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傳司馬懿修建的沁河古棧道遺跡

　　走在山間，讓人流連忘返。陪同我采訪的濟源市政協文史研究會副秘書長李立政先生見我興致濃郁，指著對岸峭壁上一塊平整的巖石讓我看：“那里相傳有司馬懿的造像。”

　　據李先生描述，此山叫馬鞍山，因為山勢起伏，呈馬鞍形狀而得名，河右側石壁上有石龕造像一尊。“幾十年前聽人講，石像身著寬袖長袍，相傳是司馬懿的造像。”由于年代久遠及人為破壞，現在石像已經辨認不清。

　　司馬懿造像為何會出現在沁河岸邊的峭壁之上？當地人說，這是因為司馬懿主持修建了曹魏時期有名的沁河古棧道。

　　沁河岸右側的絕壁上，有一條綿延90多公里的曹魏古棧道，也稱太行山沁河古棧道，起點在山西省陽城縣境內的沁河右岸，終點延伸到濟源市五龍口鎮。

　　司馬懿為何要在這里修建棧道呢？當地人認為，歷史上的司馬懿“狼視鷹顧”，早有謀反之意。當年，他借弟弟司馬孚整修枋口堰之機，征集役夫，依巖鑿洞，插梁架板，搞了這條棧道，囤積糧草、運送兵馬，為以后的政變打下了基礎。

　　對于民間傳說，李立政先生并不完全相信。多年前，他曾到山西考察。據山西同行介紹，山西境內沁河右岸的一處石崖上，也曾發現過摩崖石刻，上面刻有“建元正始五年十月五日，曲陽吳某，督將師匠、兵徒千余人通，治步行道，作偏橋閣，鑿開石門一所”的字樣。據專家考證，石刻銘文具有漢隸遺風，又有向楷書過渡的特征，應屬曹魏時期的作品，很可能是吳某帶人修筑古棧道石門時刻錄的。

　　“建元正始五年，是曹芳的年號，即公元244年。”李立政先生認為，那一年，司馬懿剛從淮南回到京城洛陽，不大可能跑到濟源、山西督修古棧道，何況司馬懿被奪兵權是在兩年后，244年司馬懿不太可能就心生謀反之意。

　　根據《三國志》的記載，公元241年，魏將鄧艾曾向司馬懿建議“通曹運之道”，以便山西糧運南方，解決對南方東吳的用兵問題。目前，史學界普遍的看法是，修建沁河古棧道是為了解決對南方運兵的糧草問題。

　　目前，沁河古棧道濟源境內僅存十多公里的遺跡。在馬鞍山、張莊村、和灘等地的沁河右側，能看到峭壁上有排列整齊的槽洞。槽洞呈正方形，邊長為30厘米左右，深60厘米，間距2.5米到3米不等，槽洞分上下兩層，層高2.5米左右。

　　可以想象，一千多年前的沁河古棧道是何等壯觀，棧道分上下兩層，上層用來運輸糧草，下層用來防止塌陷，或者上下兩層都用來糧車通行，只是方向不同。

　　“王浚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公元280年，西晉討伐東吳的戰爭異常順利，摧枯拉朽的背后，是強大的后勤實力。“衣冠南渡”之前，中原地區一直是經濟發達的地區，三河地區的農業繁榮造就了軍事力量的強大，源源不斷的物資運抵南方，使得西晉統一中原的時間表如此短暫。

　　沁河古棧道，將山西、陜西糧食等戰略物資，源源不斷地運出太行峽谷，為前方戰報頻傳起到了相當大的促進作用。

　　鑿渠尚贊盧侯功

　　晉帝國的統一是短暫的，對北方地區的統治更是短暫的。

　　西晉滅亡后，就是中原地區的“五胡亂華”時期。在那個靠武力說話的年代，農業生產是可以任意摧殘的。黃河上下，幾乎都彌漫著硝煙。

　　中原蕭條，千里無煙，沁河下游的五龍口水利工程也不可避免地遭受厄運，秦渠枋口年久失修，灌溉效益銳減。在那個動亂的年月，指望修復水利工程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枋口堰的重修一直到隋代才得以實現。

　　公元590年，一個當時名聲不佳的官員來到了濟源，他叫盧賁。在《隋書》等史籍中，盧賁是個懂音樂的奇才，隋朝開國后，他負責整理過宮廷音樂。但另一方面，盧先生在政治上投機取巧、結黨營私，很為世人不齒。更要命的是，盧先生在擔任齊州刺史的時候，居然不顧百姓死活，當轄區發生饑荒時，這個父母官居然下令關閉糧倉，不給百姓放糧，結果犯了眾怒，被削職為民。后來，楊堅想起用他重新擔任刺史，結果盧賁在給皇帝的回復中大發牢騷，覺得楊堅辜負了他當初的擁戴之功，結果徹底惹惱了楊堅，最后仍沒有用他。

　　盧賁政治上聲名狼藉，但在濟源期間，他的名字是枋口堰歷史上不能忽視的一筆。在盧賁之前，秦渠枋口只是一個渠道灌溉，而盧賁開創了引沁分渠的先例，大大地擴大了灌溉面積，這無疑是開創性的。

　　“摩云兩壁夾寒流，谷邃天高爽簌幽；翠撲衣衫嵐影動，涼浸肌骨水光浮；鑿渠尚贊盧侯績，作賦還生楚客悉；吹盡六塵清境界，勝游何必在清秋。”這是清代文人段景文的一首名為《沁口秋風》的詩，詩中極力稱頌的盧侯，指的就是盧賁。

　　在如今的沁河兩岸，隨處可見非常平整的石壁，這些石壁要高出沁河水面十多米，壁上有著很明顯的人為刻鑿的痕跡。陪同我采訪的李立政先生解釋說，古時沁河水非常深，河道也非常寬，根據《濟源縣志》的記載，隋唐時期，沁河下游不僅有惠民的水利工程，更有非常秀美的景色，文人騷客經常乘船來此游玩，吟詩作對，并讓人將詩詞刻鑿在沿岸的石壁上。由于風化嚴重，這些刻在石壁上的詩詞都難覓蹤跡，只有在一些古籍文獻和地方志中能找到當年的影子。

　　隋代之前，秦渠雖然灌溉良田頗多，但不能水盡其用，盧賁擔任懷州（今沁陽一帶）刺史后，首先修葺了秦渠枋口，后盧賁又多方聽取當地百姓的建議，組織役夫新開了兩條渠。據《隋書》記載，盧賁“決沁水東注，名曰利民渠；又流入溫縣，名曰溫潤渠，以溉瀉鹵，民賴其利”。 

　　值得一提的是，盧賁的溫潤渠不僅是一條灌溉之渠，更是一條改良土壤之渠。中科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員鈕仲勛先生曾指出，當時沁陽、溫縣一帶處于黃河和沁河之間的很多土地由于地勢低洼，地下水位較高，土壤鹽堿化程度很高，盧賁引沁河水改良堿化土地，說明古人對于秦渠水資源的利用，已經有了相當科學化、系統化的認識。

　　利民渠的建成，使得渠道直通溫縣，大大擴大了灌溉面積。

　　三任行政長官共修枋口堰

　　讀《盧賁傳記》的時候，我一直感慨，這個在政治上有污點的人竟也有其閃光的一面，他重修秦渠，引水溫縣，對于豫北人民來說，無疑是做了一件大好事。

　　盧賁退出歷史舞臺后，秦渠的修復與擴建工程并沒有停滯，唐朝時期，秦渠得到了更進一步的發展。

　　在唐朝，秦渠發展有記載的不是在貞觀之治或開元盛世等安定年代，恰恰相反，是在安史之亂時期。當時秦渠有過三次大規模的修葺和擴建，分析其中緣由，可能是由于藩鎮割據，各地軍閥都有意或無意地擴充自己的勢力，維持或壯大當地經濟發展，秦渠就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迎來再一次輝煌。

　　安史之亂時期，唐朝大將李光弼駐守河陽（今孟州）。河陽為黃河北岸的軍事要塞之一，也是拱衛東都洛陽的北大門，出于軍事戰略上的考慮，李光弼下令在河陽城南北各修兩座城池，三城互為犄角。公元781年，唐王朝設立河陽節度使為當地的最高軍政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