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陽峪窯是宋代北方窯口的一個佼佼者，愈來愈受到世人重視。本文從四個方面予以探索，以澄清有關模糊或錯誤認識。

    關鍵詞：古陶瓷研究當陽峪窯模糊認識

    當陽峪窯，一個不再陌生而依然神秘的名字。

　　這個優秀的窯口，自1933年由在焦作英福煤礦工作的英國“收藏家”司沃露發現以來，由于我國家積弱，無暇顧及，遂屢遭各國盜掘。英國人、瑞典人、日本人紛至沓來……掠奪者在竊喜、驚嘆之余，也開始在英國<<不列顛博物院季刊>>(1933-1935年合訂本)、瑞典學術雜志<>(1943年，第3期)、英國<<東方美學>>(1948年第1冊)、<<北宋的修武窯>>(日本，小山富士夫)等刊、文上以種種溢美之辭盛贊當陽峪窯。

　　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河北一帶搜購古物的商人，不斷地把碎片運到北京，北京廠肆中人，亦以當陽出品可以獲大利，于是利之所在，就搜羅及于碎片，裝以錦匣亦可得到高價。”

　　新中國成立之后，1951年，陳萬里先生認真調查了當陽峪等窯后，分別在<<文物參考資料>>1952年第1期和1954年的第4期發表了兩篇重要的文章：<<調查平原、河北二省古代窯址報告>>和<<談當陽峪窯>>。在這兩篇文章中，陳萬里先生認為“此處出品，極為復雜，實在是宋瓷中最優秀的民間瓷器。”“就釉色論，光潤顯亮，是別的地方所不及的。”“觀臺的花紋，不如當陽的流麗，色澤亦遠不如當陽的光潤，可見技巧方面，觀臺遠落在當陽之后。”“不過無論如何，當陽峪窯在剔劃方法的制作上，是達到了最成功的一個階段，那是不必再有什么懷疑的。”“總之，當陽峪窯的作品，向來是不為人們所重視的，因之如此一個重要窯場，是被忽略了。我以為在黃河以北的宋瓷，除曲陽之定，臨汝之汝以外，沒有一處足與當陽相媲美。磁州的冶子窯以及安陽的觀臺窯終遜當陽一籌，而一切文獻所列舉的磁州窯或是磁州型的瓷器，毫無疑問的有一部分是屬于當陽峪，也就是說，磁州窯的榮譽，應該有一部分歸于當陽峪。”這是在當陽峪窯研究史上由國家組織，權威發布的關于當陽峪窯的較為系統、全面的評價。

　　1962年，葉喆民先生赴當陽峪窯實地調查，在掌握了大量詳實資料后，撰寫了洋洋灑灑萬余言的<<當陽峪窯考>>，發表于<<中國陶瓷>>1982年第一期。葉喆民先生認為：當陽峪窯“其中精品真作到了白如凝脂、黑似刷漆的程度。”“以定窯在當時聲譽之重與當陽峪窯制品之精，加之兩處相距匪遙，難免相互模仿制作。因而，存在著白釉、黑釉、醬紫釉、白地繪黑花以及灰白、灰褐、綠地剔劃花等類似現象是自在其中的。”“雖然它的上限并不比上述幾個地方窯更早，但在某些產品方面卻有著后來居上，出類拔萃的卓越成就，反映出這一民間窯同樣具有頑強的生命力與豐富的創造力。……其裝飾如絞胎釉、剔刻花等雖是繼承了傳統技法，但能在原料比較粗劣的不利條件下，善于利于化妝土和鮮明的釉料，做到粗料細作、精益求精，終能制出那樣黑白分明、色彩出眾的成品。可見它之所以能盛極一時，經久而不衰，并博得如此聲譽，絕非偶然的了。”
  
    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后，伴隨著中華民族的全面復興事業，當陽峪陶瓷的收藏與研究持續升溫，隨著標本、器物的逐步增加以及研究的日趨深入，筆者認為：一些問題亟待商榷并澄清，以有助于廣大研究者、收藏者、愛好者更加全面、準確地了解這個優秀的窯口。

    一、當陽峪窯、焦作窯與修武窯

    當陽峪窯，位于河南省焦作市修武縣西村鄉當陽峪村，焦作市區北去太行山中三公里即到。史籍鮮載。<<大明一統志>>、<<大清一統志>>云：“懷慶府土產磁，河內、修武二縣出，有窯。”順治十五年<<懷慶府志>>云：“瓷，河內(今焦作市沁陽、博愛兩縣)、修武俱有。”<<乾隆府廳州縣圖志>>一書亦有類似記錄。它無詳述。目前，所能見到的最早的記錄是北宋元符三年至崇寧四年(公元1100-1105年)當地所立之<<懷州修武縣當陽峪村土山德應候百靈廟記>>之碑文：“時惟當陽工巧，世利茲器，埏埴者百余家，資養者萬余口。”可見，至少在北宋中后期，當陽峪已是“世利茲器”，工精匠巧了。而且燒制規模已達到窯頭百余家，據當地傳說有360家員外，從事專業燒造的工匠達萬余人。由于清代英國福公司在焦作一帶掠奪煤礦資源，英國人司沃露從1933年開始借工作之便乘機搜羅當陽峪窯精品，并邀請瑞典工程師卡爾貝克前來考察�？�爾貝克還專門撰寫了考察報告，他們均稱當陽峪窯為“焦作窯”。而美國則一概稱為“磁州窯”。1941年，日本人小山富士夫慕名而至，也進行了詳細的考察與搜羅，并認為定、汝、磁、龍泉諸窯均以縣為名，所以當陽峪窯理所當然應為“修武窯”。以上諸論從者均有之。而當時，在北京的收藏界，當陽峪窯的名字已經愈叫愈響。對于這個問題，葉喆民先生已有專門的論述，并云稱當陽峪窯者，基于約定俗成之理由。今舊事重提，在于進一步統一認識，以有助于當陽峪窯的深入研究與宣傳。

    二、當陽峪窯與當陽峪窯群
 
    隨著對當陽峪窯研究的進一步深入，我們感到對它的認識決不能僅僅停留在當陽峪村這個中心窯場上。根據我們多年來的實地調查研究，在焦作市所轄之豫西北太行山南麓，七百多平方公里淺表山區的溝壑之中，自修武縣往西，經焦作市區北部、博愛、沁陽兩縣，直至濟源，并與山西晉城古瓷窯緊密相連，星羅棋布著一個寵大的古陶瓷窯群，目前已發現具有相同風格的窯口60余處。這片沃土宋屬河北西路，金為南懷州，元為懷孟路，明清為懷慶府。歷朝歷代行政沿革、經濟、文化、風土人情的統一，為這互相依存的六十多座窯口形成一種全面、統一而又豐富多變的藝術風格，奠定扎實的基礎。比如：絞胎瓷為當陽峪中心窯場的大宗產品，而在距其西南約4至5公里的現屬焦作市區的礦山窯和恩村窯則也發現了大量精美的絞胎產品。而中心窯場西南，焦作市中站區的西王封窯則發現了更具絢爛藝術風格的褐地剔白花紅綠彩加黑開光的大蓋缸以及色彩靚麗，風格明快的絞化妝土(世人多誤稱為絞釉)產品。中心窯場往西20余公里的柏山窯，則以大量的絞彩(世人多誤稱為絞釉)產品而著稱，等等。因此我們可以說：當陽峪窯是當陽峪窯群的中心窯場，我們常說的當陽峪窯即是指此窯場，但它并不能囊括這個窯群的全部，當陽峪窯與當陽峪窯群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三、當陽峪窯及其窯群的創燒年代

　　關于創燒年代問題，現在可以明確地說，當陽峪窯群中心窯場及其周邊窯場的創燒時間至少應定在晚唐。葉喆民先生在論及當陽峪窯與密縣窯、登封窯、耀州窯之關系時，指出：北宋晚期(崇寧四年)“當陽峪還處于‘蠲日發徙，遠邁耀地’，向外學習的初期階段。”還指出：“需要提出探討的還不是曾否交流學習技術，而是學習和交流什么技法的問題。”這種結論的依據來自于當陽峪窯神碑。然而這一種說法，既有違于碑文本意，又不符合考古實物證據。當陽峪窯神碑明確指出：“時惟當陽工巧，世利茲器”，說明當陽制陶瓷世世代代，由來已久，而不是建廟立碑祀窯神的崇寧四年才有陶瓷的制作。碑文接著又說：“埏埴者百余家，資養者萬余口。”當時的專業制瓷工人有萬余，可見其窯場規模之大，再接著看“或作一日，□都戶溫良，昆仲聚眾而議曰，嘗聞水之有派，必因其源。……吾徒世事此業，豈可忘其本乎？于是允協眾意，欣然翕從。遂蠲日發徙，遠邁耀地”這說明當年當陽峪窯工遠邁耀地純屬偶然，就是為了“世事此業，豈可忘　本乎？”于是采取措施，到耀地“觀其（窯神百靈翁）貌，繪其神儀，廼立廟像于此焉。”從而可以“春秋祀之”，香火不斷，保佑當陽峪窯生意興隆。

    從實物標本來看，近年來，焦作當地收藏家在窯址上采集到了一定數量的唐、五代時期的器物標本，有白釉、青釉，有些還具備明顯的鈞瓷特征（附圖）。在窯群南部的店后窯、定和窯，采集到了一些土黃釉餅形底和白釉玉壁形底碗、罐殘片，這說明當陽峪窯及其周圍窯場至少在晚唐五代已始燒造。而根據碑文撰寫時間及所述當陽峪窯盛況，結合窯場上大量北宋中晚期堆積，說明當陽峪成熟、興盛于北宋中晚期，也是沒有疑問的。

    四、關于“銅色如朱”

　　“銅色如朱白如玉”，這是江南提舉程筠為了祝賀當陽峪建廟立碑而做的一首長歌中的半句，前文大意為贊嘆當陽峪窯的銅藥、巧匠，這一句完整內容是“開時光彩驚奇異，銅色如朱白如玉”。這是了解當陽峪單色釉技術極重要的一句話。早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英國人司沃露撰文寫到：“崇寧年間燒制的瓷器光澤非常好，……雖然燒制各種色釉，但以紅色和白色最好，而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日本人小山富士夫對于這個問題迷惑不解，他撰文道：“這里所說紅色瓷器是指赤繪還是指紫定那樣柿釉色的瓷器現在也搞不清”，現在看來，赤繪首先是要排除的，我們知道，赤繪即紅綠彩，乃多色釉器，而非單色釉。司沃露文章里提到的紅色釉明顯與白色釉相對比，是一種單色釉器。到了20世紀50年代，由于當時實物資料的匱乏，陳萬里先生亦云：“不過紅為朱的色釉，是怎樣一種作品？”他只好將這一歷史懸疑，交給后人解答。1982年，葉喆民先生在<<當陽峪窯考>>一文中則明確指出“應該說就是指的用還原銅燒成的‘鈞紅’釉。”我們知道，所謂鈞紅，是鈞釉窯變而成，非單色釉。聯系上下文，“銅色如朱”之意顯為加入“銅藥”而燒造出的色釉紅如朱砂，而與它相對的白色釉則白如凝脂、溫潤如玉。當陽峪窯幾次大的取土方工程、考古發掘以及零星的施工出土，均證實了當陽峪窯的醬、紅、紫等高溫細白胎單色釉器為其大宗產品，從實物上證實了“銅色如朱”實在指的是類紅定的高溫單色釉器。

    作者簡介：原雪輝（1970－）河南焦作人，文學碩士，焦作大學講師�，F為大河網高古陶瓷論壇版主，河南省收藏協會古陶瓷專業委員會常務理事，《古陶瓷》編輯，中國當陽峪古陶瓷研究會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