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健，男，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2012級博士生。本文出自其博士論文《為己與毋我——孔子的人道觀》。

    博士導師：華東師范大學教授 楊國榮

    通訊評委：陜西師范大學教授 丁為祥

    武漢大學教授   胡治洪

    “人不知而不慍”一語亦彰亦微，究其意指分涉“不知什么”“遭逢不知”“誰能不知”三個維度。

    一、不知什么。關于“人不知而不慍”的白話譯解，多屬“增字為訓”：在“知”后補出“我”這一賓語。此類思理至少可以追溯到二程：“雖樂于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朱熹《論語集注》卷一）程頤弟子尹和靖對君子何以能夠“不見是而無悶”做出解釋：“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慍之有。”尹氏對“學”與“知”的主體予以分疏：學在自身而知屬旁人，其理據在于為學不假外求，“古之學者為己”（《論語·憲問》）。如此疏解奠定了一種理解結構，對后世解經影響極大。朱熹依此申論，視《學而》首章為一總分關系：先總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后分言兩類境遇，一者是“有朋自遠方來”的順境，同道中人切磋琢磨、相與精進，樂由此生；一者是“人不知”的逆境，雖學有所成，卻曲高和寡、孤掌難鳴，遭此境遇而不怨天尤人，唯有成德的君子才能做到。“樂”與“慍”的產生，表面看來是因境況各有不同，究其根源則在于公私有別：“樂公而慍私。君子有公共之樂，無私己之怨。”（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第二十）可見，自二程至朱子，訓釋日趨精微，最終呈現以“理”解“情”的哲學特質。

    其實，自南朝皇侃起，直至北宋邢昺，對該句均存兩解：其一，是程朱一脈所選擇的人不知“己”；其二，則將“道”視為“不知”的賓語，此解邢昺之后鮮有所傳。清代“漢宋之爭”興起，方有少數學人關注程朱以外的解釋。如，焦循指出“前一說他人不見知而我不怒，此非注意。”（《論語補疏》）“此非注意”即謂程朱誤解了何晏之意。兩類訓釋的分歧在于：前者是從“知”的主體出發，知或不知都是他人之事，與學無關；后者是從“知”的狀態入手，凡有所知就有所不知，如果因己知而人不知，就產生怨恨，那是自大，反之以己不知而怨恨人知，則是妒忌。焦氏之說，后人雖有引用，如黃式三：“皇邢又言教之不知，不以慍而棄之，……（引者省）焦里堂取之。”（《論語后案》）然其義理非但未得承繼與弘傳，反遭劉寶楠“此注此云，不與經旨應也”（《論語正義》）的批評。

    如此便有一吊詭：新文化運動以來，雖紛紛揚言打倒“朱家店”、揭穿“偽道學”，但對“人不知而不慍”的白話譯解，皆是程朱思理的“照著講”。

    二、遭逢不知。前文梳理了“不知”的兩類賓語——“我”或“道”。“人不知而不慍”似乎因為賓語的相對明確而得解；事實上，此語之“謎”才剛剛開始。因為無論依循哪類賓語，都還只是猜出“不知什么”；但不論對錯與否，都還只是在“知”的層面言說，“不知”仍未登場。欲解“不知”，不妨暫且跳脫字句訓釋，以史為鑒。

    19世紀中葉以降，天朝上國的迷夢在歐風美雨、列強并入中驚醒。“共工之狂，辛有之痛”（張之洞《勸學篇》），惟妙惟肖地道出晚清士大夫身處“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的悲涼心境。雖不能斷言中國近代學術的萌生全賴外力，“西學”浸漸卻是促其生長的一劑猛藥。從魏源首倡“師夷長技以制夷”，到康有為、梁啟超大贊“破壞主義”為“第一美德”，再到五四時期“我以為要少或竟不看中國書”的激進西化。異彩紛呈、復雜多變構成了中國近代思潮的主要特征；救亡圖存、革故鼎新成為幾代學人的共識與追求。值得追問的是：中國為何需要近代化或現代化？國人常會直截了當地回應：事事不如人。姑不論此是否屬實，需要關注的是將“事事”的衰敗統統歸因于中國文化，甚至特指儒家文化，最終吹響了“打倒孔家店”的號角，余音繞梁，今日不絕。

    發軔于中西之爭的文化交流，至今仍為或此或彼的紛爭所裹挾。所爭之事或隨時異，但在此過程中，國人潛移默化地接受“爭”的必要性。“爭”居然成為中西文化交流的“本體”，西方文化也沿著“爭”的邏輯走向神壇：由“最強的”到“最好的”再到“唯一的”。對此邏輯國人似乎也心悅誠服，更有甚者意圖分一杯羹。（張志揚先生《偶在論譜系：西方哲學史的“陰影之谷”》對此邏輯詳有檢討）然而，列維納斯提出了一個質樸而警醒的問題：“自其童年開始，哲學就為一種不可克服的反感所苦：對始終作為他者的他者的恐懼。”（《總體與無限》）

    回顧近代中國的遭遇，目的是為了呈現一種斷裂。斷裂起因于“西人以動力橫絕五洲”，內屬五洲的中國似乎在所難免；但論其根源則在于“無知”。此處所言的“無知”，并非一般意義上所說的不了解，而是特指對“同一”之強光遮蔽了“他者”的西學傳統的不了解。國人思想所生長的土壤是“人不知而不慍”，所熟悉的是循循善誘的君子傳統。然而，中國近代歷史所詮釋的是“不知”就要挨打，甚至是亡國滅種。于是開始倒戈相向，撻伐傳統。此在哲學領域集中表現為：“中國沒有純粹意義上的知識論與邏輯學”的論斷不絕如縷，并由此引發中國哲學合法性的討論。在厭棄“不知”的同時，也遺失了儒家固有的“他者”維度。

    三、誰能不知。“中西之爭”的歷史境遇，迫使謎語的主語浮出水面。“他者”究竟在整個謎語中具有何種意義？眾所周知，教與學無論是在儒家思想的形成，還是在其孳乳過程中都占據核心位置。教書育人乃孔子畢生之志業，后世尊奉其為至圣先師的根源即在于此。無論是著書立說的理論思考，還是游說諸侯的政治實踐，無不與教育息息相關。孔子自道：“若圣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論語·述而》）教學相長，構成了儒家發展的內在動力，傳承著儒學的核心思想與價值體系。如此重視教與學的儒家，怎么會允許“不知的他者”存在呢？難道儒家的理想不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孟子·盡心上》）？

    儒家重視教育，往往會給人留下一種“專制”的印象：學生似乎必須跟著老師亦步亦趨，否則便是離經叛道。這一印象是否屬實，不妨參看一下《史記·孔子世家》中的一段記載：既非犀牛也非老虎，卻在曠野徘徊。我的主張是否錯了，為何會落到如此地步？（“‘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吾何為于此？”）該文同樣涉及“慍”的問題，當理想受挫，弟子心存不滿時，孔子既未高談闊論，也未粗暴打壓，而是以《詩》“興”發，促其思考。面對相同的問題，子路、子貢、顏淵各依其性、各隨其境做出回答：政事科的子路主張“提升”的路徑——是不是我們的仁德與智慧還不足以令人信賴；言語科的子貢主張“就下”的路徑——能不能降低一些我們的理想；只有德行科的顏淵沒有具體主張，似乎只是買空賣空一番——不被世人接受有何妨害，不被接受方顯君子本色。那么，孔子為何“欣然而笑”？僅是知音難覓這么簡單嗎？顏淵雖然沒有提出任何具體主張，但洞察到孔子之問的根本：君子與不容之間的關系。

    儒家的君子理想，在多數情況下表現為“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荀子·儒效》）的積極形態；但也從未忘記君子常有不容的境遇。君子不容的根源就在于“人不知”：無論是不知君子本人的能力修為（程朱一脈的不知“人”），還是不知君子所傳的大道至理（焦循所主的不知“道”）。可見，“不知”的賓語并非謎語的核心，“不知”的主語“人”（“他者”）才是謎語的意義所在。

    《論語》首章開篇言“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全書終了言“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可謂首尾照應，血脈通貫。“命”，自是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加以理解，而“人不知”無疑是其應有之意。重視教化，卻不無視“他者”；高標理想，又能接受“不容”。儒家之道求“通”而非尚“同”，倘若貪慕“同一”所營造出的力（量）與利（益），只能陷其于“非命”。（原標題：儒學的命符：“人不知而不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