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的治水思想，歷來都很好地體現了矛盾的兩個方面，亦常常被二元對立為兩個派別，如“堵”與“疏”、“束水”與“改道”、“開源”與“節流”、“供水管理”與“需水管理”、“工程措施”與“非工程措施”等。

    這些相互對立的治水思想和戰略，反映了人與水的各種主客體關系：或是關注客體水，或是立足于主體的人類自身。“堵”一般都采取“迎難而上”的方式，用人類自身的能力來阻止水害的發生；而“疏”的辦法則是“敬而遠之”，通過人類自身的規避，來防止水患帶來的危害。同樣，“開源”“供水管理”和“工程措施”是著眼于水的手段，而“節流”“需水管理”和“非工程措施”則都是人類自身挖潛的工具。

    但應該認識到，人類的能力和規避都是有限度的，因此，無論何種方法都有其適應性和局限性。這需要人類審時度勢，作出科學的判斷和決策，在不斷調整和變化的人水關系中，確立正確的治水思想，尋求解決問題的合適方法和路徑。

    無論是歷史事實還是神話傳說，大禹毋庸置疑是我國古代正確處理人水關系并取得治水成功的最著名典范，而其父親鯀顯然是一個失敗的例子。“當堯之時，……，洪水橫流，泛濫于天下”，鯀受命治理水患，采用障水法，用堤防堵障，但水卻越淹越高，歷時九年未能平息洪水災害。此后，鯀的兒子禹繼任治水之事，在總結鯀治水失敗的教訓后，禹“順水之性，不與水爭勢”，改“堵”為“疏”，充分利用水向低處流的自然趨勢，“高者鑿而通之，卑者疏宣之”，“導之入海”。其實，分析大禹治水成功的核心可以發現，其本質并不在于“堵”和“疏”兩個對立的治水思想和理念的應用，而在于面對出現的新的水問題時，所作出的治水思想的轉變，以及順應水勢的變化而作出的治水戰略的調整：對付小洪水，采用壅堵的方法是有效的；但對付大洪水，可能會越堵越多，就需要采用疏導的方法。同樣，分析鯀的治水教訓可以發現，其墨守成規，不能順勢而為，沿用共工氏“壅防百川，墮高堙庳”的老辦法，是導致失敗的直接原因。

    大禹治水之后，順勢而為，及時轉變、調整和選擇正確的治水思路，在我國歷史上還有眾多成功的例子。東漢時代的王景采用“筑堤，理渠，絕水，立門”等手段恢復了黃河、汴渠的原有格局，筑堤后的黃河歷經800多年沒有發生大改道，被贊為“王景治河，千載無患”。北宋杰出的政治家范仲淹結合自己的治水實踐，在治理太湖時提出了“浚河、修圩、置閘”三者并重的治水方針，妥善地解決了蓄與泄、擋與排、水與田之間的矛盾，至今仍具有一定的指導意義。明代水利學家潘季訓認識到“分則勢緩，勢緩則沙停，沙停則河飽，飽則奪河”后，提出了“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黃河治理方針，對后代治黃有重要影響。明代思想家魏源和近代治水專家周馥，也都提出了“順水之性，以水治水”的思想和理念。

    在當代，我國治水戰略也隨著時代潮流的變化和水利工作的新任務及時作出轉變、調整。上世紀80年代，為了適應到2000年我國工農業總產值翻兩番的需要，提出了“全面服務，轉軌變型”的水利工作方針，以農業服務為主進一步擴大到為國民經濟和整個社會發展服務，從不夠重視投入產出進一步轉到以提高經濟效益為中心的軌道上來。1998年大洪水以后，提出了“人水和諧”的治水思想，建立了實現“從傳統水利向現代水利、可持續發展水利轉變，以水資源的可持續利用保障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的治水戰略。

    當前，經過30多年改革開放，我國治水的外部環境和內部條件已然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我國社會生產力和綜合國力顯著增強，人民生活水平和社會保障水平顯著提高，工業化、城鎮化深入發展。但我國治水所面臨的形勢卻越來越復雜和嚴峻：不僅要面對人多水少、水資源時空分布不均的基本國情水情，還需要克服洪澇災害頻繁的心腹大患，解決水資源供需矛盾突出的發展瓶頸，彌補水利基礎設施薄弱的短板，更需要面對水污染突出和水生態環境惡化的全新挑戰。水問題不再是一個地區和部門的問題，而成為一個影響全社會、全流域甚至具有國際性的全局問題。治水的內涵不再僅僅是一個單一的水利或工程建設措施，而已經演變成為一個影響我國經濟、社會、生態環境和安全的綜合性策略。水問題的解決，已不可能僅僅依靠政府的力量、通過水利部門自身的努力就能夠實現，更需要群力群策、調動各方力量。

    由此，順應時代的發展潮流，我國當前應該在治水思路方面作出積極的轉變和調整。

    充分認識水問題的全局性以及解決措施的綜合性，建立“政府主導、社會共治”的治水思路。水利已經不僅是“為利害也”那么簡單，也不僅是“農業的命脈”，更已“成為現代農業建設不可或缺的首要條件、經濟社會發展不可替代的基礎支撐和生態環境改善不可分割的保障系統”。水利不僅關系到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糧食安全，而且關系到經濟安全、生態安全、國家安全�？梢酝普摚�治水的措施也不可能僅是修建水利工程那么簡單，而必須是一個涵蓋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等人文社會學科以及生態環境和工程等自然學科的綜合性系統工程。實施如此綜合全面的系統工程，必須依靠和充分調動全社會的力量，在政府的主導下共同推進。

    正確處理政府的引導性和市場機制發揮的全面性，建立“體制引導、機制發揮，體制機制共治”的治水模式。治水模式受水行業外部的政治經濟環境的影響，而且必須與大的社會環境相一致才能成功。至今，我國已經基本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發揮了積極的基礎性作用，推動我國的治水機制形成了“政府”和“市場”的“雙輪驅動”模式：政府實施“公益性、基礎性、戰略性”的治水工作，而市場全面發揮促進各種治水資源合理、優化配置的機制。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這種“雙輪驅動”治水模式也將全面發展，并在改革和完善的過程中不斷釋放治水“紅利”，從而推進我國水問題有效解決和水行業的可持續發展。

    準確認識水問題的流域性以及與經濟、社會和生態環境之間的關聯性，推進“流域共治、區域分治”的治水方法。水是一種流域性的資源，在“水往低處走”的過程中，流域的上下游、左右岸通過水力聯系相互作用和影響，其間導致的各種水問題都會成為流域性問題，并且具有流域外部性特征，如防洪、抗旱、供水、發電、航運以及水污染等。更進一步，由于水在經濟社會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中的基礎性作用，流域內資源開發、產業布局、城鄉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等工作，都將以水為媒介相互作用和影響。因此，水的流域性客觀上要求水問題不能通過單一的行政區域的方法解決流域外部性問題，而需要建立流域層面的治水方法：在流域層面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生態環境保護以及水資源開發利用和管理，并在區域層面實施和落實。

    科學認識水量水質的綜合性，建立“一龍主治、九龍協治”的治水責任和協作工作機制。水是一個綜合載體，包括水量、水質、水溫、水能、泥沙以及水生動植物等各種物理、化學和生物質特征及其過程，還具有時空分布的特點。同時，水問題的演變也有其歷史規律性：防洪和供水在農業社會占有主導地位；水污染治理和水環境保護的重要性則在工業社會逐步顯現；而在生態文明階段，水生態保護的地位顯得尤為突出。水的綜合性體現了治水必然是一個多部門協調協作的工作，水問題的歷史階段性則說明了在每一個歷史階段必然有一個部門主導治水工作。

    雖然大禹治水發生在距今約四千多年的時代，那時多洪水而人類抵御自然災害的能力又極其弱小，對水的認識也可能僅僅停留在“為利害也”的層面。當今，無論是自然地理環境，還是經濟狀況、政治制度、社會條件，以及對水的認識都與那時有天壤之別，但以今天的視角來看，大禹治水對于現代治水以及其他工作，仍然有著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順勢而為、科學認識并正確處理主體和客體關系、及時調整治理思路，是大禹治水給予我們最重要的啟示。（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環境學院教授）（原標題：順勢而為 及時轉變——大禹治水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