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諾德 湯因比認為，人類文明的發展是挑戰和反應產生的結果，所以人類最早的文明，都出現于自然條件較差地區。

　　依照這種理論解釋框架，以思想性和知識性為特征的學術文化，在江南溫軟的土地上產生和發展，應該是一件艱難的事情。從個體生存的小生態環境來看，這個地區易于為生，以至使人產生了對自然環境的自然順應感和深度倚賴感，“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自然思想的悄然滋生，應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

　　江南地區優越的自然條件，孕育產生了順應自然的泛神論思想;生活資料的易得，使倫理的教誨讓位于審美的觀照;再加上山、水、林、沼的阻隔，族群之間缺少交往與競爭，以家庭為單位的社會長期處在自足封閉、閑暇少爭的自然狀態之中，文明的發展呈現出“雜花生樹”式的自然生發景象，與北方文明“百川東到海”式的大一統場面明顯不同。可以說，江南文明是以“質有趨靈”的詩性存在方式，標舉以自然為中心的詩性觀念，進入中國人的精神版圖的。由于江南地區文明發展不存在北方文明中食物鏈可能斷裂之類的嚴重危機，因而也不會像北方文明那樣由于應對嚴峻挑戰而導致的智慧的早熟。江南地區文明缺乏這種“斷乳”條件，因此在文化思想上更多的是對原始詩性智慧的自然延承與發展，習慣于個體情感自然呈現這種詩性表達方式，而不是采用認識論的態度。

　　與孔子同時的季札是江南學術人物的先行者，他的身上表現出與北方各學術流派不同的思想向度。首先，就是他的樸素的自然觀，以及從中流露出的泛神論思想。季札的長子不幸早亡，季札在埋葬他時，“其坎深不至于泉，其斂以時服”。在北方看來，這幾乎是薄葬，與死者的貴族地位毫不相稱。原因何在，季札在唁詞中給予說明：“骨肉復歸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亡也，無不之也。”視死如歸，歸于物質，不迷信來世，自然通達，卻又相信靈魂不滅，萬物有靈，眷念于今生，滿懷著深情。其次，就是發自內心的自然深情。季札在交聘中原時路過徐國，徐君愛其佩劍，待季札周游回來時徐君已死。季札特地前往拜墓，并拔劍相贈，言及“我心許之矣，今死而不進，是欺心也，愛劍偽心，廉者不為也”。這種源自自然本心的真摯情感，跨越了生死的鴻溝，超越了普通的倫理準則。東晉南朝士人風度實濫觴于此，這是江南學術文化里一直蘊藏著的寶貴傳承。

　　與春秋戰國時期學術思想解放僅僅發生在北方文化圈不同，魏晉南北朝時期學術思想解放發生在北方文化圈，而鼎盛于江南文化圈。我還想特別作一說明的是，對北方文化來說，這是一種新的質變，如同佛學進入中土;對江南文化來說，這種變化只是發展階段上的飛躍，因為是北方文化的河流大規模地匯入了江南文化的河道。正是因為玄學、佛學進入江南，與江南本土的道教風云際會，才致使江南新的文化精神產生。“溟漲無端倪，虛舟有超脫。”這種新的文化精神深深地依托于江南道教。

　　飽歷亂世的永嘉士族來到江南時，不僅失去了傳統的物質、文化根基，甚至已經失去了思想信仰的支撐。但是，無論是抱殘守缺的傳統儒學，還是“貴無”的新興玄學，甚至是追求“出世與超脫”的佛學，都在與江南道教的亂世遭逢中，找到了新的生發點。如前所述，江南人的信仰帶有明顯的泛神論色彩，這種泛神論意識是道教產生與傳播的思想基礎。孫吳政權建立后，隨著孫吳集團的信仰與倡導，道教發展由自發轉為自覺，并進入了主流意識形態。

　　當然，道教作為一種普世的宗教，其信仰對象是超自然的神靈，且多神論的松散形式，也容易與追求“出世與超脫”的佛學找到共鳴。就這樣，由于整個時代失去思想信仰(或曰信仰多元化)，也由于江南學術文化自身的包容性，促使道教、玄學、佛學等思想在同一時代中并列局面開始形成，并在并列發展中逐漸遠離了具體的世俗，親近于自然山水與清虛的玄理，形成了以“澄懷觀道”為中心的詩性哲學。名士們也由西晉末的對倫理政治近乎粗鄙的怪誕，轉變為東晉南朝時“居易而以求其志”式的“不競”之風，“玄禮雙修”的優雅風度中包含著一種以自然為中心的嶄新的詩性文化精神。劉義慶的《世說新語》，就記錄了這種詩性文化精神。

　　江南地區各種學術思想的風云際會，不僅促進了江南學術思想的發展與飛躍，還在哲學與藝術方面催生出具有中國特色的自然美學思想。詩性江南成為中國人心中的樂土。

　　江南是實學的發源地。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等學術大家，學術研究貼近生產、生活實際，有利于國計民生、安邦治國。江南學術的職業化也是從顧炎武開始的。

　　江南學術的職業化作為一個新興事物，其中既有異族逼迫的因素，更是學術繁榮的結果。但如果我們仔細研究就會發現，由于明朝的滅亡和清朝的文化鉗制，導致了江南學術界既有的“懷疑”精神的發展：從對空竦的宋明理學的反動開始，沿著漢代古文經學、今文經學的逆時針發展方向不斷向前探究，直至先秦諸子乃至原始儒學。學術群體大量涌現，“一代學術幾為江浙皖所獨占”。在這不斷地懷疑與否定、證實與證偽之中，一種奇異的現象產生了：學者們逐漸拋棄了曾經苦苦追求的致用的義理，轉而眷顧于過去的知識本身，學術方法也由詩性的玄思轉為實事求是的考證，走向實證主義的“樸學”。江南學術的職業化，使學術逐漸遠離了政治和實際生活，獲得了相對獨立的地位;學術群體的形成，也有利于學術爭鳴的開展。清代江南學術流派紛呈，主要有以惠棟為代表的吳派、以戴震為代表的皖派、以莊存與為代表的常州學派和以阮元為代表的揚州學派。此外，江南學術世家的大量涌現，也是一個令人矚目的現象。

　　隨著清末國門被打開，西方學術思潮開始涌入，“國故”逐漸由置疑的對象轉為“整理”的對象、“革命”的對象，儒學也盡失“建制”，變成了“游魂”。由于經濟地理等原因(1840年上海開埠)，江南地區受沖擊最大，也得風氣之先。諸多江南學人走出國門，或自覺接受海外思想，以“博通古今”的國學功底，力求“學貫中西”，涌現出一批大師級的人物，為中國現代學術的確立作出了很大的貢獻。王國維作為中國現代學術開山人物之一，陳寅恪是這樣評價他的學術內容和治學方法的：“一曰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三曰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其中，自然切用、兼收并蓄、善于懷疑發見的江南學術傳統與精神是一以貫之的。 （原標題：江南學術脈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