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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俅原本是蘇軾手下的一個“小史”
在元末明初文學家施耐庵的小說《水滸傳》中,高俅作為反面人物、十惡不赦的大奸臣而廣為人知。一出場,高俅就是一個市井小流氓。端王趙佶在蹴鞠時,球落到了高俅面前,高俅遂踢出一腳漂亮的“鴛鴦拐”。因為一身高超的球技,高俅被喜愛蹴鞠的端王所賞識。在趙佶登基成為皇帝后,高俅也隨著飛黃騰達,官至太尉。但他心狠手辣,無惡不作,豹子頭林沖等梁山好漢大多都遭到過高俅的陷害……然而,歷史上真正的高俅與《水滸傳》中的描述相去甚遠。
歷史上的高俅其人生活在北宋末年,卒于1126年。南宋學者王明清在其所著的《揮麈后錄》中有過這樣的描述:“高俅者,本東坡先生小史,草札頗工。東坡自翰苑出帥中山,留以予曾文肅,文肅以史令已多辭之,東坡以屬王晉卿。”也就是說,高俅原本是蘇東坡先生手下的一個小史,這種小史大致相當于如今的小秘書或小書童,他善于抄抄寫寫,后來蘇軾從翰林院侍讀學士外調到中山府,遂將高俅送給曾布(即曾文肅),后來又把其推薦給了王晉卿(即王詵,字晉卿)。由于作者王明清是曾紆的外孫,而曾紆又是曾布的親生兒子,所以大多數(shù)學者認為,關于高俅的這段記錄應該是歷史上高俅其人真實的寫照。那么,作為一個小史的高俅是怎樣一步登天、飛黃騰達的?這還要從中國古代的“蹴鞠熱”說起。
最早記錄蹴鞠的古籍為《戰(zhàn)國策》
蹴鞠,也稱蹴球、蹋鞠、蹴圓,在中國有著悠久的歷史。2004年7月15日,國際足聯(lián)主席布拉特曾在第三屆中國國際足球博覽會上正式宣布“足球起源于中國”,并將中國山東淄博正式確認為世界足球起源地。2006年5月20日,蹴鞠還被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經(jīng)國務院批準列入了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chǎn)名錄。最早記錄蹴鞠的古籍可以追溯到《戰(zhàn)國策》和《史記》。
《戰(zhàn)國策·齊策》記載:蘇秦做了趙相后,為聯(lián)齊抗秦,曾出使齊國。他對齊宣王說:“……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斗雞、走犬、六博、蹋鞠者……”這里提及的齊宣王,在位的時間是公元前319年至公元前301年,從這部明確記錄了蹴鞠的文獻典籍中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蹴鞠在2300多年前的春秋戰(zhàn)國時期的齊國都城臨淄已非常流行。在另一部古籍《史記·蘇秦列傳》中,也同樣印證了當時齊國的“蹴鞠熱”:臨淄城有七萬戶,人民富庶殷實,其民無不以“吹竽鼓瑟,彈琴擊筑,斗雞走狗,六博蹋鞠”為樂……
蹴鞠運動之所以能在齊國流行,與齊國繁榮的經(jīng)濟、濃郁的思想文化、發(fā)達的科學技術、尚武的社會習俗不無關系。齊國歷代君王大多喜獵尚武,而蹴鞠運動當時曾被視為操兵練武的一個項目,正如《史記·集解》引劉向《別錄》中所說的:“蹋鞠,兵勢也,所以練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戲而講練之。”
蹴鞠興起于春秋戰(zhàn)國時期,其興盛則在唐宋時期,唐代詩人王維在《寒食城東即事》曾這樣描寫過蹴鞠:“蹴鞠屢過飛鳥上,秋千競出垂楊里”;杜甫的《清明》詩中也留下過“十年蹴鞠將雛遠,萬里秋千習俗同”的名句。特別是宋代,蹴鞠運動更是達到了空前的普及,被視為中國古代足球發(fā)展的鼎盛時期。專門介紹蹴鞠的古籍《蹴鞠譜》曾記載有宋代蹴鞠的十種踢法:肩、背、拐、搭、控、拽、捺、膝、拍、月。當時,無論是九五之尊的皇帝還是平民百姓幾乎都酷愛蹴鞠,現(xiàn)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宋太祖蹴鞠圖》(原作者為宋代蘇漢臣,元代錢選臨摹),所描繪的就是宋太祖與其弟趙光義、宰相趙普等六人用白打方式蹴鞠嬉戲的場景。宋太祖趙匡胤踢球的高超技藝在當時赫赫有名,他尤其擅長白打,亦即現(xiàn)在人們通常所說的“花式足球”——踢球時,可以頭、肩、背、腹、膝、足等部位接觸球,踢起來隨心所欲、靈活多變。在宋代這種全民“蹴鞠熱”的大背景下,出了高俅這樣一位高手顯然不足為奇。
高俅不僅僅擅長“鴛鴦拐”
不過,高俅能得到宋徽宗的青睞卻純屬偶然。據(jù)《揮麈后錄》記載,一次,王詵與端王趙佶在等候上朝時相遇,趙佶忘了帶篦子刀,就向王詵借了一個,修理自己的鬢角。趙佶用后對王詵說:“這篦子刀的樣式非常新穎可愛”。王詵回道:“我最近做了兩個,還有一個沒用過,稍后就派人給你送去。”當晚,王詵派高俅到端王府去送篦子刀。碰巧,趙佶正在園中踢球,于是二人開始對踢。高俅使出渾身解數(shù),將毬踢得如鰾膠粘在身上一般。趙佶大喜,派人傳話給王詵:“謝謝你給的篦子刀,連同派來的人,我一起收下了。”后來哲宗駕崩,端王成了大宋皇帝,皇上身邊的紅人何愁升遷?
可是,宋代哪怕?lián)慰h令以上的文官,也要有三考出身的進士資格,對于像高俅這般的閑雜人等,要想擠入文官圈子可謂難上加難,所以做武臣不失為其步入仕途的捷徑。但宋朝的武官任用也有制度,沒有邊功,不得為三衙的長官。于是,宋徽宗將高俅托付給戍邊大將劉仲武。《宋南渡十將傳》卷一《劉錡傳》中說:“先是高俅嘗為端王邸官屬,上即位,欲顯擢之。舊法,非有邊功,不得為三衙。時(劉)仲武為邊帥,上以俅屬之,俅競以邊功至殿帥。”
高俅掌管禁軍20余年,為討好宋徽宗,在軍隊訓練上玩了不少花架子。據(jù)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記載,高俅每次主持的軍隊爭標競賽都是熱鬧非凡:“橫列四彩舟,上有諸軍百戲,如大旗、獅豹、棹刀、蠻牌、神鬼、雜劇之類。又列兩船,皆樂部。”爭標之前,先是吹吹打打,后面的爭標競賽,也要搞出“旋羅”、“海眼”、“交頭”等各種花樣,令宋徽宗看后滿心歡喜。
高俅并未鎮(zhèn)壓過宋江領導的起義軍
作為一部藝術作品,《水滸傳》中108將的不少故事情節(jié)都是施耐庵虛構的,高俅如何迫害梁山好漢的情節(jié)同樣也有很多“藝術加工”。從史書、文人筆記等資料來看,歷史上確實有宋江領導的梁山泊起義,但宋江起義的時間是在宣和元年(1119 年)到宣和三年,起義的地區(qū)在太行山以及山東、江蘇省北部一帶,鎮(zhèn)壓宋江起義軍的不是高俅,而是北宋名將張叔夜,張叔夜當時任海州(今連云港市)知州。同樣,高俅也沒有參與征討方臘起義軍。
歷史上的高俅之所以被后來的坊間百姓和藝術家“藝術加工”成為奸臣,也許除了他因蹴鞠獲得高官厚祿來得過于容易,還有就是因為他貪贓枉法確實在靖康年間曾經(jīng)被揭發(fā)過。《靖康要錄》記載:靖康元年五月二十日,“臣僚上言,謹按:高俅……身總軍政,而侵奪軍營,以廣私第,多占禁軍,以充力役。其所占募,多是技藝工匠,既供私役,復借軍伴。軍人能出錢貼助軍匠者,與免校閱。凡私家修造磚瓦、泥土之類,盡出軍營諸軍。請給既不以時,而俅率斂又多,無以存活,往往別營他業(yè)。雖然禁軍,亦皆僦力取直以茍衣食,全廢校閱,曾不顧恤。夫出錢者既私令免教,無錢者又營生廢教,所以前日緩急之際,人不知兵,無一可用。朝廷不免屈已夷狄,實俅恃寵營私所致。”高俅在掌管禁軍時,將軍營的地皮建成私宅,把禁軍當做私役,不管訓練,以至在金軍勢如破竹的攻勢下,開封城內幾十萬禁軍很快潰敗,高俅不僅難辭其咎,而且罪不容誅。
高俅并非死于梁山好漢之手
施耐庵在《水滸傳》中雖沒有對高俅死因的描寫,但俞萬春所著的《蕩寇志》(《結水滸傳》)將這個大奸臣的結局寫成死于梁山好漢之手,讓后人看了覺得大快人心。在《蕩寇志》中,高俅因為犯事被貶到滄州,雷橫、朱仝得到消息后迅速打下滄州,殺了高俅,并將高俅的人頭帶到梁山上送與林沖。但是在歷史上,高俅卻并非死于梁山好漢之手,而是于靖康初年病死于開封。
靖康元年,宋徽宗得知金軍渡過黃河后,連夜倉皇逃往東南避難。《靖康要錄》記載徽宗南逃到了泗州,童貫、高俅各帶領若干勝捷兵和禁軍也趕到與之會合。在到達泗州后不久,童貫與高俅發(fā)生沖突。童貫以勝捷兵三千扈從宋徽宗等人繼續(xù)南下,高俅以禁衛(wèi)三千留在了泗州,名為“控扼淮津”。高俅于是以生病為由,回到了開封。當時,隨從宋徽宗的童貫、梁師成一伙人都被連坐誅殺,童貫被處死并梟首于開封,蔡攸也被欽宗下旨處死。高俅恰恰是因為提前離開了江南,沒有參與當時徽宗集團與欽宗集團的斗爭,反而使他得到了一個比童貫、蔡攸等人幸運的下場,沒有遭到誅殺。
關于高俅之死,南宋學者王明清在《揮麈后錄》中記載: “靖康初,佑陵南下,俅從駕至臨淮,以疾為解,辭歸京師。當時侍行如童貫、梁師成輩皆坐誅,而俅獨死于牖下。”此外,《宋史·李若水傳》中也曾提到高俅病死于靖康元年(1126)。趙伊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