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藝術品收藏中，民間藝術品是一大門類，民間年畫的收藏又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項。年畫是民間在新年時裝飾和布置門戶住室環(huán)境的節(jié)日藝術，是隨著百姓歲末辭舊迎新、歡度春節(jié)的風俗而出現(xiàn)的。
 
  年畫的歷史極其悠久。早期年畫題材多限于驅邪除穢，祈求神靈庇佑的門神之類；及至兩宋，已擴大到表現(xiàn)美好生活、吉祥歡樂及歷史人物題材。北宋的汴梁、南宋的臨安均有紙馬店出售年畫。1908年俄人柯茲洛夫在我國甘肅黑水城西夏遺址發(fā)現(xiàn)金代刻印的《四美人》圖和《關羽》神像，畫上標有“平陽姬家雕刻”、“平陽徐家雕刻”，從而說明該年畫出自山西平陽(今臨汾)，這兩幅年畫現(xiàn)藏俄羅斯艾爾米塔什博物館。中國內地博物館中只有陜西博物館藏有1973年修復西安碑林石臺孝經(jīng)時發(fā)現(xiàn)的金代《東方朔盜桃》年畫印本，也是山西平陽雕印，足見其珍稀的程度。
 
    進入明代，民間年畫有了極大的發(fā)展。明早期的年畫是由木版印出墨線，再由人工賦色完成。明晚期雕板套色印刷技術有了突破性的進展，出現(xiàn)了多色套印的精美年畫。此后，隨著社會的發(fā)展、人口的增加，城鄉(xiāng)百姓對年畫的需求量驟增，各地的年畫作坊順應市場的需求如雨后春筍遍及全國，最著名的當屬蘇州桃花塢和天津楊柳青，當時有“南桃北柳”之稱。其他如山東濰縣、河南朱仙鎮(zhèn)、山西臨汾、河北武強、陜西鳳翔、四川綿竹、福建漳州與泉州、廣東佛山等地皆以刻印年畫著稱，各地年畫又因百姓審美情趣與民間風俗各異而呈現(xiàn)不同的風格。一時姹紫嫣紅，形成年畫的盛期。
 
    直到19世紀末，現(xiàn)代印刷技術猶如狂飚橫掃印刷業(yè)，傳統(tǒng)的木刻年畫逐漸被現(xiàn)代印刷年畫所替代。20 世紀60年代下半葉，中國內地年畫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斥為舊風俗的代表而遭到毀滅性的打擊，從此一蹶不振，逐漸退出城市市場。而今，明、清兩代的木刻年畫已具有文物性質，有著極高的收藏價值。文化大革命以前及之中的現(xiàn)代印刷年畫也成為珍貴的藝術品，受到廣大收藏家的青睞。
 
    文化大革命過后，旅游業(yè)漸起，收藏之風劫后復興。過去的一些年畫作坊舊版新印，一些木刻年畫充作旅游紀念品或供民間美術愛好者、收藏者之需，但因紙張、顏料等原材料的變化令其收藏價值大減。至于新版新印年畫，因刻繪者對原作缺乏理解及技藝功力所致，往往形存神亡，有些甚至面目全非，不再具有收藏價值。
 
    傳統(tǒng)年畫的題材大體可分為五類。
 
    一類為神像，以門神為最常見，其他如財神、灶王、關王、八仙等等。門神分文武兩種，文門神多為“天官賜福”，武門神多為秦叔寶與尉遲敬德兩位盛唐名將，后門(單扇門)則由魏征仗劍把守。財神也分文、武，文財神為傳說中商朝的忠臣比干，武財神則為《封神演義》中的趙公明。也有以關羽為武財神的。
 
    二類為吉祥圖案，如狀元及第、吉慶有余、連生貴子、群仙祝壽等等，畫面精致美艷，最受百姓歡迎。
 
    三類為歷史人物及故事，如桃園結義、文姬歸漢、昭君出塞、穆桂英掛帥等等，多為百姓崇敬喜愛的先賢。
 
    四類為戲曲故事，如《三國演義》中的《空城計》、《回荊州》、《群英會》、《西廂記》中的《紅娘傳書》、《花園相會》以及《斷橋借傘》、《打漁殺家》、《四郎探母》等等，為百姓所喜聞樂見。
 
    五類為市井風格，如《春游圖》、《賽龍舟》、《搖錢樹》、《聚寶盆》、《老鼠娶親》、《鯉魚躍龍門》等等。年畫題材內容豐富，文化內涵深厚，極有審美與研究價值，有些甚至可以補充正史，不可小視。
 
    由于屬于民間藝術，年畫長期以來未能受到文物收藏界的重視。倒是外國人眼光獨具，出于不同目的對中國年畫給予了關注。1693年，英人卡姆培夫爾在日本江戶得到一批木版年畫攜回本國，現(xiàn)藏于大英博物館，成為其珍貴藏品。清代晚期以后，外國人至中國內地者漸多，年畫成了他們獵奇收藏的內容，而今英、美、法、德、俄及東歐等國家的博物館中中國木刻年畫的收藏均相當豐富，真是墻內花開墻外紅，令國人汗顏。
 
    中國內地關注、收藏中國木刻年畫的專家首推中央美術學院王樹村先生，王樹村生于年畫之鄉(xiāng)天津楊柳青鎮(zhèn)，自幼受民間藝術熏陶，對中國年畫有著精深的研究。他收藏了大量堪稱孤本的中國歷史年畫，著作甚豐。其余如中央美術學院薄松年等也卓有建樹，為人稱道。
 
    但總體上看，中國年畫的收藏與研究仍屬冷門，極有重視的必要。在中國藝術品拍賣市場中，中國年畫尚未能占得一席之地。隨著中國文化的發(fā)展及人們對民間藝術重要性與內在價值認識的提高，中國年畫這朵民間藝術的奇葩必將登上大雅之堂，大放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