期大伾山佛教興盛之狀，史書了無記載，惟太平興國寺所藏《先師山主和尚崇鋬度小師碑》對此略有反映。該碑為楷書，版高64厘米，寬44厘米，勒立于忽必烈中統五年（1264）。

    同樣，我們從大伾山今存的元代摩崖石刻中亦可得到相同的印象。上文所舉11處六字真言題刻，毋庸置疑，大多都屬于元代，此外，大伾山還有數量相當豐富的其它元代摩崖題刻。為清楚地反映這一宗教文化現象，茲選擇題刻中時代較為明確者，依其出現的先后�！�

    與之形成對照的是，其它時代的題刻卻為數不多，如唐、宋二代各為8處，明代僅7處，清代最多，有43處。但必須作出特別交待的是，在清代摩崖題刻中，僅�？h知縣劉德新所書就有14處之多，加上清代歷史長達267年（1644～1911年），而元代歷史僅108年（1260～1368年），推而論之，大伾山題刻最為繁盛的時期應是元代，其中又全部集中于1282至1351年這前后70年的時間段內。禮佛者之民族成分多種多樣，其中大多數自然為漢人（如許有壬 、張居寬、韓云卿、任誠之屬），同時也有回鶻人（如脫烈海牙 ）與蒙古人（如失斥答兒速木赤），甚至還有來自中亞的康里人（如不忽木 ），而木寅、童敬之、佟元復之輩，就名稱看，亦有是少數民族的可能，但究屬何族，因于史無征，不敢遽斷。大伾山在元代佛教興盛，人文薈粹，成為各族匯聚，朝山拜佛之勝地，這應該是六字真言題刻多見的首要原因。

    這里還需特別指出的是，元代通常被認為是文教不興的時期，故全國漢地佛教廟宇中，屬于元代的題刻都為數不多，如號為藏傳佛教興盛之地的山西五臺山、北京白塔寺、甘肅永靖炳靈寺石窟、張掖馬蹄寺、涼州白塔寺及杭州飛來峰、城隍山寶成寺等，都莫不如此。惟大伾山不同，元代題刻不僅不比別的時代少，反而出奇地多，而且是漢、梵、回鶻、蒙古及八思巴等多種文字融于一爐，交相輝映，構成了中州大地佛教名勝中一道獨特的風景線。這一現象無疑值得關注與思考。

    通過上文對多種文字六字真言題刻的考察，結合大伾山元代題刻的繁盛、文化的昌盛及天寧寺等寺院僧人的眾多，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1、元代是大伾山佛教最為興盛的時期之一；2、這里在蒙古——元代是中原地區佛教，尤其是藏傳佛教活動一個中心；3、以佛教信仰為紐帶，漢、藏、蒙、回鶻及來自印度、中亞康里的多民族文化在這里和平相處，協調發展，共同促進了大伾山古代文明的繁榮昌盛；4、大伾山文化獨具特色，內涵豐富，值得做進一步深入而系統的研究。作者：楊富學【原標題：浚縣大伾山六字真言題刻記錄下的大佛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