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千，舊時寫作“鞦韆”，是我國古代婦女體育運動之一。據說是春秋時北方山戎的游戲，齊桓公伐山戎，流傳至中原一帶，后又遍布全國，距今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在一些古籍中，常將秋千與施鉤混淆，其實施鉤是一種軍事技能，與秋千并不是一回事。說到秋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古時代，那時的人們為了生存，不得不依靠蔓生植物攀援樹木，跨越溝澗，用以采擷野果和獵取食物，這種蔓生的藤條擺蕩就是秋千的雛形。至于山戎時代，就已經是一種較為成熟的娛樂游戲了。所以《藝文類聚》就有“北方山戎，寒食日用秋千為戲”的記載。當時的秋千繩索多以獸皮制成，故而“鞦韆”兩字偏旁從“革”。這種皮革制成的繩索牢固安全而有韌性，是基于上古生活實踐而產生的一種體育游戲。

    從詞人高無際的《秋千賦》中，我們了解到秋千在漢武帝時已經流行于宮中。其文在幾百字的描寫中，生動地反映了蕩秋千的嫻熟技巧和高難程度，如“叢嬌亂立以推進，一態嬋娟而上躋；乍龍伸而蠖屈，將欲上而復低；擢纖手以星曳，騰弱質而云齊；一去一來，斗舞空之花蝶；雙上雙下，亂晴野之虹蜺。徑如風，捷如電，倐忽顧盼，萬人皆見”，便描繪出漢武后庭的一幅秋千美人圖，令人眼花繚亂，產生美好的遐想。

    唐代宮中也流行秋千之戲。唐明皇李隆基對此尤為喜愛。據《開元天寶遺事》說：“天寶宮中至寒食節競豎秋千，令宮嬪輩戲笑以為宴樂，帝呼為半仙之戲，都中士民因而呼之。”寒食清明蕩秋千，是古來的風俗。此時恰逢春暖花開，萬物生發，給人們帶來無限的樂趣和生機。唐詩人王建在他的宮詞中“長長絲繩紫復碧，裊裊橫枝髙百尺”的夸張描寫，讓我們看到隨著長長絲繩的牽蕩，游戲者似乎已被帶向了秋千架外的百尺高空。元稹的《雜憶》也有對秋千的懷念：“憶得雙文人靜后，潛教桃葉送秋千。”“雙文”是元稹小說《會真記》中的主人公崔鶯鶯，也是后來《西廂記》中的女主角，看來，生活中的她也是一位秋千的愛好者。

    宋代的秋千娛樂更是別有情致。《東京夢華錄》說北宋汴都人出城采春，“舉目則秋千巧笑，觸處則蹴鞠踈狂”。而南宋的都城臨安，相傳也是“紅杏香中歌舞，綠楊影里秋千”（《武林舊事》）。《都城記勝》說當時臨安有專賣小兒戲劇糖果的食店，其糖果竟有“宜娘子秋千”之名，看得出秋千在宋代婦女中的普及。《東京夢華錄》中還記載了宋徽宗在臨水殿看秋千比賽的場景，其中最為驚險的動作是在畫船上豎立秋千架，人在秋千上蕩起蕩落，最后從最高處雙手脫繩，借秋千回蕩躍入空中，再翻個跟頭，投身入水中，名為“水秋千”。我想如此高難的動作可能是由男子完成，可見宋代秋千運動已列入雜技百戲，而不僅僅局限于女子娛樂了。

    元代的大都和江南杭城都盛行秋千運動，蒙古族詩人泰不花就有詩作《應制題秋千》，反映了蒙古族婦女也在大都蕩起秋千。而“院落秋千誰氏女，彩繩擲起過墻高”，更成為當時西湖風景的點綴。

    秋千是城市經濟繁榮與發達的體現。秋千在市民階層的普及和涌現，更可見秋千流俗之廣泛。正像杜甫“十年蹴鞠將雛遠，萬里秋千習俗同”，和蘇東坡“轆轤繩斷井深碧，秋千索掛人何所”反映的那樣，秋千已成為城市居民家庭院落中的常備設施。

    明清時期，秋千不僅在漢族地區開展，更流行于我國的廣大少數民族地區，如東北的朝鮮族、臺灣的高山族、云南的納西族、青海的土族，新疆的柯爾克孜族等都有豐富多彩的秋千運動。根據當地的氣候條件，有在春節期間舉行的“秋千會”，也有在夏秋之際的婚禮或節日狂歡中的秋千表演。

    目前，秋千運動在漢族地區的流行已不廣泛，我們僅能在一些兒童體育場中見到個別秋千架，也很少看到蕩秋千的能手。但是在少數民族地區秋千仍然是一項比較流行的體育運動。1991年全國少數民族體育運動會將它列為表演項目，后來“吊秋”又被列為比賽項目。

    有著幾千年歷史和傳統的秋千曾經是中國婦女的一項重要娛樂和體育活動，它活躍了生活，鍛煉了意志，培養了勇敢精神，是有益身心健康的體育項目，而它在中國體育史上發揮的作用也是不該忘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