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詩人李賀，宜陽人，才華奇絕，號稱詩鬼，是毛澤東最為推崇的詩人。他7歲能詩，15歲名滿京華，27歲去世，短暫的生命如一道閃電劃破詩壇夜空。“天若有情天亦老” ，詩魂年年哭早夭！我們在痛惜李賀早逝的同時，也為洛陽擁有這樣一位天才詩人而自豪——今日起，本報推出李賀系列，全面展現李賀短暫而又悲愴的一生。　　

    現在看到的這通碑，立在鄭盧路北側三鄉鄉政府對面，顯然是紀念詩人李賀的。我站在這里看了半天，心里非常不是滋味——碑亭周圍放著許多雜物，無論從哪個角度拍照，都會有不諧調的雜物進入鏡頭。碑亭環境治理得不怎么樣，但為了爭奪李賀故里，當地人卻下了很大工夫——迄今為止，至少有兩個村莊在爭奪這張名片。李賀故里究竟在哪里？文字官司一直打了幾十年。
 
    田野里擱淺的一條路
 
　　前往李賀故里，正是立秋前夕，天氣不怎么熱，公路兩旁一片綠色。從洛陽出發，沿鄭盧路一直向西，快到三鄉鄉政府時，路邊一位老人指著田野里一條荒廢的路對我說，順著這條路往北走，才是真正的李賀故里——西柏坡。

　　我聽了很是驚訝，這里怎么也有個西柏坡？老人見我不信，便彎腰撿起一根樹枝，在地上寫下了村名，這個名字竟跟河北省平山縣那個“西柏坡”一字不差。老人調侃道，宜陽的這個西柏坡，雖不是革命圣地，但也有些來歷，它是李賀故里！

　　這把我搞糊涂了！“李賀故里”不是在那個碑亭處嗎？此前我曾多次到過那里，早認得那個碑亭了，離這兒還有一段路呢，怎么這里又冒出了個李賀故里呢？老人告訴我，關于李賀故里的爭論，至今沒有停止過，幾個村莊為此爭斗不休，這事兒曾在本世紀初鬧得沸沸揚揚。

　　當時，有人認為李賀故里在西柏坡，也有人認為在西村。記者實地看了一下，這兩個村莊同屬三鄉鄉，只不過西柏坡靠近洛陽，西村靠近洛寧，中間夾著鄉政府和連昌河，兩村之間的距離也就四五里。為了爭奪李賀故里的擁有權，兩個村莊官司不斷，搞得地方官員都有點不好意思，但記者聽了，反覺得有意義！這說明如今的農民，頗有地方文化保護意識，他們除了關心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之外，還關注文化，這是好現象。

　　李賀故里的具體位置到底在哪里？的確很難說。唐詩人李賀英年早逝，“復無家室子弟”，他去世不到二百年，家園就已荒蕪。宋代詩人張耒來過李賀的老宅，說這里“清溪水拱荒涼宅，幽谷花開寂寞春”，從而發出了“天上玉樓終恍惚，人間遺事已成塵”的感慨。張耒當年看到的李賀故里房屋都已坍塌，只留殘墻，何況千年之后的今天？
　　
    李賀故居究何在
 
　　李賀在詩里說自己的家鄉在“昌谷”，但“昌谷”是個大概念，《辭源》解釋為“水名，一名昌澗，又稱刀環川。源出河南澠池界，東南流之宜陽入于洛。唐詩人李賀的故里，即今昌水與洛河匯流處的三鄉一帶”。
　　但據記者了解，《辭源》的這種解釋，本身就是錯誤的，因為“昌澗”本名連昌河，不是發源于澠池，而是源于陜縣的馬頭山，向東流來時，呈西北——東南走向，經過洛寧楊坡，一路來到宜陽三鄉，其間的河谷地帶，廣義上都可稱為“昌谷”，包括澠池、洛寧、宜陽境內的整個連昌河谷地帶。李賀故里的昌谷，只是其中一段，那么，李賀家的具體位置在哪兒呢？

　　后來，山西大學教授楊其群、湖南師大教授劉衍也認為，把李賀故居定在“昌谷”太籠統，他們經過實地考察，最后認定李賀故居應在大澗溝“長巒谷口”。

　　那么，大澗溝“長巒谷口”在什么地方？

　　據當地人描述，大澗溝為一條自然河谷，長約幾華里，深約三四丈；“長巒谷口”在漢山光武廟南的幽谷出口附近，位于西村正北六七百米處，此處向東四五里，就是西柏坡村了。這就是說，李賀故居離西村近，距西柏坡遠。　
　　　
　　針對這種說法，宜陽縣歷史文化研究會會長喬文博表示懷疑，他說，楊其群把李賀故居定在大澗溝，顯然不妥，因為大澗溝寬不過十丈，深不過三丈，只是條小土溝而已，如此狹促的地方，怎能建宅？楊先生還根據李賀詩中不斷出現的“山居”二字，把李賀所謂的“山居”定在山口北面的山坡上，把南邊所謂的“銳峭長圓形山頭”稱之為“南山”，把目前已經干涸的小水溝夸大為“唐時水勢大到可以釣魚，可以下網、可以泛舟”的河，這一系列的推斷實難令人信服。

　　喬先生認為，中唐時期，人丁稀少，土地廣袤，李賀的父親李晉肅做過縣令，這樣的官宦之家，怎會選個小土溝安家？再說了，李賀所稱的“山居”，并不一定是居住在山里，因為文人寫詩，有時為了營造意境，便說自己的家園為“山居”；有時候為了自謙，便說自己居住于“窮巷”、“陋室”、“草堂”、“茅廬”。這本是慣常的寫法，如果僅僅根據“昌谷山居”幾個字，就把李賀故居定在山坡上，那就不能理解為李賀住在平地上、西柏坡上？李賀的詩用“憶山居”為題，不過是為了突出他鄉居生活的情趣，若把“昌谷山居”理解為昌谷山坡上的房子，就情趣全無了。

　　喬先生說，楊其群先生為了支持自己的“山居”觀點，還以李賀的詩句“我在山上舍，一畝蒿磽田”為例證，認為此句“明白無誤地指明李賀故居在‘山上’”。其實“我在山上舍，一畝蒿磽田。夜雨叫租吏，舂聲暗交關”這首詩，不過是李賀極言其家境困頓而已——家里種著一畝薄田，時有官吏催租。這顯然是夸大之詞，從李賀當時的境況來看，“山上舍”只是說李賀家為照看山上的田地提供給長工居住的“別舍”，而非“本宅”。李賀生活的德宗、順宗、憲宗時期，全國人口不過3000萬，地廣人稀，人均耕地絕對不止一畝，在這樣一個人口稀少，而耕田頗廣的地方，一戶人家擁有數十畝耕地應該不是難事，更何況李賀家里還養著長工短工？

　　所以，喬先生認為僅憑“山上居”幾個字，不能斷定李賀故居就在山上，而“一畝蒿磽田”，也不能說明李賀家就僅有一畝地。記者聞聽此言，就地觀察了西柏坡村，發現此村雖在一片平地之中，但北面有山，南面有竹園。喬先生說，李賀詩中多次提到的“北園”，應該就在西柏坡村附近，李賀故居應離這個園子很近，不會往西跑到大澗溝里。
 
    盼建紀念館 及早慰詩魂
 
　　針對這種說法，曾在洛陽電視臺《河洛論壇》欄目中講述過《李賀其人其詩》的王愷先生不同意。王先生也是宜陽三鄉人，現在洛陽執教，多年來研究李賀，積累了不少資料。他對記者說，他的家鄉離李賀故居很近，他曾多次考察過大澗溝，認為楊其群先生的觀點是正確的——李賀故居就在大澗溝內，不在西柏坡。

　　王愷先生說，要考證李賀故居，必須從李賀及古人的詩歌中去找信息——李賀故居的第一個特征是“清溪幽谷”。曾在宜陽做官的北宋詩人張耒寫過《春游昌谷訪李賀故居》一詩，開頭便是“連山忽中開，砑若敞雙戶”，明確無誤地告訴我們，李賀故居在一個狹長的深谷之中；李賀在《南園十三首》第十一首詩中也稱“ 長巒谷口倚嵇家，白晝千峰老翠華”，這說明“嵇家”是李賀的近鄰，“長巒谷口”乃其故居所在。直到今天，三鄉人仍把“長巒谷口”稱做“嵇家圪塔”。

　　至于說現在大澗溝干涸無水，不等于唐代也無水。王愷舉了一個例子，20年前，西村村民曾在大澗溝打水井，先后打了七眼井，開始時都是黃土，容易掘進，但打到一定深度后，便全都打在了石頭上——原來下面是條連在一起的河床！這說明大澗溝原來很深，后來因為水土流失，淤泥堆積，看起來才像是小土溝了。

　　他說70年前，這里還有清清溪水，年長的人還記得婦女們在澗邊洗衣的情景。西村磚場在大澗溝挖土時，曾挖出過一個“船錨”，可見過去這里可行船，水勢很大。1958年，大澗溝曾修建過一個水庫，池水泱泱，皆澗水所匯，豈能無水？李賀詩中顯現出的字眼，明確地指出他家附近“青溪水拱”，有山，有水，有竹林，這正是詩人故居獨有的特征。

　　王先生說，我們應當用發展的眼光來看事物，不應以今天澗溝無水就斷定古代也無水。歲月悠悠，已逾千年，地理氣候都發生了巨大變化，有多少條河流的水量在減少？又有多少個山谷被淤平？自然生態的改變可以讓一條河流在我們眼皮兒底下慢慢干涸，這已是不爭的事實。

　　所以，唐時的大澗溝應該有水，這符合人們逐水而居的特點；而山谷坡地正好依山建房，背依青山，面對溪水，符合風水學建房筑宅的規律。李賀詩“家泉石眼兩三莖，曉看陰根紫脈生”（《昌谷北園新筍四首》之三）應是其家門前溝中溪水邊的景象；這門前的溝谷，亦或為李家的宅居屬地。這“幽谷”、“家泉”、“清溪水拱”，以及“水曲春沙上”、“新篁拔玉清”的綜合地理環境，均符合大澗溝的地望風景，而連昌河以東的西柏坡一帶，則與這樣的地理環境相悖——一個“幽”字，已把西柏坡的平曠地帶給排除了。

　　另外，李家乃官宦之家，不是耕稼農家，李賀詩“我在山上舍，一畝蒿磽田”（《送韋仁實兄弟入關》）是詩人的自謙，是詩化的語言。這兩句詩只可考證第一句，第二句不可當真，李賀家絕不只有“一畝”薄田，否則二十幾歲的他不可能還留著長指甲，終日騎著瘦馬，帶著書童，悠游于田野之中，到處吟詩了。“昌谷山居”說明李家有充足的物質生活保障，然后才能悠閑地居住在山野中，遠離耕田稼穡之苦。

　　宜陽舊縣志記載，唐朝不少詩人，都有詠三鄉的詩，其中多次提到“三鄉城”。唐時的三鄉城殘破不全，但仍有城墻在。“長巒谷口” 東二十多米的地方便是城墻大門，上有斜橋架構，李賀故居在其西鄰，也就是今天的西村一帶。

    好了！雙方的辯論若江河濤聲不絕于耳。記者聽了，一方面為他們的求證精神所感動，一方面又為李賀著急——因為如今這里除了一兩個李賀紀念碑外，紀念館等設施還沒建成，這怕是詩魂最最遺憾之事！
 孫欽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