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博物院藏有一組北宋時期的“大晟”編鐘（見圖），共8枚。它們大小相近，形制相同。形制上，這些編鐘與先秦古鐘十分接近，是北宋徽宗崇寧年間，仿照當時出土的春秋宋公戌鐘鑄造的。

    宋公戌鐘于北宋崇寧三年（公元1104年），出土于應天府（今河南商丘）崇福院內，共六枚。據古書記載，宋人是商人的后代，而商人出自傳說中的帝王顓頊。顓頊所用的古樂號“六莖”，古鐘恰好有六枚，時人便以為是六莖所用樂器。再加上應天府是宋太祖趙匡胤的“龍潛”之地——黃袍加身之前，趙匡胤的官職是后周歸德軍節度使，治宋州，故而登基后取“宋”為國號。宋州后來也就改名為“應天”，以示“應天之命”。在受命之邦挖出了帶有皇朝國號的古器，舉朝以為是祥瑞。宋徽宗便命大司樂劉昺按這幾口古鐘的形制，仿制一套編鐘，再現上古的雅樂。

    古鐘的形制容易效仿，制作技藝卻無法復原。先秦的編鐘，大小相次，一鐘雙音，這種工藝早已失傳。當時的編鐘，大小一致，厚薄不同，每枚鐘只能發出一個樂律的樂音。

    傳統上，樂音根據音高的不同分為“十二律”：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中呂、蕤賓、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其中，黃鐘律是基準。但世異時移，黃鐘律已無法確定。為此，宋帝下詔，博求“知音”之士。后來，官員們終于在西蜀尋訪到一位九十余歲的老者，名叫魏漢津，自稱學過“鼎樂之法”。漢津向徽宗進言，認為黃帝創設黃鐘之律，律管長九寸。夏禹效法黃帝，“以身為度”，將左手中指第三節、無名指第三節、小指第三節的長度合為九寸。他請求徽宗將左手這三節的長度賜予臣下，以確定黃鐘律的律管長度，再由律管推定容積。先鑄造九鼎，以象征天下九州；再鑄造高九尺、容九斛的大鐘，以為標準器；最后再鑄造新樂編鐘。

    這番說法迎合了篤信道教的徽宗皇帝的心思。于是，在劉昺的督導下，負責樂器鑄造的機構——“鑄瀉務”，便按照魏漢津的理論，參照宋公戌鐘，開始了緊鑼密鼓的興造。同年七月，作為標準器的景鐘鑄成。次年七月，九鼎成。八月，編鐘等新樂樂器成。按照當時的禮制，大晟鐘共有十二編，每編二十八枚，包括正聲鐘十二枚、中聲鐘十二枚、清聲鐘四枚，共336枚。

    九月朔，徽宗駕臨大慶殿，與百官慶賀“鼎樂”落成。在新樂演奏的時候，居然有白鶴數只，從東北方飛來。于是龍顏大悅，下詔褒美。至于新樂的名號，既然堯樂稱“大章”，舜樂稱“大韶”，今樂直追上古，徽宗便賜名“大晟”。新樂編鐘被稱為“大晟鐘”。創制大晟樂是徽宗的得意之作。在接下來的數年里，大晟鐘被寶藏于宮中，大晟樂則被頒行于四方。

    可是，四海弦歌擋不住金人的鐵蹄。大晟鐘鑄成之后二十二年，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金兵攻入汴梁，徽、欽二帝被俘往北方。336枚大晟鐘，或在圍城之際被宋人埋入汴梁城下，或作為戰利品被金人賞賜臣下，或被解往金都上京會寧府（今黑龍江省哈爾濱市阿城區）。

    八年之后，徽宗死于五國城（今黑龍江省依蘭縣），大晟鐘卻繼續在金人宮廷里演奏。只是，金太宗名完顏晟，為了避諱，金人磨去了鐘上的“大晟”，而重刻了“大和”二字。入元后，大晟鐘流入元宮。元明鼎革，明人仍“斟酌用之”（明代朱載堉《樂律全書》），直至清初。到了乾隆年間，梁詩正、王杰等人奉敕將宮中所藏古銅器編纂成書，發現內廷有四件刻有“大和”字樣的古鐘。時人已不知曉它們的來歷，以為是周代的古器，便將其編入了《西清古鑒》及《西清續鑒乙編》。其中兩件民國時被運往臺灣，今藏臺北故宮博物院，另兩件下落不明。

    如今，已知存世的大晟鐘僅有25枚。故宮博物院所藏的八枚，有兩件是清宮舊藏，其余六枚則來自購買、調撥和捐獻。1958年購藏的那件，刻有“大和”二字，并且有明顯削磨過的痕跡，顯然是靖康之難的見證者。這八枚囊括了大晟鐘的全部三個類別，涉及了七種樂律，是音樂史研究的重要材料。經檢測，它們仍能發出清晰的樂音。裊裊余聲中，它們似乎還在訴說著汴京的繁華、亡國的悲涼和千年的滄桑。

    陳鵬宇（作者單位：故宮博物院器物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