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波，男，曲阜師范大學文學院2011級博士生。本文出自其博士論文《蒙學教材與文學教育》。

    博士導師：曲阜師范大學 單承彬

    通訊評委：國家教育行政學院教授 于建福 北京大學教授 張廣保

    古代蒙學教材的興替過程，有兩個顯著特征：一是蒙學教材并不受古代政府管理，在自發的狀態下產生了數量較多的教材，但真正廣泛流行的經典教材并不多，周代以來主要有《史籀》《倉頡》《急就篇》《千字文》《蒙求》《百家姓》《三字經》《笠翁對韻》《聲律啟蒙》《龍文鞭影》《增廣賢文》《幼學瓊林》等，它們構成了蒙學教材發展的主線。二是經典蒙學教材的生命力較長，往往被使用數百年乃至上千年，堪稱教育史上的奇跡，但它們也會被后起教材取代。如漢代《急就篇》逐漸取代《史籀》《倉頡》，使用至唐代而漸漸衰落，南北朝時《千字文》漸漸興起，到宋末與《百家姓》《三字經》一起形成一個較為穩固的教材體系，這個體系完全取代了《急就篇》，一直沿用到清末；再如唐代《蒙求》，至明清時被《龍文鞭影》取代。這樣的興替，均不是某種機構強力推行的結果，完全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面對新的教育環境而主動選擇的結果，這表明新的教材具有更多適合新的教育環境的特性。

    在詞匯學習階段，初步建立起較為系統的知識框架，是蒙學教材一貫堅持的編寫理念。古代教育崇尚博學，漢代劉熙《釋名序》說“博物君子，其于答難解惑，王父幼孫，朝夕侍問”，《中庸》提倡“博學之”。因此，蒙學教材十分重視在初學階段就為兒童奠定廣博的知識基礎。《急就篇》的姓氏、諸物、五官三個部分，涉及古代部族、自然事物、生活器物、職官、地理、律令等基本知識，是一個極為廣博的知識體系。到《千字文》時，這一知識體系進一步豐富，歷史內容逐漸增多，也為后來《蒙求》以歷史人物為主體編寫教材開創了新的道路。“三、百、千”的知識結構沿用長久，其實就是蒙學教材博物教育思想的繼承與發展的有力證明。《小學紺珠》《幼學瓊林》等類書式蒙學教材，更是將這種教育理念發揮到極致，即便《聲律啟蒙》一類教材也蘊含有廣博的自然、人文常識。

    蒙學教材一直重視道德人格教育，這是古代教育思想的可貴之處。古代教育中的樂教、詩教、儒家經學教育都是以構建學習者思想道德體系為最終目標的。但樂教需要調動大量優質的教育資源，在古代經濟薄弱、文化設施及高水平師資匱乏的狀況下，樂教不具備普及性，只能在貴族階層開展，加之古樂失傳，則更加不可能面向廣大初學者推廣了。而《詩經》對懵懂兒童而言，深奧難懂，也難以在初學階段廣泛開展。《孝經》及宋代形成的《四書》分別被視為立德之本、入德之門，相對而言比較適合兒童學習，在古代教育實踐中被廣泛使用。在這樣教育背景下，蒙學教材也體現出了對道德人格教育的追求，并不斷創造出更適合初學者的教育手段。

    蒙學教材的知識體系，滲透著道德人格教育力量。《急就篇》“五官”部分的律令教育，就是法制教育，可以幫助兒童確立道德和行為規范，此外它還講述了官員的道德修養要求：廉潔平端撫順親，奸邪并塞皆理訓，變化迷惑別故新，更卒歸誠自詣因。“廉潔平端”的要求具有普遍性，利于道德人格培養。以律令和官員道德教育兒童，也符合讀書人入仕的理想要求。唐代，史學的地位日漸高漲，科舉設有史科，以三史考查人才，進士科的詩賦命題大多取于經史，另外弘文館、崇文館學生也考“經史策十道”。以歷史人物為內容的《蒙求》應運而生，它在充實兒童知識儲備的同時，也具有道德人格教育的作用。以人物故事開展道德人格的教育，有十分古老的思想源頭，《易傳》中有君子蓄德之法，“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后，以德行教育為唯一宗旨的朱熹《小學》，其嘉言、善行兩章也采用這種教育方法，《純正蒙求》《龍文鞭影》皆沿用此法，直至清末。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世俗社會意識的覺醒，也使一些蒙學教材的道德體系發生了明顯的變化，最為突出的就是《增廣賢文》。它匯集詩文、小說、戲劇中的格言警句以及民間俗語，雖然仍以孝、敬、友、愛等正統美德為基礎，但流露出對社會的恐懼與戒備，更不強調忠君思想，主張明哲保身，益壽延年，反映了世俗社會面對艱難生存環境而產生的消極心態，這與儒家要求的弘毅精神背道而馳。

    詩文寫作，是古代考查人才的主要方式。詩文技能教育的需求變化直接影響著蒙學教材的生命力，而蒙學教材對這種需求變化的應對也十分迅速。因此，詩文能力的教育需求是推動蒙學教材變革的最為直接的因素。

    漢代“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為史”，“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大量識字及作賦則成為讀書人入仕的必備技能。漢賦主要藝術手法是鋪陳相類事物，《急就篇》羅列相類事物詞匯，沒有描寫，類似于鋪陳之法，其結尾也是漢賦結尾常見的歌功頌德之句。誦讀這樣的教材，在識字、積累知識、培養道德人格的同時，也能快速掌握漢賦寫作的一些主要技能，這是《急就篇》得以流行的根本原因。

    唐代科舉以進士科為重，其主要考試文體是律詩、律賦，顧炎武說“唐之取士以賦”。無論律詩、律賦，都講求平仄押韻，且以切韻為準，這就需要應試者掌握切韻。《千字文》尚且可以提供對仗的學習，但《急就篇》已完全不能滿足這樣的需求了，由此，《急就篇》開始衰落。而新生的《蒙求》在編排歷史故事的時候，采用了切韻，并且四對八句一韻，這樣就便于兒童學習格律及切韻。因此，《蒙求》受到普遍歡迎，甚至在明清時先后被收入《唐音統簽》《全唐詩》等唐詩總集。

    宋代科舉考試文體也增加了論。宋初規定“凡進士，試詩、賦、論各一首，策五道，帖《論語》十帖，對《春秋》或《禮記》墨義十條”；南宋建炎二年，又規定“第一場詩賦各一首，習經義者，本經義三道，《語》、《孟》義各一道；第二場并論一道；第三場并策三道。”論在考試中的地位十分重要。因此，《三字經》中的句子不再有描寫，文字沒有辭采，全文主要采用直白的敘述或議論，而它在議論方面表現更為突出，如“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茍不教，性乃遷；教之道，貴以專”，就是一段完整的議論，以“性”的變化來論證“教”的重要性，四句之間就是起、承、轉、合的基本體制；再如“昔孟母，擇鄰處；子不學，斷機杼”緊承上文，以事實證明“教之道，貴以專”。

    明代科舉廢除了詩賦，仍然講求對仗的八股文成為了科舉考試的首要文體。此后，清代科舉又恢復了律詩，并置于首場試藝之后。因此，對仗、格律仍然是明清時期兒童必須要掌握的詩文基本技能。另外，宋代以后平水韻取代切韻成為了詩文用韻標準，學習格律、平水韻成為十分迫切的任務。所以，元代開始興起了聲律類啟蒙教材，明清時期，聲律類教材則更加興盛。其他類型的教材也迅速反應，最典型的就是《龍文鞭影》，它用對仗編寫句子，按平水韻的平聲部編排順序，在學習典故、陶冶性情的同時，也初步掌握了對仗聲律。

    將博物教育、道德人格教育、詩文能力教育，巧妙地融為一體，是古代蒙學教材的成功做法，因此誕生了一批經典教材。在功利教育盛行的狀況下，能否滿足仕進的需要，則決定著蒙學教材能否被廣泛接受。從蒙學教材的興替來看，如果無法滿足仕進需求，即便再為古樸純正的教育，也不會真正得到推廣，就如同《急就篇》最終退出教材序列而成為文字研究材料的結局一樣。

    以今天的眼光來審視古代蒙學教材，其為仕進寫作而刻意做出的變革，在新的教育環境中已經失去了其原本的意義，而它們蘊含的民族文化與民族精神卻仍有教育價值。所以，當前許多地方開設的傳統文化課程，還繼續采用“三、百、千”等蒙學教材。但如果要結合新的時代要求，編寫一種有更好效果、有更為持久生命力的傳統文化教材，則有必要從古代蒙學教材的興替中尋求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