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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子兵法》的生命解讀
楊義，澳門大學講座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民族文學研究所所長。
主講人：楊義
講演地點：澳門大學
時間：2013年10月
一年多以前，中國新聞社蘇州分社、澳門分社的記者對我作了一次采訪，希望我談一談讀《孫子兵法》的體會，以及其中存在的一些千古之謎。比如，孫武才三十多歲，未見以前有他的戰爭經歷的記載，為什么一出手就寫出兵法十三篇，成為千古兵家的圣典?吳楚柏舉之戰，吳軍聲東擊西，以少勝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十幾日就打下楚國的首都，運用的顯然是孫武的戰略戰術，為什么《左傳》沒有出現孫武的名字?《孫子兵法》蘊含著哪些家族文化基因，應該如何解讀?《老子》《孫子兵法》《論語》是春秋戰國之際最早的私家著作，能否對其著成的時間進行編年，它們之間存在著哪些生命聯系和差異?從宋襄公“蠢豬式”的戰爭觀和戰爭行為，到《孫子兵法》稱“兵者，詭道也”的戰爭觀和戰爭行為，折射了兵學史和戰爭史的何種歷史性的發展?這些都是研究《孫子兵法》必須解決的發生學和文化基因的問題，必須對之作出有血有肉的智慧和生命的還原。
混合著大地的血跡和老子式的道
《孫子兵法》的大智慧，是蘸著血寫出來的，并非空泛的紙上談兵。據先秦子史典籍記載，春秋時代大國爭霸，大國兼并小國的戰爭頻繁。《孟子·盡心下》說：“《春秋》無義戰。彼善于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親歷這種戰爭環境而出身將門的兵學天才孫武，在祖父孫書伐莒時已是十余歲的少年，家學承傳，堂前商討，案前凝思，列國殺伐和將門論學的交織，給兵學經典的形成注入了豐厚的經驗和博大的智慧。
將門論學，比較關注的是與齊國有關的戰爭案例，以及近百年間晉、楚、秦等大國的重大戰役。比如孫武以前百余年，即魯莊公十年(公元前684年)的齊魯長勺之戰，曹劌論戰說：“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在《孫子兵法·軍事篇》中可以發現這種戰爭思想的某些投影，其中說道：“故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故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嘩，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逸待勞，以飽待饑，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勿擊堂堂之陣，此治變者也。”所謂“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就是以氣論戰的著名原則。《左傳》記載孫書討伐莒國紀鄣城堡的戰役，也是可以作為《孫子兵法·軍爭篇》所說的“兵以詐立”，“其疾如風”，“動如雷震”的戰例的。
《孫子兵法》十三篇的行文不過六千余言，略長于《老子》，而化韻體為散體。如果說《老子》言道妙以機趣，那么《孫子兵法》則述“詭道”以精誠。根據我的考證，《老子》成篇于孔子于魯昭公三十一年(公元前511年)適周問禮與老子后不久，《孫子兵法》成十三篇于魯定公四年(公元前506年)吳楚柏舉之戰前不久，略晚于《老子》書。這是春秋末年諸子學術的雙璧。《論語》則是孔子于魯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死后，眾弟子為他廬墓守心孝時開始編纂，中經有若時期的增補、修改、編纂，最終到曾子死(魯悼公三十一年，公元前436年)后，第三次編定，這已經進入戰國初前期了。
春秋戰國之世，中國社會發生了長久、全面、激烈的震蕩和變動，催化了整個民族的思想創造能力，推動中國文化在突破和超越中出現蓬蓬勃勃的思想原創，裂變為百家之學。率先開宗的堪稱“春秋三始”：一是老子言道德五千言，開道家之宗;二是孔子聚徒講學，開儒家之宗;三是孫武以《兵法》見吳王闔廬，開兵家之宗。
孫子把老子的“道”引進兵家，“道”是春秋時期的一個“關鍵詞”。《老子》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綱領。《孫子》開宗明義就強調“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因而提出“經之以五事”的“道、天、地、將、法”作為全書的經緯，把“道”放在五事之首，形成整部兵法的“全勝之道”的核心思想。這與《老子》五千言，用了73個“道”字后先輝映。
《老子》突出了以柔弱勝剛強的智謀方針：“將欲翕之，必故張之;將欲弱之，必故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強。”《孫子》則說：“故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嘩，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逸待勞，以飽待饑，此治力者也”;“亂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強。”也注重戰爭行為和政治態勢的辯證法轉化。
論道重虛實相生，是《老子》為中國哲學和美學發明的一條重要的原理，用了古時冶煉業使用的風箱設喻“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孫子》奇正虛實之論，是中國古代兵學精華所在：“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避實就虛”，“攻其所必救”。
《老子》是從水中體驗道體、道性的。所謂“上善若水”，“譬道在天下，猶川谷之于江海”，“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全書散發著水文化的氣息。《孫子》“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若決積水于千仞之者，形也。”以水形喻兵勢，極具神韻。《論語》記述孔子的話：“智者樂水。”又說：“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朱熹解釋道：“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于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發之間斷也。”《老子》《孫子》《論語》提供了以水言道的三種形態，是中國思想史的源頭，蕩漾著水光瀲滟的無限光澤。
《老子》以嬰兒喻道：“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孫子》也說：“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谷，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老子是一個“純”字談論嬰兒，孫子是以一個“愛”字擁抱嬰兒。這種對天然心性的“戀嬰”情結，也感染了儒家。孟子說：“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張載闡釋說：“不失其赤子之心，求歸于嬰兒也。”這種說法與老子相通。朱熹卻認為這種還淳反樸之意，未必符合孟子原意，因而解釋道：“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為大人，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
在述學方式上，《老子》堪稱獨特，是寫成韻散交錯，時或句式整齊、時或長短不拘的道術思想性的詩，或哲學詩，行文律動著一種抑揚頓挫的節奏之美。孫子不是文章家，勝似文章家。《孫子兵法》是一流文章，一錘打下，落地有聲，文字功夫已達到了無意為文而文采自見，高明而精微的境界。他還善用連喻，《九地篇》說道“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在比喻等待和把握戰爭機遇時還說：“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后如脫兔，敵不及拒。”這些比喻或意蘊飽滿，或辭采飛揚，說理多有力度，組合常語而能開拓深刻的意義，以簡練的文句包容宏富的內涵，同時著述大概只有《老子》能與比肩。因此宋人李涂在《文章精義》中認為：“《老子》《孫武子》，一句一語，如串八寶珍瑰，間錯而不斷。”
《孫子兵法》的家族基因
孫武是兵家之祖，自從有了孫武，在春秋戰國諸子中后兵家才自成一家一派。也就是說《孫子兵法》是千古兵家第一書。在戰國時代，它就受到廣泛的關注。《韓非子·五蠹篇》說：“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以后歷代的將帥將它列為必讀書的首選。曹操作《孫子序》說：“吾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所著深矣。”《唐太宗李衛公問對》記載唐太宗說：“朕觀諸兵書，無出孫武。”這些馳騁疆場、精于用兵的帥才都高度推崇《孫子兵法》，可知這部兵書蘊含著第一流的人類智慧。
孫武是軍事專家，族源出自齊國的田完家族，由于齊國的田氏、鮑氏、高氏、國氏等豪門巨族互相傾軋，為避不測之禍，遷徙到吳越之地的富春江一帶。后世子孫，食邑于富春，自是世為富春人。根據族譜記載，這個家族出過一個重要的人物孫權，是孫武的后代。
但是孫武在吳王闔閭的幕下運籌帷幄，能力蓋世，但職位不顯，遠不能與重臣伍子胥相比。終其身只不過是一個幕僚、客卿而已。東漢袁康《越絕書》卷二就說：“(吳郡)巫門外大冢，吳王客齊孫武冢也，去縣十里。善為兵法。”連墓碑上都只是標示“吳王客”，可知他并無顯貴的職位。清代江南吳江顧萬祺對于孫武的身世更是感到悲涼，他寫一首《斗雞坡》詩說：“紅粉宮中小隊齊，花痕凝碧草萋萋。一從孫武歸山后，不教三軍教斗雞。”因此吳楚“柏舉之戰”，雖然可以感覺到孫武出神入化的用兵謀略非常了得，但《左傳》記述這場迅雷不及掩耳的戰爭時，取材官方文件，使孫武的名字遺憾地缺席。《史記·孫子列傳》雖然寫到“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但由于官方材料有限，只是這樣交待孫武的身份：“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吳王闔廬。”至于孫武的家世和其余行蹤，就未免有點云龍見首不見尾了。
列傳聚焦于孫武訓練以吳王二寵姬為隊長的宮中美人百八十人的隊列，成為千古練兵令人難忘的景觀。成語“三令五申”也出自孫武訓練宮娥。盡管闔廬自稱“盡觀”十三篇，但他渾然以游戲態度對待宮娥練兵，并沒有把十三篇開宗明義的“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的戰爭嚴峻性存乎心中。孫武作為“客卿”不同于伍子胥，初見吳王時不能不以血的代價，以確知吳王是否對自己竭誠信任。對此，十三篇中已有明言：“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將不聽吾計，用之必敗，去之。”在孫武看來，君臣嫌隙是用兵的大患，唯有“上下同欲者勝”。本是闔廬用練女兵試孫武，孫武卻反而用練女兵試闔廬。如果闔廬過不了這一關，孫武是會拂袖而去的。
清人魏源《圣武記》說的話，多少透露了孫武斬宮娥的動機：“(司馬)穰苴斬貴臣以肅驕軍，孫武斬寵姬以厲女戎，商君千金徙木以市信，田單神師走卒以悚眾，此皆倉卒受命，以他人未教之兵為己猝然之用，不得已為此欲速助長之法，用不測之威賞，以新萬人之耳目，與淮陰置諸死地，事不同而意同，法不同而效同。”孫武斬宮娥，成了軍法如山的一種象征。唐朝開元年間，張九齡為中書令。范陽節度使張守珪奏裨將安祿山屢屢打敗仗，押送京師行刑。張九齡批示說：“穰苴出軍，必誅莊賈;孫武行法，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實際上張九齡把孫武斬宮嬪，和司馬穰苴斬莊賈并列，已經暗藏著將當時女寵楊貴妃之禍和安祿山之患相并列了。近代蔡鍔作《曾胡治兵語錄》，在卷六“嚴明類”引錄胡林翼的話：“自來帶兵之員，未有不專殺立威者。如魏絳戮仆，穰苴斬莊賈，孫武致法于美人，彭越之誅后至者，皆是也。”可見孫武斬宮娥，已經成為從嚴治軍的經典案例。
孫武著述兵書的原始體制，作于吳闔廬九年(公元前506年)“西破強楚，入郢”之前的春秋晚期。他向吳王闔閭獻上《兵法十三篇》，時年只有三十多歲，并無戰爭的經歷，為何能夠一出手就寫出一部兵家圣典?這番兵學史上的奇跡，與孫武的家族，存在著不解之緣。孫武是由陳國出奔到齊國的田完家族的七世孫，比起弒殺齊簡公的田常晚一輩，雖是旁支，卻是不折不扣地出身將門巨族。田氏家族再過三代，就取代姜氏的齊國了。《左傳》魯昭公十九年(公元前523年)記載，這年的秋天，齊國的高發率師討伐東夷民族的莒國。莒共公逃奔到紀鄣城堡。齊國就派孫書乘勝追擊。莒國有個婦人，她的丈夫被莒國的國君殺掉了。這時已是老寡婦，寄居在紀鄣城堡，她紡出一根麻繩，長度剛好和城墻的高度相等。等到孫書的追兵一到，就把麻繩從城頭垂到城外。有人把麻繩獻給孫書，孫書安排軍隊夜間順著麻繩登城。登上六十人，麻繩就斷了。城下的士兵和登城的士兵，一齊鼓噪。莒共公害怕，就開啟西門逃走。七月十四日，齊國的軍隊攻入紀鄣城堡。
這位孫書原名陳(田)書，是田完的四世孫陳(田)無宇的兒子，由于攻打莒國有功，被齊景公賜以姓氏“孫”。這就是孫武的祖父，紀鄣城堡戰役之時，孫武大概十幾、二十歲。《孫子兵法》最后寫了《用間篇》，談論間諜情報、里應外合的重要性，認為“三軍之事，莫親于間，賞莫厚于間，事莫密于間。……故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之所恃而動也。”用兵依照間諜情報而行動，孫子的這種軍事思想非常獨特，也具有非常的前瞻性。追根溯源，不能說這種思想的發生，與其祖父得到紀鄣城堡內部的老寡婦的內應從而一舉破城沒有淵源關系。
《孫子兵法》是人類競爭發展的智慧學
《孫子兵法》首先是兵學圣典，但不僅僅屬于兵學，而以其精辟的思想成為人類競爭發展各個領域都可受啟迪的智慧學。這部兵書詞約理辟，不須浮辭而直指本原，務實之論多成智慧名言，以獨到的思維方式和術語措辭使思想魅力得以千古保存。如“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攻其不備，出其不意”，“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等等，這都是蘸著戰爭中的血寫出來的至理名言。連明代的抗倭英雄戚繼光都贊不絕口：“不戰而屈人之兵，為第一著，為最上策也。”
《孫子兵法》十三篇，是精心結撰之杰構，無隨意述錄之蕪雜，得智慧運思之精警。先以兵道籠罩全書，再述戰前的廟算以及物質、編制的準備，繼之以戰爭中攻守、奇正、虛實、形勢諸端的運用，其后為地形、戰區、火攻、用間等具體戰術，形成一個相當周圓有序的篇章學結構。正如曹操《注孫子序》所云：“吾觀兵書戰策多矣，孫武所著深矣，審計重舉，明畫深圖，不可相誣。”劉勰《文心雕龍·程器》也說：“孫武兵經，辭如珠玉，豈以習武而不曉文也?”
孫子講為將之道，在于“智、信、仁、勇、嚴”，把智慧放在第一位，把勇放在第四位，把仁放在中軸上，其序列出于實踐而獨具深意，是有別于其他兵家的。《孫子兵法》不是羅列戰例，而是抽象地變成一種世人生存的智慧。《孫子兵法》是最抽象的，也是最實用的。它能觸動各種各樣的思考，能穿透人類智慧的各個層面，是啟動人的智慧發條。孫武是“中國式”的兵學智慧，其武道是“止戈為武”。由于立足歷史實踐和歷史理性，《孫子兵法》往往能夠簡捷地揭示戰爭的本質特征和實質性的規律。它坦誠地告示：“兵者，詭道也。”戰爭面對的對手是一個活動著的，甚至是詭異莫測的變數。因此戰爭的過程，是一種以詭道破詭道的智謀和實力的較量，這就難怪曹操注解說“兵無常形，以詭作為道”了。
但通觀《孫子兵法》，詭中有正，以正制詭，意在充分發揮以敵情為根據的自由精神的優勢。因而這種詭道并非神秘主義的，而是全面地多維度地論述和掌握兵學的“五事”“七計”，即俗稱“詭道十二法”。
探究兵道于兵事之外，有利于把兵事納入人類生存的更深廣的時空框架來思考，在血與火的學問中化生出智慧與謀略的學問。《孫子兵法》之所以受到普世的尊崇，一個基本性的原因是它在透徹的言兵中，蘊含著深厚的人類生存的關懷。既然以“詭道”概括兵學的本質特征，兵法也就以智為先，具有濃郁的重智色彩，這就使《孫子兵法》成為舉世矚目的智慧啟示錄。
孫子的奇正虛實之論，展現了活潑潑的中國智慧的辯證法神采，是中國很高的智慧。毛澤東作為近代中國戰爭史上的曠世奇才，對古代的兵法，一是嘲笑宋襄公，二是贊許孫武子。在著名的《論持久戰》中說：“我們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種蠢豬式的仁義道德。”這里所指，是公元前638年發生在今天河南柘城縣泓水上的宋楚之戰，根據《左傳》魯僖公二十二年的記載，這年十一月，宋襄公率領的軍隊已經在泓水北岸擺開陣列，而楚軍還沒有全部渡過泓水。宋國的司馬建議：“敵眾我寡，應在它沒有全部渡河的時候發起攻擊。”宋襄公不予采納。楚軍渡過泓水，但還未布好陣列時，司馬又建議發起攻擊，宋襄公還是說：“還不可以。”楚軍擺好陣勢后，宋軍才發起攻擊，結果吃了大敗仗，連宋襄公也被射傷大腿。國人都埋怨宋襄公，宋襄公卻說：“君子打仗，對敵方的傷兵不再殺傷，不俘虜花白頭發的人。古代行軍作戰，不把敵軍阻擋在狹隘的地方。寡人雖然是亡國之余，但也不向未布成陣列的敵軍發動攻擊。”
盡管宋襄公的弟弟子魚反駁他“君未知戰”，宋襄公也因箭傷發作而搭上性命，但尋思起來，宋襄公恪守的是周朝的“軍禮”。
從對宋楚泓水之戰和宋襄公的表現的評議中，我們不難領略到，《孫子兵法》界定“兵者，詭道也”，就一語破的、質樸無偽地揭示了一種新的戰爭形態的出現。宋襄公式的戰爭觀是舊式的，孫武子的戰爭觀則反映了戰爭形態由春秋到戰國的實質性歷史演變。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和《論持久戰》等文章中，多處引用《孫子兵法》的話語來總結戰爭經驗。“以逸待勞，以飽待饑”，“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攻其不備，出其不意”，“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等語句都以不同的方式出現在毛澤東的筆下。《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說：“中國古代大軍事家孫武子書上‘知彼知己，百戰不殆’這句話，是包括學習和使用兩個階段而說的，包括從認識客觀實際中的發展規律，并按照這些規律去決定自己行動克服當前敵人而說的;我們不要看輕這句話。”《論持久戰》又說：“戰爭不是神物，仍是世間的一種必然運動，因此，孫子的規律‘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仍是科學的真理。”
其實毛澤東來自戰爭實踐的戰略戰術思想，都有與《孫子兵法》不謀而合，或一脈相通之處。從游擊戰的“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十六字訣，到“誘敵深入”，“牽著敵人鼻子走”戰略方針的提出，以及“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不打無準備之仗，不打無把握之仗”，都是一種富有實效的生氣勃勃的思想創造，卻又可以在《孫子兵法》或演繹《孫子兵法》的古代戰爭故事中，找到它們的雛形或蛛絲馬跡。毛澤東的創造在于注重實踐，注重把孫子思想和古代戰爭案例智慧，融合在“少好《左氏春秋》、孫吳《兵法》”的岳飛所說的“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至理名言之中。這個“妙”字，指的是靈活性，就是“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無論做什么事，要認識對手，先要認識自己，要戰勝對手，先要戰勝自己。力量的源泉在于自己，根本也在于自己，先把自己調整好，把自己做強大了才有實力與敵人較量。中國要和平崛起，走向世界，就要把自己做強，才有說話的分量。孫子和毛澤東都是大軍事家，都是大智慧，只是他們的時代不同，面對的情境不同，表述方式也有所變化而已，毛澤東的戰爭經歷比孫子豐富，格局也更加宏大，因此能夠從根本上發展了孫子的智慧。作者：楊 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