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我國先秦時期的一位大思想家、大學問家、大教育家，也是一位具有高超語言應用藝術的大修辭家。他既有豐富的理論思考和精彩論述，又有生動、有效的修辭行動。筆者借助《論語》、《禮記》、《左傳》等文獻，談談孔子的修辭之道。

    孔子的修辭之道，從理論上看，可以概括為兩個層面： 其一，從修辭形式與效果的關系上看，孔子主張慎言、寡言、訥言，反對巧言、游言，提倡名實相符的文辭、巧辭及口才。 在孔子看來，言不僅是交際的手段，而且與人的德、信等內在品質有緊密的關系，所以，他提出在日常生活中，“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論語·學而》）“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論語·里仁》）。不僅如此，寡言還是成信的手段，“故君子寡言以成其信”。（《禮記·緇衣》）寡言少語是信的表現，“謹而信”。（《論語·學而》）與此同時，他竭力反對巧言、游言，因為他認為這些會有害于德、仁等道德理想，即“巧言亂德”。（《論語·學而》）“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論語·公冶長》）游言也是“大人”所不屑的：“大人不倡游言。”（《禮記·緇衣》）正由于言的復雜性，他主張在處理人與言的關系上，要“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論語·衛靈公》）由此可見，孔子主張日常言語表達應謹、慎，反對花言巧語。但我們不能據此認為孔子反對言語活動中對言辭的加工潤色；相反，與上述觀點看似矛盾實則統一的是，孔子明確地肯定了言語的才能和言辭的文采，即言說需要巧辭、文辭。首先，他認為言語形式與內容須相符，如子貢在回答棘子成時引孔子的話說：“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論語·顏淵》）只有“文質彬彬，然后君子”。 其次，在文與質相符的基礎上，孔子提倡巧辭、文辭，如“情欲信，辭欲巧”。（《禮記·表記》）因為“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左傳·襄公二十五年》）由此可知，孔子對言語表達形式的態度并不是簡單的，而是以文所表達的質的內容是否有利于他的儒學價值觀為先決條件。文與質相符是首要的，但當文可能害質時，他寧取質棄文。但如果能夠“文質彬彬”，那么，就可以而且應該追求巧辭、文辭。

    其二，從言語交際的一般原則上說，孔子明確指出言語活動要注意特定的時間、地點、交際對象等因素，否則無論對表達者還是接受者都是不利的。根據禮制的需要，他提出言語活動有一定程度的時機性，如“食不語，寢不言”。（《論語·鄉黨》）他反對不顧時機地言說，如“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論語·季氏》）同樣，言語活動要注意對象，這樣才能做到不失人、不失言，否則，“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論語·衛靈公》）對表達者來說，要注意這些原則。對接受者來說，也有同樣的要求，否則就不免有膠柱之嫌，《禮記·檀弓·上》中曾子對孔子話語的誤解（指“喪欲速貧，死欲速朽”）即緣于此。

    除以上修辭理論層次的精彩論述外，孔子在實際言語活動中也踐行著他提出的修辭理論原則，如《論語·鄉黨》中就有生動的記錄：“孔子于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訚訚如也。”我們于此不僅看到了孔子對其修辭理論的生動踐行，也是孔子言、行相顧的哲學思想的實際體現。（原標題：孔子的修辭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