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扇》乃明清傳奇壓卷之作，孔尚任窮二十余年之心力，三易其稿，孜孜矻矻，“借離合之情，寫興亡之感”，以復社名士侯方域與秦淮歌伎李香君的悲歡離合為主要線索，在復社文人與閹黨余孽馬士英、阮大鋮的矛盾沖突中，全景式展現出南明小朝廷“瞬息興亡過眼”的歷史畫卷。如今，南京夫子廟前的秦淮河南岸鈔庫街有一座青瓦紅檐、古色古香的花園小樓，傳為李香君寓所“媚香樓”舊址，棲霞山半山腰有一座“桃花扇亭”，乃是李香君和侯方域久別重逢之地。

    康熙三十八年六月，《桃花扇》終于脫稿，名噪一時，“王公薦紳，莫不借鈔，時有紙貴之譽”。就連康熙皇帝都驚動了，連夜索要一本去看，看后覺得很不爽，次年就隨便找個理由把孔尚任打發回老家了事（《桃花扇本末》）。

    《桃花扇》巧妙地將沉痛的歷史背景與離奇的愛情悲歡交織在一起，感情濃烈，情節曲折，文采斐然，雖觸怒了統治階級，卻為群眾所喜聞樂見，“縱使元人多院本，勾欄爭唱孔洪詞”（金埴：《巾箱說》）。

    在藝術構思上，孔尚任在力求遵守歷史真實的原則下，借侯方域與李香君的愛恨糾葛，描繪弘光小王朝的興亡之跡。侯、李的艷遇，本是明末文人的一件風流韻事，又是復社和閹黨余孽斗爭的一個小插曲。孔尚任以此事作為全劇的開端，從一開始便將兒女之情與國家命運緊緊結合在一起，以桃花扇為線索，讓侯、李的一葉愛情之舟出沒于南明王朝風云起伏的政治風波里，“南朝興亡，遂系之桃花扇底”。

    在凡例中，孔尚任反復強調“排場有起伏轉折”，既要“獨辟境界”，出人意料而不陳陳相因，“令觀者不能預擬其局面”；還要做到“脈絡聯貫”，緊湊而不可“東拽西牽”，“入口成歌，而詞必新警”，同時不落俗套，“脫去離合悲歡之熟徑”。在他看來，“離合之情，興亡之感，融洽一處……而觀者必使生旦同堂拜舞，乃為團圓，何其小家子樣也”。孔尚任反對中國古典戲曲這種才子佳人同堂拜舞的“大團圓”俗套，在劇情安排上，他突破此前所有愛情劇男女主人公大團圓的結局模式，虛構了“入道”一出，用侯、李二人的愛情悲劇，宣告了一個封建王朝的歷史終結；用一對情侶的愛情犧牲，來點染家國興衰的完整感與現實性——

    白骨青灰長艾蕭，桃花扇底送南朝。不因重做興亡夢，兒女濃情何處消。

    國家已然滅亡，兒女情長又有何用，破鏡重圓的喜悅不可能取代國破家亡的痛徹心扉。李香君和侯方域面對一片殘破江山，終于割斷“花月情根”，分頭“修真學道”去也。向來好花枝不照麗人眠，兩個小人物的愛恨情仇，在歷史的滄桑巨變中，簡直脆弱得不值一提。桃花扇上點點熱血，換來的是冰涼春光，雪亮的紅塵終究黯淡了下去，只有敲一聲拍板溫而厲，在結尾“余韻”一出，由蘇昆生唱出“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的無盡喟嘆。

    “謅一套哀江南，放悲聲唱到老”，這不僅是回光返照的南明王朝的一曲挽歌，更唱出了封建末世“忽喇喇似大廈傾，昏慘慘似燈將盡”的時代哀音！“《桃花扇》曲完矣，《桃花扇》意不盡也。思其意者，一日以至千萬年，不能仿佛其妙”。長期以來有一種說法，作為山東人的孔尚任不擅昆曲音律，不精于戲曲排場，故《桃花扇》不能如《牡丹亭》《長生殿》那樣不斷搬演，留下許多經典折子戲。其實，無論從主題、結構、排場、編劇技巧，還是唱詞和音律，孔尚任亦為行家里手。《桃花扇》甫一面世，盛況空前，“歲無虛日”，何以后來絕跡于舞臺？只是由于康乾時期文網日密，這樣一部抒家國之痛、招民族之魂的歷史戲，自然難逃厄運，只在乾隆五十七年成書的《納書楹曲譜》中留下了“訪翠”“寄扇”“題畫”三出折子戲的曲譜。民國時期，吳梅、王季烈等曾對《桃花扇》的曲譜予以校訂和新創，歐陽予倩曾將《桃花扇》改編為京劇、桂劇和話劇，1963年由西安電影制片廠拍成電影（王丹鳳飾李香君，馮喆飾侯朝宗）。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北方昆曲劇院和江蘇省昆劇院分別在北京廣和劇場和南京人民劇場上演了《桃花扇》的昆曲現代改編本。

    2006年3月17日，由江蘇省演藝集團聯合中日韓三國藝術家合力打造的青春版昆劇《1699·桃花扇》在北京保利劇院首演（單雯飾李香君，施夏明飾侯方域），將原劇44出濃縮為相識、完婚、哭主、分離、尋覓、重逢六出，真實完整地再現出《桃花扇》深沉渾厚的歷史意蘊——把個人愛情之花開在民族復興這棵常青樹上。

    黃敏學（作者單位：寧波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