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謙

    絲綢之路是一條連接亞歐大陸的文明之路。這條道路在空間上的地理坐標是復雜的、游移的，可以是陸地、海洋，也可以是大漠、草原；關于起始端點的表述也存在著不確定性，可以是兩個不同的大陸，也可以是同一個大陸的東亞、南亞、中亞或西亞，或是具體的國家。從時間上看，在張騫開通西域這一標志性的節點之前，絲綢之路上的歐亞文明交匯已然存在，而且這種不同種族、地域之間的文明對話，似乎是一條永恒的時光之河，歷經數千年延續至今而奔流不息。按照瑞典考古學家斯文·赫定的觀點，“從文化-歷史的觀點看，這是連接地球上存在過的各民族和各大陸的最重要的紐帶。”

    絲綢之路文明在形成發展過程中擁有一個復雜的動力系統，政治、經濟、文化在不同層面發揮著主導、引領或調適的作用，因此，這一文明具有寬廣、深厚的內涵。它可以體現為舉足輕重的國家安全戰略選擇，如漢朝開通西域與對匈奴的戰爭、大唐對突厥的戰爭，“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地域政治的利益考慮是至上的。它也可以視為早期“全球化”的經貿之路，絲綢把中國農民的桑蠶養殖、絲綢生產與中亞、西亞商人的物流運輸、羅馬帝國的貴族消費以市場的形式鏈接起來，生產、市場、消費，現代自由主義的經濟方式在這條經濟帶上起到了主導作用。我們在唐三彩極具寫實風格的駝隊、胡人的彩塑中，可以真切地觀察到這種經貿活動儼然已成為大唐社會經濟生活中的重要場景，絲綢之路的開放性特征已深深植入了中華文明的本體。與政治、經濟活動相比，絲綢之路的文化融合對于中華文明的豐富和發展具有更重要的價值。如佛教文化自漢代傳入中國，扎根開花完成了異域宗教思想的首次中國化，儒道釋三教合一成為中國思想文化的主流體系。樂制是中國古代國家文化制度的重要內容之一，唐初唐太宗明確提出要把源自西域且已成為社會時尚的燕樂，與漢民族的傳統雅樂一并納入宮廷音樂，朝野莫不為之風靡。在唐王朝的廣闊疆域里，這種多樣性、包容性的國家文化政策的實施，把中華文明推向了新的境界。

    絲綢之路推動了中國文化地理空間不停滯的運動和延展。黑格爾曾經從政治制度、社會結構等角度提出，中華文明是一種相對封閉、靜止、缺少變化的文明形態，這一觀點似乎是簡單或偏頗的。從絲綢之路的研究看，中華文明在運動形態和內在規律上都有許多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如果把漢代絲綢之路的開辟作為一座分水嶺，之前是中國本土文明的內在碰撞與交融，華夏與夷狄戎蠻至遲在春秋戰國時期逐漸走向了民族和政治經濟文化的大融合，迎來了先秦諸子這一中國思想文化首個巔峰期的到來。之后，中華文明的歷史演化進程由于外來新的文化元素的加入而變得更加活躍和精彩。絲綢之路改變了中國人的日常生活，葡萄、石榴、核桃進入了中原腹地的村鎮農田；那些與周秦迥異的西域汗血寶馬不僅出現在漢武帝恣肆馳騁的軍陣，也出現在貴族士庶夢想仙界生活的漢畫像磚作品中，裝點了漢代人的精神世界。佛教文化的傳播軌跡與絲綢之路是基本重合的，東晉僧人法顯從長安出發經過西域到達印度取經，又經由海路回到中國大陸，為我們勾畫了一個全景的陸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線路圖。佛教考古學界把中國佛教石窟寺遺址大致劃分為新疆、北方和南方三大區域，為我們具象地展示了絲綢之路在不同的文化地理空間的衍變軌跡，不同地域、時代和風格的石窟、雕塑、壁畫，既有彼此間的傳承弘揚，也呈現出各自匠心獨運的創新進化。絲綢之路為中華文明的內生式增長帶來了強力推動，從西到東、從北到南，從戰亂不已的南北朝，到統一和平的隋唐，中國各文化空間板塊產生了波瀾壯闊的新變化新氣象；同時，絲綢之路也把開放包容、維新求變的中華文明融入到世界文明體系的形成發展進程中。

    研究絲綢之路中國“放眼看世界”的歷史軌跡，對于實施新絲綢之路“一帶一路”戰略提供了重要參照。這是在經濟全球化和國內經濟發展新常態大背景下推出的新的國家戰略。這一戰略積極探索利用硬實力和軟實力的雙重組合進行全球布局，是政治、經濟、文化、地緣等因素相互交織的協作發展，同時，也是國內相關聯地區優化經濟文化發展空間的重大機遇。研究新絲綢之路的規劃及實施，要注重經濟帶和文化帶的復合、協同、一體化發展，注重面向世界和未來的更加開放和多樣化發展，注重更好地統籌國內不同區域的改革創新實現共贏發展。這既是歷史絲綢之路的重要經驗，也應是新絲綢之路建設的現實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