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除去日、月之外，還有兩類天體一直受到人們的重視，這即是彗星和北極星。后者在古代文獻中更多地被稱為北辰。北辰在中國古代社會心理中有著積極、明亮的政治符號意義，形成了一定意義上的“北辰文化”。

    北辰者，乃天球上靠近北極的一顆亮星，《爾雅·釋天》說“北極謂之北辰”。但在不同的時代，所謂的“北辰”并不是同一顆星。四千年前，北辰是天龍座a星，春秋時代是以小熊座B星為北辰，今天則以小熊座a星為北辰，其距地球約400光年。由于中國地處北半球，北辰很早即進入中國人視野、融入中國文化之中。

    因為北斗星在北辰附近，人們又都是通過北斗七星而找到北極，所以古代也往往將二者混為一說，或者以北斗指稱北辰，所以北辰文化往往又與北斗相關。如《文選》注引《春秋合誠圖》則有“北辰，其星七，在紫微中也”之語。

    彗星往往有著某種神秘或迷信色彩，它也常常與北辰一起出現在文獻、民間讖語之中。《春秋》將“星孛入于北斗”與人間政治萬象建立了對應聯系，認為其兆示著復雜的社會生活和人世中的更替興衰。如建安十一年正月，星孛於北斗，首在斗中，尾貫紫宮，及北辰。占曰：“彗星掃太微宮，人主易位。”（《后漢書·天文下》）其后，則有魏文帝受禪之事。經過文化的發展與解讀，北辰便從眾星體中脫穎而出，使人們產生了與彗星和北斗不同的美學情感、文化心理尤其是政治符號意義。如劉向所言：“北斗貴星，人君之象也。茀星，亂臣之類。”（鐘文烝《春秋谷梁經傳補注》第十四）或許由于這種道德意義上的分野以及對彗星和北辰形成的不同情感，自此兩種星體便有了不同的文化，有了一褒一貶、一好一惡、一吉一兇、一正一妖之分。有學者指出，在先秦時曾存在著一種北辰崇拜現象。

    夜空中的北辰，終年可見，在浩渺的星空中能夠使人準確地確立方位。其運行軌道與地球的關系永遠是那樣相對固定與密切，保證了人們社會和政治生活中的觀象授時。正是北辰這種辨別方位的實用性，使人們對其工具功能產生了心理依賴，并從中衍生出更豐富的意義。作為一顆普通恒星的北辰，就有了神圣高潔的形象，并從授時辨位角色被賦予了能夠對人間進行道德評判的功能，從而進入中國嚴肅的政治倫理中，以之對政治、國家和君主進行評價。董仲舒對北辰的政治寓意與象征論述得最為清晰。他說：“圣人之所命，天下以為正，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圣人。”（《春秋繁露·深察名號》）

    北辰為眾星之首，眾星拱之方能為北辰，蘊含了傳統政治文化對為政者的道德要求。具有北辰之德的政治即是道德的政治，這正符合儒家的政治理想設計，世人最耳熟能詳者即是“子曰：為政以德，誓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之語。（《論語·為政》）郭璞注之言：“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朱熹《論語集注》對此解道：“北辰，北極，天之樞也。居其所，不動也。共，向也，言眾星四面旋繞而歸向之也。為政以德，則無為而天下歸之，其象如此。”顯然，這種解釋仍然是依其象而生其義。北辰這種居其所而不為一切所動的境界，也被程子釋為“為政以德，然后無為”。雖然在春秋三傳中北辰與彗星與時常并論，但是《論語》卻只說北辰而不言彗星，這正是因為孔子把北辰視為人間政治清明的象征，而視彗星之說為怪力亂神。

    北辰亦被抽象成一種玄學化的政治符號。對北辰的玄學化，在《史記·天官書》即已出現，其中有“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漢代鄭玄即以此太一為北辰神名。也有當代學者證明，北辰、太一、道、太極之間有著“源出于一”的互訓關系。（葛兆光《眾妙之門——北極與太一、道、太極》）道家和道教對北辰的政治意義進行了符號化的解讀。如《鹖冠子·泰鴻》中有：“中央者太一之位，百神仰制焉。”此處太一也被學者理解成為北辰。在《元始五老赤書玉篇真文天書經》中有命北辰司察三界功過之說。有的道教經典還把北辰神格化，如《北帝說豁落七元經》稱北辰為“太微北極帝君”。（作者單位：南京農業大學）王建光（原標題：北辰的符號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