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書是用來激勵人生的，有些書是用來改變人類的。達爾文的《物種起源》不僅改變了一個學科，而且改變了全人類的思維方式、認識方式和行為方式，值得讀了再讀。它被譽為“科學界至今為止最重要的書。”

　　5年前在紀念達爾文誕辰200周年、《物種起源》出版150周年的時候，科學界曾發起倡議，請大家重讀這本書，其中最主要的考慮是，知道這本書的人很多，但真正讀過它的人很少，因此能領悟其深刻思想和廣袤內涵的很少。在西方是如此，在中國可能更甚。從嚴復先生開始的對達爾文進化論的通俗性傳播，一方面使得中國成為世界上對進化論接受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另一方面也使很多國人對進化論一知半解、不求甚解，甚至道聽途說、以訛傳訛，鮮有繼承和發展。例如，人是由猴子變來的說法幾乎連沒怎么上過學的老百姓也可能知道，可是這種說法中的錯誤，即使中國當代最頂尖大學里的一些教授也不知曉，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悲哀。例如，某著名大學的教授曾和我討論過如下問題：“你們搞進化的說人是由猴子變的，那么將來等到猴子變成了人，人會變成什么？”而一位出租車司機師傅的疑惑是：“我一直在想，現在的猴子還真的能變成人嗎？這理兒好像不順啊！”

　　對“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這個童叟皆知、且對中國近代的發展進程有重大影響的思想的曲解是另外一個典型的例子。嚴復先生對它的引入，開啟了中國民智，喚醒了民族自強，有它積極的意義——西方列強稱霸世界強調適者生存，僅憑著厚德載物的修養難以避免被弱肉強食，中國人需要奮起抗爭，在競爭中重新崛起。但是現代中國社會，卻把這一概念濫用到了極致，以至于達到了一切在于競爭，唯有最強者才能擁有一切，并且不惜為了一己之利而不擇手段的地步。姑且不說這種社會達爾文思想本身就是片面的，即使自然界中的生物進化也并不是簡單的如此惡性競爭。實際上，“最適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的說法不是達爾文的原始真實想法。他從《物種起源》第5版開始才把英國社會學家赫伯特·斯賓塞的這一表述借用到自己的著作中，原因之一可能就是借名人效應盡快地鞏固他的學說。雖然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諸如此類頗似“畫蛇添足”的修改卻使得《物種起源》的最終版本(第6版)在許多關鍵點上背離了他原始思想的光芒，甚至將人導入迷途。

　　然而，國內流傳最廣泛的《物種起源》譯本卻都是第6版，因此，不客氣地說，國人所接觸的不過是編輯過的達爾文思想，很長時間以來這是一種莫大的遺憾。終于，該書的第二版經苗德歲先生翻譯由譯林出版社出版發行了，這實在是一件幸事。《物種起源》第2版是在第一版發行后一個月左右出版的，主要是對第一版的印刷、用詞、句法、語法等錯誤進行了修改訂正，也有一些增刪，但重大修改僅有20幾處，其中讓我印象最深刻的有4處，都在最后一章，而它們卻是動搖了達爾文的4處：在其中兩處達爾文表達了最初的生命形式是由造物主賦予的妥協思想，另一處強調了他的理論是關于從少數創造出來的類型的基礎上如何進化的，而第4處則指出他的理論并不會動搖人們的宗教情感，并加以舉例證明。達爾文試圖通過這些修改回避跟宗教的矛盾，想表明他并不反對宗教神學，他的理論也與創世論并不相矛盾。雖然“造物主”(Creator)和“被創造”(Created)這些詞富有歧義，但在達爾文使用的那些語境下可以說沒有歧義。因此，這也許是他的真實想法。在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談論生物進化就如同是犯罪，達爾文自己曾形容，承認進化論“像是承認自己是殺人犯”。盡管這些修改是我最不敢茍同的，我也還是更喜歡讀第1版，但是第2版是最接近達爾文的原始思想，并且糾正了第1版中很多印刷、句法和用詞錯誤的版本。苗先生的譯文可謂匠心獨運，雅致老成。讀者通過習讀它，可以聆聽達爾文的真實心聲，領略曠世偉人思辨之嚴密、治學之嚴謹和為學之艱難。張德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