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發現中國》（創刊號）雜志。 （南方周末資料圖/圖）

    以復合陶范鑄造出鬼斧神工的青銅禮容器和禮樂器，成為中國青銅文明的標志性工藝。青銅禮器和兵器的大量出現，意味著這種新技術首先被用來處理人與人的關系，而不是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意識形態上提高凝聚力和掌握絕對的打擊能力，被放到了至關重要的位置。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確切地道出了那個時代國家之命脈所在。而這一切是如何形成的呢？

    對后世而言，“青銅時代”無疑是中國的黃金時代。王朝崛起與青銅時代的到來有著怎樣的內在關聯？以二里頭國家為先導的中原王朝何以發達？何以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大擴張？怎么看待有銅器不做禮器、有大邑未成大國的陶寺？讓我們回到“青銅”這兩個字本身，去開始探求。

    合金與復合范

    眾所周知，人類在艱難的生存發展之路上，最初是用物理的手段也即打擊切割琢磨的行為，改變天然物質的形狀等特征，制造出石、木、骨角和蚌質的工具、裝飾品等。陶器的發明，則是人類最早利用物質的化學變化改變其結構成分的開端。金屬器的生產和使用更使人類開辟出了一片新天地。

    我們可以想象一下先民們是如何一步一步地發現和利用銅的：在尋找合適的石料制做石器時，很可能曾將自然銅礦石（含有金、銀、鐵、鎳等雜質）作為石料去打制、磨制成器，偶然體會到這種特殊的石頭有一種無法比擬的優越性——不易碎裂剝落，可以錘薄甚至拉長，還發出悅目的金屬光澤，可以悅人悅己。這大概就是自然銅最初被利用的情景。在漫長的歲月中，人們又認識到將自然銅加熱到一定溫度可以增加可塑性，從而能鍛打成稍復雜的形狀。如果溫度再高些，到l083℃左右，與當時燒造陶器的溫度相仿佛，純銅（呈紅色，所以一般稱為紅銅）就會熔化，凝固后又能隨容器凝成一定形狀。這恐怕就是鑄造的萌芽。

    純銅質軟性脆，雖然延展性能好，可鍛可鑄，但制成的工具刃口很容易鈍。但當紅銅和適量的錫或鉛熔鑄在一起，就成為我們熟悉的青銅（因為顏色青灰，故名），會變得堅韌、耐磨、抗腐蝕，金屬光澤也更加持久。同時，青銅的熔點還變得更低，甚至可低至800℃，熔化的液態青銅還能較順利地灌進模子里，從而鑄造成各種形態復雜的器物。可以說，正是這種利用兩種或多種金屬經熔鑄等方法合成的“合金”，為一個時代的輝煌鋪就了道路。
 

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的銅鸮尊。 （南方周末資料圖）

    但是，能夠制造和使用青銅器，并不一定就進入了青銅時代，各文明發祥地進入青銅時代的時間和標志也各不相同。

    從全球范圍看，最早掌握了鑄造銅器技術的，是大約公元前6000年前后土耳其安納托利亞高原的先民；最早進入青銅時代的區域，是現今伊拉克一帶的美索不達米亞南部，那里的人們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就開始普遍地制造青銅工具和武器。

    從發明鑄銅技術的時間上，中國卻要晚許多——中國境內最早的青銅器，是甘肅東鄉林家馬家窯文化遺址出土的一柄青銅刀，年代約為公元前3000年。此后的銅制品多為器形簡單的小件工具和裝飾品等生活用具，鍛、鑄均有，紅銅、黃銅（銅鋅合金）、砷銅和青銅互見，而不見容器和兵器。制造工藝處于初級階段，尚未熟練掌握合金比例。相應地，中國進入青銅時代的時間也比西亞晚許多（或許在千年以上），甚至關于中國境內尤其是黃河中下游地區冶銅技術是否獨立起源的問題，學術界也還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在山西襄汾陶寺、河南登封王城崗和新密新砦遺址發掘出的一些銅質殘片表明，至少在二里頭時代之前的龍山時代晚期，公元前2000年前后，在制造小件工具、兵器、裝飾品的基礎上，中國中原地區誕生了一項史無前例的偉大發明，這就是銅質容器和樂器的鑄造。

    鑄造這些腹腔中空的容器，與冷鍛或鑄造實心的小件工具、兵器或裝飾品等是兩個概念。最難的是必須用復合范，也即兩塊以上的范，內模外范，才能留出空腔。而如此復雜的造型，又決定了以往簡單的石范無法完成鑄造任務，靈活多變、易于把握的陶范應運而生。模制陶器的傳統技藝使我們的祖先可以把一團團泥巴塑造雕飾得出神入化，以復合陶范鑄造出鬼斧神工的青銅禮容器和禮樂器，成為中國青銅文明的標志性工藝。

    這也是中國青銅時代的曙光。

    “前銅禮器群”的謝幕

    而陶寺，隱約透露出青銅文明的曙光，卻又似乎錯過了最為精彩的序幕。

    陶寺遺址目前已發現了4件小銅器。計紅銅鈴、紅銅環各1件，含砷的銅齒輪形器和銅容器殘片各1件。

    在陶寺文化消亡一二百年后，坐落于中原腹地洛陽盆地的二里頭都邑，出現了迄今所知東亞地區最早的青銅禮器群。而陶寺銅鈴的重要性就在于，它是迄今所知年代最早的完整的復合范銅器。無獨有偶，那片含砷的銅殘片，發掘者也推測屬于一件銅盆。它們的出現，說明陶寺所在的晉南地區在龍山時代可能已掌握了復合范鑄造工藝，為其后青銅禮器群的問世準備了技術條件。

    但問題似乎并不那么簡單。這些銅器，可以肯定是陶寺人的本土產品嗎？學界對此還不能做出明確的回答。這也是上文采用“可能”一詞的緣由。

    一般認為，一個地區銅器甚至銅器冶鑄業的出現，大致有這么幾種可能的背景要素。一是當地沒有掌握冶鑄技術，產品系從外地輸入，是否能催生出當地的銅器生產，則兩說；二是外來的工匠帶來了鑄造技術，在當地生產出了銅器，當地人掌握了這門技藝，由是銅器生產起步；三是鄰近礦藏的資源便利，導致人們在長期的生產生活實踐中發明了冶金術，或在外來因素的影響和刺激下，利用這一便利生產出銅器；最重要的，是動力問題——當地社會對這一新生事物是否有政治經濟軍事和生活上的需求，如果有，重于哪方面。

    我們看陶寺這幾件小銅器的出土環境。紅銅環發現于擾亂墓地形成的地層中，與其他地區出土的裝飾品并無二致。銅容器殘片則發現于宮殿區建筑基址的夯土中。銅齒輪形器的成分和形制都很特殊，隨葬在一座中小型墓中，發掘者推測可能是臂釧一類的飾物。紅銅小鈴更隨葬在一座僅能容身的小墓中，墓主人除了這件銅鈴，別無長物。

    陶寺大型墓葬的禮器群以彩繪蟠龍紋陶盤、蒙有鱷魚皮的木鼓和大型打擊樂器石磬等為中心，被稱為“前銅禮器群”，其中不見任何銅制品。這表明復合范鑄銅技術在出現之初并未被用來制作禮器，未在該集團的政治生活扮演重要的角色。
 

二里頭出土的銅爵。 （南方周末資料圖）

    這與以二里頭為先導的三代青銅文明的禮器傳統形成鮮明的對比。同時代河南嵩山一帶登封王城崗和新密新砦出土的銅容器殘片，則都可判定為酒器，是當時陶質酒禮器的仿制品，同時與其后二里頭文化以酒器為中心的青銅禮器群一脈相承。從簡單的比照中，可以看出陶寺銅器的出現，似乎較為突兀，并不是當地社會政治軍事經濟發展需求的產物，換言之，這一集團似乎缺乏制造和使用銅器的原動力。

    從資源上來看，陶寺集團應是有鄰近中條山銅礦之便利的，但考古發現表明，陶寺文化的分布范圍僅局限于汾河及其支流澮河兩岸，不要說山西河南交界的中條山，就是鹽池所在的運城盆地中部，都沒有陶寺人涉足的痕跡。

    如此分析下來，陶寺遺址出土的銅器，不排除外地輸入或外來工匠在當地生產的可能，它們是否催生出了當地的銅器生產是需進一步探究的問題。

    陶寺的統治者，似乎是一群耽于享樂而不思開疆拓土的貴族。它的文明高度發達但卻“不稱霸”因而沒有形成廣域王權國家。在青銅大潮席卷整個歐亞大陸，中國青銅時代的序幕即將拉開之際，陶寺集團似乎沒能與時俱進，而是守護著它帶有濃厚本土特色的“前銅禮器群”，黯然退出歷史舞臺。

    青銅禮器與“中國模式”

    耐人尋味的是，陶寺與二里頭這前后兩大集團的社會政治模式和影響力的不同，也恰好與其是否把青銅這種貴金屬引入禮器系統相對應。青銅禮器與廣域王權國家之間，有因果關系嗎？如果有，又孰因孰果呢？

    與全球其他青銅文明大多首先把青銅鑄造這一全新的技術應用于生產或日常生活不同，以嵩山為中心的黃河中下游的貴族階層優先用這種貴金屬制造出了用于祭祀的禮器和近戰的兵器。也就是說，他們是把青銅這種新技術新產品首先用來處理人與人的關系而不是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或提高日常生活品質的。意識形態上提高凝聚力和掌握絕對的打擊能力，被放到了至關重要的位置。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左傳·成公十三年》），確切地道出了那個時代國家之命脈所在。青銅器在當時國家權力運作中的重要地位，由此也可見一斑。這，就是當時最大的主流價值觀與“中國模式”。

    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著名考古學家和漢學家、英國學術院院士杰西卡·羅森（Jessica Rawson）教授，把中國的青銅時代定義為“青銅禮器時代”。

    如果說適于批量生產的廉價鐵器用于農業、手工業乃至戰爭，直接催生出大一統的秦漢帝國，對中國文化與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那么，并沒有直接用于生產生活的青銅禮器和兵器，又如何改變了公元前二千紀的中國社會的呢？

    考古學勾畫出的圖景是擴張：進入二里頭時代，晉南一帶“變天”了，隨著陶寺等土著文化先后退出歷史舞臺，具有二里頭風格的新的考古學文化開始登場。主流觀點以夏縣東下馮遺址（距著名的西陰村不過幾公里）命名了二里頭文化東下馮類型，認為文化的更替系二里頭國家核心地區人民殖民所致。有學者認為其地方特色還很濃厚，仍應稱為東下馮文化，但也不否認它受到了二里頭文化強烈的沖擊和影響。無論如何，二里頭國家開始直接或間接地涉足這一區域，是不爭的事實。

    二里頭集團和隨后以鄭州商城為主都的商王朝，都紛紛進駐晉南，設立了東下馮、垣曲古城等據點，他們干什么來了？進山西而取其資源，被認為是最合理的解釋。

    有學者曾經從對青銅器中的鉛同位素分析，推論中原夏商王朝的冶銅原料可能來自云南。考古學家基本不考慮這種可能性，因為考古學上沒有這兩地之間交流的證據。晉南則不同，位于中原腹地的中條山銅礦和運城盆地的池鹽資源簡直就是中原王朝身邊的寶藏。與陶寺集團近銅鹽之利而不取形成對比，大河之南新崛起的王朝文明卻是當仁不讓，山河阻隔，似乎沒能擋住他們“進取”的腳步。

    此外，陜西商州東龍山遺址，也被認為很可能是在二里頭文化的大擴張中在西陲地區營建的一處殖民據點。該遺址位于秦嶺山脈的東部，長江水系漢水支流丹江的上游，包括銅礦在內的多種自然資源分布于這一帶。同時，在丹江下游，與漢水交匯處附近又有屬于二里頭文化的淅川下王崗遺址。連接丹江和漢水流域的這些地點，應是中原王朝西南方的交通線。由漢水及其支流再向南，即可抵達長江中游的重鎮武漢。武漢附近的盤龍城遺址，以二里岡時代商王朝在南方的重要據點而著稱。外來者最早在此安營扎寨，大致在二里頭文化晚期。

    這些中原王朝的據點因何而設？原因當然多種多樣。二里頭文化擴張的背后顯然有中原王朝的政治意圖，除了利用“天下之中”的有利條件，在廣大區域建立政治關系網以外，為獲取關涉國家命脈的銅錫鉛鹽等資源而進行的擴張也應該是重要的動因。而且，這種資源的獲取，在當時也就是最大的政治。

    對此，劉莉和陳星燦教授有精辟的分析：洛陽盆地是一個相對封閉且肥沃的沖積盆地，能夠養活密集的人口，也有利于軍事防衛，但有一個致命的缺陷，就是缺乏自然資源。修建宮廟需要大量的木材；制造石器需要石料；鑄造青銅器需要銅、錫和鉛以及用作燃料的木炭；維持本地區人民生存必須有食鹽等等，所有這些資源都難以在二里頭周圍的沖積平原發現，但是卻可以在周圍地區半徑為20至200公里的范圍內獲得。城市中心的發展顯然需要這些重要資源不斷地向都城輸送。

    二里頭處于通向周圍地區的陸路和水路交通的中心位置，從這里可以溝通那些自然資源豐富的地區。許多次級中心或據點大概就是為了保證這些資源的開發和運輸而形成的。

    在索取資源的同時，王都也將各類禮器等身份地位標志向外賜予，不少地方亦主動借鑒，長城內外驚現二里頭“酒禮”，長江上中下游刮起二里頭風。二里頭，成為東亞大陸首次出現的以高度發達和強力輻射為特征的核心文化，“國上之國”。

    從二里頭到殷墟，青銅器的數量增加，體重和形體增大，從僅10余厘米高的單薄小爵到高1米余重800多公斤的大方鼎，意味著中原王朝國家對銅、錫、鉛礦開發和供應的控制能力在逐步加強。到了商王朝的二里岡期和殷墟期，以商文明為主干，在東亞大兩河流域的黃河和長江流域形成更大的青銅文化交流網，也帶來了更大范圍的社會整合——地方將資源和物資向王納貢，而由王將作為身份地位標志的青銅禮器再向下分配，從而確立了對王朝的一元化的納貢制度。

    這一文化交流網絡的擴展，正是中國青銅時代文明發展的成果與動力，更成為秦漢帝國版圖形成的前提，奠定古代中國的基礎。

    作者：許宏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所研究員，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