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越古老，它越親近動物題材，以地域為區分的人群，都會用神化了的動物認同信仰。神化了的動物們，給早期文明時代的人類帶來了許多精神慰藉，也促使人們創造出了許多不朽的藝術品，青銅藝術便是最好的見證。

    中國青銅器制作精美，在世界青銅器中享有極高的聲譽和藝術價值，代表著中國在先秦時期高超的技術與文化。青銅器至美至巧之處，在于造型的厚重與紋飾的精致。商周時代的青銅器，造型體現兼實用與藝術結合的精巧匠心，其中以各式動物造型和飾滿動物紋飾的重器最具觀賞價值。不少重型器當用于特別儀禮或固定場所的陳設，繁復精美的紋飾主題以圖案化變形鳥獸紋最具特色，大幅面的動物頭面像居器表顯著位置，并襯以云雷紋為地紋，盡顯端莊、素雅、高貴的張力。

    商周青銅器裝飾出現頻率最高、最為典型的紋樣，便是研究者通常定義的獸面紋。將動物頭面圖像鑄在器物最顯眼的位置，是商代后期至周代前期非常流行的裝飾風格，紋樣細節雖然變化多端，但基本結構固守不變。主要構思是用非常粗獷的構圖表現出動物臉面的基本輪廓，一般是采用兩個顯身或隱身的側視獸面，左右對稱拼合在一起。這樣的獸面紋口呲目瞠，角聳耳張，給人面目猙獰、神情詭譎的感覺，后人慣常名之為饕餮紋。饕餮紋也因此成為研究青銅器重要的切入點。

    饕餮，究其字形，都以“食”為部首。但古代又以“貪財為饕，貪食為餮”，兩字又并不全與吃相關。后人以嗜食為“老饕”，則有待細究。

    在學術層面，宋代金石學家相當肯定地在饕餮與商周青銅器上有些猙獰的紋飾之間畫上了一個等號，這個認識已經存在近千年，最先用饕餮紋之名的是《宣和博古圖》。宋代學者顯然比較認同這樣的說法，所以在《路史·蚩尤傳》注中，認定“三代彝器，多著蚩尤之像，為貪虐者之戒”。看到銅器上所見的圖像大抵為獸形，宋人認定蚩尤之像所指正是饕餮。這里的“戒貪”之說，一直主導著銅器紋飾意義的研究，但它至今仍是一個最需細究的課題。

    在饕餮與銅器獸面紋之間畫上等號，其實并非宋人的初始發明。從文化學的意義出發，更早對所謂饕餮作闡釋的是先秦時代的《呂氏春秋》及《左傳》。《左傳》宣公三年記王孫滿在回答楚子的問鼎輕重時說，過去夏將遠方貢金“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這是禹鑄九鼎的故事，王孫滿認為一些動物能助巫師通天地，它們的形象鑄在青銅彝器上，用現時的話說可以使上下和諧、國泰民安。

    王孫滿有點像在做考古研究，他的這個說法，我們過去沒有太在意，銅器上的動物圖像，并非專指貪惡的饕餮，更沒有戒貪之意。還要特別提到的是，王孫滿所說的這番話，是在宣公三年，即公元前606年，距離西周存在的年代不過百多年的時間，作為王孫的他對銅器紋飾的解釋應當是可靠的，也是權威的。

    為深入地研究，有許多考古學家就青銅器上的動物頭面紋飾進行過分析，劃分出幾十個類型。這樣的紋飾一般以鼻梁為中線，兩側對稱排列，大眼、大鼻、大角——這是基本構圖。雖然研究者覺得它們看起來像龍、虎、牛、羊、鹿或鳥甚至是人，但還是有一些細節被忽略，影響了對紋飾的定性研究。

    商周青銅器制作有模有范，紋飾也有專范。由紋飾制作技術的角度分析，一個動物紋就是用一塊單獨的紋范制成，從制成的紋飾上看到，單塊范之間留有澆鑄口，留下了澆鑄線。仔細觀察可以發現，不少所謂獸面紋就沒有見到完整的拼合范模，這一點非常重要。獸面的左右兩范常常并沒有完全對正，所以出現的那個獸面左右并不完全對稱。后來出現的整范動物頭面，可以看到有一個特別的方菱形額標，似乎是很特殊的一個象征標志，其實它是早先兩側面動物頭面額角的輪廓線，兩額角對頂合體會自然形成一個菱形線框。有時因為拼范不夠嚴密，左右兩額角沒能對齊，那個菱形就合不起來了。

    銅器上幾乎所有的獸面紋乍看起來都不完整，感覺是張著大嘴，但卻只表現出上頜與鼻底，不見下頜。其實這是誤判，獸面紋是有下頜的，通常看到的鼻突位置是上頜，連接著的是口腔和下頜，下頜在口腔左右而不是在上頜下面的位置。其實是雙上頜和雙下頜的拼合形式，也即是兩個側視獸面拼合的圖形。這樣的側視獸形，在商代早期可以單獨出現，一般表現為頭面身形俱備，也有兩獸對頂的構圖，兩獸的頭部側面合構成一個正視的頭面。

    正因如此，商代銅器上許多獸面紋并非是單純的獸面，它們都拖帶著一個小身子，甚至有的還帶有小爪子，這在年代稍早的銅器上表現比較明顯。即使到了西周早期，這樣的例證也并不少見。對于這些帶有身子的全形動物紋，因為頭面和眼形過于夸張，研究者有時顧及不到觀賞它們的身子，也將它們一并認作是獨立存在的獸面紋了。

    考證發現，很多青銅器動物頭面的左一半或右一半，是頭對著頭，但中間留下較遠距離，如鄭州白家莊出土銅爵上的對頭全形動物紋便是如此。如果將動物頭面紋飾進行這樣的解構，或許會對饕餮紋或獸面紋有更深的了解。它們本來是兩個相對的動物頭面側視圖，是“一對雙”，但容易讓后人誤將兩圖合為一圖，看成了一個正視的獸面。獨立的獸面圖像要晚出一些，而且是沿用了原先的兩合圖像，將左右兩側面合成出立面像。我們習稱的獸面紋中原來的兩張臉，其實是互不搭界的，中間常有扉棱之類的隔斷，商代銅器上這樣的構圖非常明確，司母戊鼎和婦好鼎上都能見到這樣的例證。

    后來這隔斷裝飾消失，就更容易將兩張臉合成一張臉看了。因為它的構圖依然還是原來雙身獸面的結構，只是省卻了原有的身形，我們不妨用一個新詞稱之為“隱身獸面紋”，以強調它與全形獸面紋之間的相關性。從一些例子看，雖然動物頭面圖像已經不表現身體而隱身了，但在它的左右通常各鑄出一全形動物的簡略圖案，這個用意也很明顯：頭面它本來是有身子的，匠人在這個圖像里不屑或無須再表現它了。如若這樣的觀察沒有太大出入，可否將動物頭面紋飾做出這樣的分別：那些中間有明顯隔斷或劃界，而且左右帶有明確身形的動物頭面，都不能視作單體獸面紋。

    值得注意的是，商周之際銅器上兩兩相對構圖的動物紋，有的距離開始拉得比先前大了一些，大到我們不可能將兩個側面的頭面合看成一個頭面，或者還在兩頭之間另插入一個其他圖形元素，這樣就不會產生誤讀了。特別是自周初開始銅器上雙鳥紋的增加，它們不僅不太可能構成新的獸面，而且使青銅紋飾的整體風格由剛向柔變化，開啟了一個略顯清新的藝術時代。

    資深考古學家們對青銅器動物紋的研究，經歷了比較曲折的過程。比如李濟先生不贊成用饕餮這個名稱，將青銅器上的這類紋飾總稱為“動物面”。張光直先生則稱為“獸頭紋”，有單頭和連身之分（1973）。馬承源先生徑稱為“獸面紋”，以角的區別劃分類型。陳公柔、張長壽先生研究時亦以“獸面紋”作名稱，不再使用“饕餮紋”一詞。雖然如此，在許多論著中涉及到青銅器紋飾時，仍然在使用“饕餮”這個名稱，仍然以饕餮之名定義獸面紋。

    關于獸面紋的演變，據研究，無身獸面紋的最原始形式，只是一對圓泡狀乳釘，以表示獸面的雙目，淵源可直溯到二里頭文化，后來逐漸增添鼻角口耳眉，成為器官齊備的獸面。西周中期獸面紋出現向竊曲紋演變的趨向，獸面紋因此消失。竊曲紋不少還保留有眼目圖形，所以又有學者稱為變形獸面紋，是獸面紋的變體。眼目是獸面紋的主體，由于獸面紋一般其實只見有雙目，它原本應當源自史前的眼睛崇拜。史前彩陶上有成對眼目紋，玉器上有成對眼目紋。

    又有研究認為薩滿教中的天神同時也是太陽神，太陽神往往被繪制成眼睛狀，因為在諸多古代神話中，太陽被稱為是“天之眼”。如婆羅門教的太陽神，又稱“天之眼睛”或“世界的眼睛”。由此認為饕餮紋并不僅僅是一種獸面紋，饕餮當為天神或太陽神之屬。日本學者林巳奈夫注意到二者實為一體：饕餮（帝）是從太陽那里繼承了傳統而表現為圖像的東西。饕餮紋中對眼睛的強調，正是其作為光明的太陽神特征的描述。

    就是這樣一張瞪著大眼睛的動物頭面，研究者由戒貪轉到了始祖崇拜和太陽崇拜，這個變化有點大。所謂藝術越是古老，它便越親近動物題材。以地域為區分的人群，都會用神化了的動物認同信仰，統一意志。彩陶，玉器，青銅器，藝術的目標無不是如此。細想起來，差不多所有的神話都與動物世界有關，神化了的動物們，給早期文明時代的人類帶來了許多精神慰藉，也促使人們創造出了許多不朽的藝術品，青銅藝術便是最好的見證。

    古今青銅器研究，如果從宋人算起，歷時已足千年，但絕不能說已經研判清晰無誤了，還會有新的發現，還會遇到不少新的難題。比如今年才完璧回歸中國的皿方罍，距今3000多年，器物造型雄渾，形體巨大，通體集立雕、浮雕、線雕于一身，鑄造技術高超卓絕。當我們以既往的經驗細究皿方罍，會發現那呈四面坡的蓋面與蓋鈕上的鳥首獸面紋，卻是一反常態頭頂向下倒置，這是鑄造設計的失誤，還是另有意義要表達？而且如果查考其他許多神面紋方彝、方罍、方卣等，它們的方蓋與方鈕，居然也多是倒置動物面紋飾，這說明事非偶然，也許暗含著今人未知之謎？

    無論如何，對饕餮等青銅獸面圖像進行考古解構之后，我們越來越多地感受到古代青銅器透出的古人對生命與自然、人與神、天與地的原始的感知和理解。其中無盡的內涵和精神，還需要我們以明歷史、感時空的人文情懷，不斷領悟、鑒賞和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