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宮博物院藏有一尊“能原镈”，形制奇偉，工藝精湛。（見圖）镈鈕是一對相向的飛龍，昂然欲起。镈身通體有36枚乳丁，每個乳丁都作螺形。镈的頂部、乳丁旁邊的“篆”部，以及镈正面下端的“鼓”部，都裝飾著蟠虺紋，好似一條條小蛇在昂首盤旋。這件镈約有40厘米高，32厘米寬，重量接近40斤。與考古發掘出土的镈相比較，我們可以知道它最接近春秋晚期的形制。

　　镈是一種打擊樂器。與鐘相比，镈口是平的，而鐘口則是弧形。先秦時期，镈可以與編鐘、編磬一起演奏，又可以組成編镈來使用。而這件镈最與眾不同的是，其上裝飾著瑰麗的銘文，共有48字。這些字的筆畫有的像鳥爪，有的像蛇尾，與一般的金文完全不一樣。早先的學者從中依稀看出了“能”“原”二字，于是這件器就被叫做“能原镈”了。還有的學者干脆就叫它“奇字鐘”。今天我們知道，這種文字就是古籍記載的“鳥蟲書”，盛行于春秋晚期至戰國間的南方諸國。能原镈的銘文字體與越王者旨于睗鐘、越王矛十分相似，可以斷定是越國人所作。隨著對鳥蟲書研究的不斷深入，這篇銘文的字已經基本認出來了，可是，銘文內容卻很難理解。它究竟在講述著什么？專家學者們仍然眾說紛紜。實際上，要真正理解這篇銘文，還得從越國的歷史淵源說起。

　　越國的君主傳說是大禹的后代。古書記載，曾中興夏朝的夏王少康，將自己的庶子封在了會稽（今浙江紹興），號“無余”。無余招懷土著，披荊斬棘，開創了越國。無余之后的世系不詳，只知道傳到春秋晚期的越王勾踐時已經是二十余世了。雖然標榜自己是正統王朝的后代，但越國的風俗、語言與中原諸國大不相同。風俗上，越人習慣把頭發剪短，以方便潛泳，還在身上文上鱗甲的形狀，讓水中的蛟龍以為是自己的同類，避免它們的傷害〔所謂“文身斷發，以避蛟龍之害”（《漢書·地理志下》）〕。語言上，《春秋》稱越國為“于越”。古人解釋“于”是“夷語”中的發聲詞。近代學者以為“于越”的稱呼反映了古越語方言有復音語的特點。《呂氏春秋》中就曾反映出越國方言與中原諸國的巨大差異。西漢劉向編的《說苑》里記載，楚國鄂君子皙泛舟于新波，駕船的越人擁楫而歌。子皙聽不懂，召來越人翻譯才明白，原來唱的是一首優美的情歌：

　　今夕何夕兮，搴中洲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頑而不絕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

　　能原镈上的銘文很可能也是這種情況。除了幾處地名、國名外，整篇銘文記錄的是古越語，其具體內容我們今天已經很難知曉了。

　　傳世的能原镈有兩件。另一件現藏臺北故宮，上有銘文60字。兩件镈大小相似，原來應該是同一組樂器。根據古編鐘、編镈以大小序次的規律，這兩件镈很可能是相連的，銘文也應該連讀。據記載，故宮博物院的能原镈是光緒十六年（1890年）漁人從瑞州（今江西高安）東側的錦江中撈出來的。臺北故宮的能原镈則是在江西臨江府治清江縣（今江西樟樹）出土，時間也在清末。

　　高安與清江一帶位于贛江下游。有學者考證，高安-清江地區在春秋以前屬楚，到公元前504年，吳國軍隊“伐楚取番”，這一帶被納入吳國版圖。而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踐滅吳，該地又被越國占領。進入戰國后，楚國勢力漸盛，逐漸收復了這一“失地”。大體上，這一地區曾作為楚之東境，吳越之西疆，又有南遷的徐人在此活動，各種政治勢力必然是犬牙交錯的，無怪乎遺跡之盛。

　　镈銘中有兩個“”（音“射”——編者注）字，“”是楚國地名，位于今河南葉縣南。又有“利”“甚”等字可以和楚地聯系。大膽推測，或許越楚之間曾在這一帶的邊境上交戰，越國大勝。于是越國將領鑄镈鐘以銘刻自己的武功。銘文記錄的是越土的鄉音，以炫耀于族人。公元前306年，復興后的楚國滅越。能原镈便帶著昔日的輝煌與榮耀，被埋入了歷史的深處。兩千四百年，市朝耕桑，陵谷茫茫，待到重見天日的時候，已經是清末，昔日的鄉音無從尋覓了。

　　故宮博物院收藏的能原镈，出土后，被高安籍的翰林院編修熊方燧收藏。1950年5月，其后人熊述匋先生捐獻給人民政府。國家文物局撥交給故宮博物院。臺北故宮的能原镈出土十年左右被時任江西督糧道的劉心源收藏。后來又入藏劉體智先生的小校經閣。1936年11月間被當時的中央博物院收購。1937年抗戰爆發，“八一三”事變后，中央博物院文物開始西遷，這件能原镈也由此顛沛了八年之久。抗戰勝利后，1946至1947年間，才得以運回南京。1948年底至1949年初，該器又與其他遷臺文物一起被運往臺灣。歷經百年，兩件镈鐘仍懸隔天涯，其命運不禁讓人唏噓。隨著兩岸交流的不斷深入，我們盼望它們能夠再次相聚。

　　作者：陳鵬宇（作者單位：故宮博物院器物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