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考證了“竹林七賢”的主要活動地區是在焦作一帶，具體寓居地在修武縣東北五十里太行山之天門谷百家巖。

    關鍵詞：竹林七賢 焦作 山陽 百家巖。

    作者簡介：程  峰（1965--），男，河南濟源人，焦作師范高等專科學校政史系副教授，致力于焦作史志的研究和教學工作。

    《魏氏春秋》曾曰：“嵇康與陳留（今河南尉氏縣）阮籍、河內（今河南武陟縣）山濤、河內（今河南武陟縣）向秀、籍侄咸、瑯邪（今山東臨沂北）王戎、沛（今江蘇沛縣）人劉伶相與友善，游于竹林，號為七賢”。“竹林七賢”即嵇康、阮籍、山濤、向秀、阮咸、劉伶、王戎，是三國魏晉時期這七個文人名士的總稱，是中國歷史上一個獨特的賢哲群體，在中國文學史、哲學史、音樂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但“竹林七賢”所活動的地區，有的文獻記載在今輝縣和汲縣一帶。“竹林七賢”確實曾到今輝縣、汲縣一帶游歷。《世說新語》說：“嵇康游于汲郡山中”，《三國志》卷二十一注“籍少時游蘇門山”（在輝縣），“康採藥于汲郡共山中”。誠然，從汲縣到洛陽一帶曾是他們經常游覽的范圍，但主要活動地區是在焦作一帶，具體寓居地在修武縣東北五十里太行山之天門谷百家巖。

    一

    焦作地處太行山南麓，古稱山陽，物華天寶，人杰地靈。古時候，文人名士常到此游歷、寓居、交友聚會。三國魏晉之際，著名的文學家、哲學家、時任中散大夫的嵇康，因不滿司馬氏的黑暗統治，又不愿與曹魏集團同流合污，正始四年（243年），舉家從洛陽遷居到時為河內郡山陽縣的百家巖一帶，直到他被司馬昭迫害下獄，“康居山陽二十年”[1]。嵇康僅僅活了四十年，在他短暫的一生中，在山陽百家巖居住長達二十年。嵇康遷居山陽后，好友阮籍、山濤、向秀、阮咸、劉伶、王戎等名士紛紛追跡而至。嵇康居所附近有一片茂盛廣闊的竹林，于是他們定期相約聚會竹林，或酣飲，或賦詩，或高談闊論，或撫琴嘯吟，志趣相投，相與友善。一時傳揚朝野，被美譽為“竹林之游”，由此形成了以嵇康、阮籍為代表的“竹林七賢”。因此，“竹林七賢”的主要活動地區當在山陽（焦作）一帶。

    “竹林七賢”之一的向秀《思舊賦》“濟黃河以泛舟兮，經山陽之舊居”，是他們居住在焦作的最早文獻記載。在嵇康、呂安死后不久，山濤邀請向秀再去洛陽應考做官。向秀應考后，曾折回山陽百家巖瞻仰了嵇康的舊居，并撰寫了一篇千古傳頌的悼友文賦——《思舊賦》。向秀在《思舊賦》中寫到：“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逝將西邁，經其舊廬……。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廖亮。追想囊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嘆，故作賦曰：將命適于遠京兮，遂旋反而北徂。濟黃河以泛舟兮，經山陽之舊居。……。”明代李濂在《寧邑記》中論道：“晉七賢竹林，亦在茲地，向之期所謂山陽舊居者也”。文中的“茲地”指今修武（古寧邑）漢獻帝陵一帶。

    南朝宋人裴松之《三國志》注引《魏氏春秋》曰：“康寓居河內之山陽縣……游于竹林，號為七賢”。酈道元《水經注·清水注》曰：“清水……又經七賢祠東，左右筠篁列植，冬夏不變貞萋，魏步兵校尉陳留阮籍、中散大夫譙國嵇康、晉司徒河內山濤、司徒瑯邪王戎，黃門郎河內向秀、建威參軍沛國劉伶、始平太守阮咸等，同居山陽，結自得之游，時人號之為‘竹林七賢’。向之期所謂山陽舊居也，后人立廟于其處，廟南又有一泉，東南流注于長泉水。郭緣生《述征記》所云，白鹿山東南二十五里有嵇康故居，以居時有遺竹焉，蓋謂此也”。以上兩條文獻記載的年代，距“竹林七賢”生活的年代約二百年，時間不遠。七賢在山陽（現焦作）應該是可信的。而之后唐代貞觀26年成書的《晉書·王戎傳》自謂“與康居山陽二十年”也應可信。

    此外，七賢鄉也是一條有力的證據。七賢鄉在那里？眾說不一。焦作政協編著的《焦作歷史名人》一書說“古漢山以南的蔣村、馬坊、李固、五里源命名為‘七賢鄉’，這個鄉由宋至明，一直延用了三、四個朝代”。現在出版的各種歷史地理著作均把七賢鄉定在“今河南修武縣北”。后梁貞明七年百家巖石幢有“七賢鄉李固鎮韓緒造”的字樣。云臺山藥王洞中碑刻有“大金國河東南路懷州修武縣七賢鄉西馮營村修孫真人石像記”的文字。元代翰林編修、監察御史汲縣王惲有《七賢鄉》詩“不到山陽二十年”句。以上五條資料說明了七賢鄉的方位在修武東北一帶，但未說明治所。1986年出版的《修武縣志·地名考》赤莊條：“據該村碑文記載，在金朝時，此村原屬七賢鄉。……明正德年間，孫萬全來懷慶府做官，居住此地。因其有赤心，就將此村起名為赤莊村，沿用至今”。這為我們考察七賢鄉的治所提供了一條新的線索。總之，七賢鄉在修武東北，“竹林七賢”肯定居住在七賢鄉范圍內。金承安進士、山西晉城人李俊民《七賢臺》有“放跡山陽志尚同，至今林下仰高風”詩句。七賢臺具體在哪里，尚不知道，但可知在山陽（焦作）。[2]
    1986年《修武縣志·竹林七賢在修武之活動考》說：“元代鄉學記碑陰載《舊志》山陽縣東北，有嵇叔夜園宅，后悉為墟，父老猶稱稽公。《竹林述征記》‘山陽東北二十里，魏中散大夫嵇康園宅，悉為田墟，時有遺竹’”。此也可作為“竹林七賢”在焦作（山陽）的參考。

    另外，“竹林七賢”中的山濤、向秀分別為焦作市武陟縣西小虹村和西尚村人，現二村還有山濤墓和向秀墓。距我市不遠的獲嘉縣亢村還有劉伶墓。它們均為縣級文物單位，亦是“竹林七賢”在焦作（山陽）的證據。
                       
    二

    “竹林七賢”寓居在百家巖，如今的百家巖仍有諸多“竹林七賢”的遺跡。《太平寰宇記》曰：“百家巖上有精舍，又有鍛灶處，所云嵇康所居”。據《文士傳》記載：“康性絕巧，能鍛鐵。家有盛柳樹乃激水以圜之，夏天甚清涼，恒居其下傲戲乃身自鍛。家雖貧有人就鍛，康不受之。”現在的百家巖有“嵇康淬劍池” 遺跡。其位于天門瀑布下東上約50米處，為一塊橫臥巨石，上平如砥，長6米，寬3米，高10米，西端鐫刻“嵇康淬劍池”等字，系宋嘉佑四年（公元1059 年）河北提刑曹涇所書。舊時其旁有鍛灶，為嵇康打鐵鑄劍之處。[3]《元豐九域志》懷州條下云：“淬劍池，《圖經》云：嵇康淬劍之所”。金代詩人王運卿《嵇康淬劍池》詩云：“山留冷冷一派長，令人特地憶嵇康。當時淬就吹毛劍，不斬奸臣反被殃。”百家巖現在還有一塊“嵇山”碑，字徑二尺許，系明代修武縣令李景和利用舊刻《公捐贍田記碑》書寫的。關于“嵇山”的來歷，《三國志》注引虞預《晉書》曰：“康家本性奚，會稽人，先自會稽遷于譙之銍縣，改為嵇氏，取 ‘稽’字之上，加‘山’以為姓，蓋以志其本也。一曰銍有嵇山，家于其側，遂氏焉”。今百家巖寺前解虎坪上豎“嵇山”碑的地方就是嵇康居住的地方。另有“劉伶醒酒臺”刻石。其與“嵇康淬劍池”系一石臺。該石東端有“劉伶醒酒臺”字樣，亦為宋嘉佑四年（公元1059年）河北提刑曹涇所書。百家巖還有“王烈泉” 和“孫登嘯臺”的題碣和遺址。王烈泉，在天門赤壁東端，一股清泉從山巖石隙間溢出，四季不斷。今泉西壁間有“王烈泉”石刻，字徑各尺許。王烈，字長休，邯鄲人，《晉書》、《神仙傳》均有記載。他隱居云臺山，常服雞頭參，飲山泉，年338歲猶如少年。嵇康常向其求養生之道。相傳，王烈見山破開裂數百丈，中有石穴，徑闊尺許，流出青泥如髓，嚼之如熱蠟粳米之美。乃揉之成丸，攜歸與康。康喜而視，已成青石，俱往斷山之處，復原如初，略無裂痕。又一次，王烈在石室中發現一卷素書（又稱丹書），隨告嵇康去看，亦不復見。故明代馬瀾有詩曰：“石髓丹書兩遇難，碧山猶說有仙壇。千秋留得嵇康恨，石上清風漠漠寒。”孫登嘯臺，在天門赤壁東巖上，為長寬各丈余的高臺巨石。相傳三國魏著名高士孫登，嘗長嘯于此臺，故名。孫登與嵇康、阮籍交游甚好，稱嵇康“才俊性烈”，后嵇康被殺，作《幽憤詩》悼念。[4]金代王世卿有詩吟詠其人其事：“一聲長嘯碧云深，嚦嚦如聞鸞鳳音。好語嵇康不能用，謾攄幽憤入新吟。” 宋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百家巖題碣有“七賢祠堂”的記載。以上確證“竹林七賢”寓居在百家巖。另外，修武縣考古部門最近在百家巖和竹林七賢隱居地發現了嵇康鍛鐵遺址和竹林七賢飲酒用過的酒壇。專家在百家巖寺塔東北約100米的山坡上，發現了暴露于地表的紅燒土約5平方米，紅燒土的四周有許多漢代瓦當、紅陶菱形紋飾缸沿和陶片，并出土酒壇3個，根據該酒壇的質地、彩繪、紋飾、造型判斷，該酒壇完全符合東漢時期的制陶風格，由此確定為嵇康鍛鐵遺址和竹林七賢酒壇。嵇康鍛鐵遺址和竹林七賢酒壇在百家巖的發現是和歷史記載相吻合的。這次考古發現為竹林七賢隱居百家巖提供了有力的證據，并為研究竹林七賢隱居百家巖的生活提供了資料。[5]
                       
    三

    “山陽”、“山陽笛”、“山陽會”、“山陽淚”等這些賦有特定意義的文學典故，從另一方面證明了“竹林七賢”寓居焦作的史實。“竹林七賢”主要在山陽（焦作）一帶活動，從而形成了與山陽（焦作）特定地域有關的諸如“山陽”、“山陽笛”、“山陽會”、“山陽淚”等賦有特定意義的文學典故。

    如“山陽”。由于“竹林七賢”寓居“山陽”，因此以“山陽”來代高雅人士聚會之地。如南朝齊陸厥《奉答內兄希叔詩》：“愧茲山陽燕，空此河陽別。”唐杜甫《贈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韻》：“山陽無俗物，鄭驛正留賓。”

    如“山陽笛”。由于向秀的《思舊賦》中有“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廖亮。”之句，因此以“山陽笛”來懷念故友。如北朝周庚信《傷王司徒褒》：“惟有山陽笛，凄余思舊篇。”明劉基《五月三日會王氏南樓》詩：“憮然學兒女，愴恨山陽笛。”清趙翼《題項任田青士居祠堂》詩：“俄聞山陽笛，不得一執手。”康有為《六哀詩》：“豈知痛嵇生，凄余山陽笛。”

    如“山陽會”。由于“竹林七賢”會聚“山陽”，因此以“山陽會”來寓故友聚會。唐杜甫《贈翰林張四學士 自》詩：“儻憶山陽會，悲歌在一聽。”唐郎士元《送張南史》詩：“借問山陽會，如今有幾人。”

    如“山陽淚”。向秀的《思舊賦》感情真摯，充滿了難以言表的悲痛和凄愴，無不使人潸然淚下，因此以“山陽淚”寓懷念故友之淚。清陳維崧《滿路花·贈梵公》詞：“平山堂下，鴻爪依稀記，北邙王與宋，曾同醉。重逢瓶拂，頓下山陽淚。”[6]

    此外，還有其它借用向秀《思舊賦》的含義而寫的詩詞。如南朝詩人庚信的《寄徐陵》：“故人倘思我，及此平生時。莫待山陽路，空聞舊笛悲。”再如南朝宋詩人顏延之的一首詠向秀的詩——《向常侍》：“向秀甘淡薄，深心把豪素。探道好淵玄，觀書鄙章句。交呂既鴻軒，攀阮亦鳳舉。流連河里游，惻愴山陽賦。”凡此種種，不一一而論，但都從不同方面論證了“竹林七賢” 主要在焦作活動的史實。

    參考文獻：

    [1]《晉書·嵇康傳》

    [2]楊貴金《焦作旅游，打好“竹林七賢”這張牌》（未刊稿）

    [3][4]  焦作文化局《南太行·焦作·四大風景名勝區---文物景觀導讀》2002年

    [5]《竹林七賢酒壇和嵇康鍛鐵遺址重見天日》 《焦作日報·周末》2002年7月19日

    [6]政協河南省焦作市委員會《焦作文史資料》第七輯《焦作歷史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