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導師：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彭永捷

    通訊評委：河北師范大學教授 沈長云

    上海師范大學教授 錢 杭

    與現代社會國與家在概念與功能上的簡單二分不同，中國傳統社會是以家族為基本社會單位的。家族比家庭復雜得多，它除了兼有家庭的功能之外，還具有家庭所沒有的事業性質，承擔著家庭所不能擔負的社會功能，比家庭更強調延續性，等等。古代以家族為社會細胞，正如現代以家庭為社會細胞。古代國家觀念與家族之關系的重要體現即是君統與宗統，澄清二者關系對有助于我們探索古代禮制對家與國的準確定位。

    君統與宗統是從周代宗法制中產生的一個重要問題。所謂宗統，即是宗族系統，意指以宗主為代表的宗族譜系的傳承。所謂君統，即是指天子與國君之位的世系傳承。二者的關系有分有合。首先，君是宗法關系中的宗主，承宗廟之重而為宗廟主，并沒有超脫于宗族之外。國君身為宗族主，當有“收宗睦族”之義務。其次，君不只是一家一姓之主，還是公共政治秩序中的君主。在這個意義上，君與士大夫家族的宗主就有所區別。《禮記·祭統》中規定：“王為群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群姓之社與百姓之社，體現了君是公共政治的象征；自為立社，是天子、諸侯自家宗族。

    為突出君位之尊，維持公共政治秩序，不使王族、公族因親犯尊，故對君的親屬關系作出諸多限制，如“公子不得禰先君”“天子諸侯絕旁期”“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等規定。這些道理正是《禮記·喪服四制》中所說的“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當君作為宗主，猶在門內，而當其為天子與國君，則已在門外。公共政治所要求的義高于親恩。但歷史上有些皇帝卻以公謀私，宋明兩朝的大禮議即因此而起。從宗法禮制的角度來說，宋英宗應奉宋仁宗為皇考，明世宗也理應奉明孝宗為皇考，而不得私自追奉其親生父親為皇考，竄改宗廟傳承譜系。

    為什么要將君位的繼承關系置于宗法之中呢？換句話來說，為什么要將國與某一家緊密地聯系起來？堯舜之時公天下、行禪讓，到了夏禹才開始家天下時代。家天下并不是自古就有的，而是歷史發展的結果，也包含著古人對政治穩定的考慮。政治穩定是國家安定，禮儀秩序得以維護的基礎。鑒于我國的國家規模從一開始就異常龐大以及由此而帶來的地方差異，保持國家統一與政治穩定就是要維護天子的最高權威，雖然天子也置身于一種制度之中，而不是后世所想象的一人專制。《呂氏春秋》斷言：“亂莫大于無天子。無天子則強者勝弱，眾者暴寡，以兵相殘，不得休息”。（《呂氏春秋·有始覽》）連孔子也認為“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以“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為“天下無道”。（《論語·季氏》）

    將君置身于宗法既是尊崇君主，也是限制君主。一個人的統治是脆弱的，唯有社會力量的團結才能使統治穩固，而唯有立政公、立國為民，以禮制行仁政，國家才能長久。古代社會將君置于宗法之中，也就是將統治權依托于最強大的家族，并通過聯姻的方式聯合其他家族。這樣做有兩個好處，一是鞏固了君主統治地位，二是用宗法禮義限制與匡正君主。然后，通過嫡長子繼承制度來保證最高權力的順利交接。《春秋公羊傳·隱公元年》規定“立子以嫡不以長，立嫡以長不以賢”。賢與不賢易起爭端，而定以嫡長子繼承則無異議。當然，嫡長子繼承制也有缺陷，比如嫡長子可能不賢，過早地確立儲君也會帶來儲君與在位之君的矛盾等隱患。

    防亂是禮儀制度的社會功能之一，但人的行為規范不能僅僅由外強加，更需由內而發。我國古代制禮儀以維護社會秩序即涵蓋了從外與內兩方面對個人的要求。相比較而言，更關注禮義對個人的內在意義。因而禮儀更根本的意義是要教化百姓，使知父子夫婦之親、君臣上下之義。維持秩序是禮儀的功能之一，而使人民合乎禮義，生活得更有意義，這才是禮儀制度的政治目的。

    君最重要的職責就是克承天命，養民、教民。《尚書·舜典》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谷。”又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這就是《尚書·洪范》說“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的真正含義。其教民最根本的內容即是《尚書》中規定的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這“五教”。而若要教民，最重要的原則即是以身作則，這就要求君躬行孝悌之義。《論語》云：“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仁義道德的培養不在于空喊口號，而須通過履行禮儀去踐行之。《大學》里面說：“為人君，止于仁；為人臣，止于敬；為人子，止于孝；為人父，止于慈；與國人交，止于信。”在家則修家禮，在鄉則修鄉禮，在國則修國禮，以禮施身，這樣才能培養人的道德品格。正因為如此，我國作為禮儀之邦，對禮儀才如此講究。治平天下的根本在于推行仁政，而仁的始點即是孝悌。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論語·學而》）就禮義的踐習與養成而言，國需要以家為本位。由此，我們就可以理解中國傳統政治所施行的教化了。只有在上者帶頭做好，國人才能跟著做好。

    首先，《中庸》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夫婦之道是人倫的開始，夫婦關系對家庭和諧與子女成長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王與后即是天下夫與婦的表率。因此《詩》教從講男女之道的《周南》與《召南》這兩組詩開始。

    其次，《論語》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祭祀表達對去世親人的尊敬與懷念，是一個家族最莊重的禮儀。一個孝子時時不忘先人的教誨，繼承和發揚先人的德業，這種德行是我們傳統最為稱道的。而若這種孝行形成風氣，那么整個社會的道德風尚也將變得淳厚。因此，我國傳統政治對孝極為強調，對祭祀之禮看得極為莊重。天子作為天下人的表率，對祭祀先祖更是要一絲不茍地做好。《禮記·祭統》中規定：“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天子親耕于南郊，以共齊盛；王后蠶于北郊，以共純服；諸侯耕于東郊，亦以共齊盛；夫人蠶于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的祭祀不只是家族行為，也是一種國家典禮。

    國君所行的這些教化方式，都須自己躬行孝悌，從人倫肇始的夫婦之道，到祭祀禮典的慎終追遠。“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先王之教，因而弗改，所以領天下國家也。”（《禮記·祭義》）因此，君不僅處于宗法之中，而且，君以宗法中一員的身份履行夫婦之道，踐行孝悌，也是為“成教于國”而率身垂范的要求。

    君統與宗統的分與合，顯示了我國傳統政治思想資源的豐富性。我國傳統政治從家庭、家族本位出發，由家至國，從私德推致公德，將五倫教化作政治的根本目標，以民風厚薄作為判斷政治效果的重要標準。我們的先人因此而創造了許多升平之盛世。簡言之，我國傳統政治的歷史經驗即是以家為本位，重視孝悌仁義，以禮治國，以正風俗。

    （秦際明，男，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中國哲學專業2012級博士生，本文出自其博士論文《〈白虎通義〉政治哲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