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有古村落在張牙舞爪的推土機下呻吟！從保護文物的角度而言，這是令人痛心的一幕，為被夷為平地的古村落而嘆，也為無能為力的法律一嘆。既然《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第26條規定：“不得損毀、改建、添建或者拆除不可移動文物。”而霹靂店村有多達15處不可移動文物，為何仍難善存？

　　一說到古村落被毀，人們首先想到的是文物受創。其實，古村落的意義不只存于文物范疇，它們更是文化乃至文明的縮影。如今，我國城市化進程突飛猛進，被譽為人類發展的奇跡，比如有學者稱：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中國演繹了波瀾壯闊的城市化史詩，開創了人類城市化進程的奇跡，也為中國崛起做出了重大貢獻。誠然，短短幾十年我們城市化水平走過了發達國家幾百年所走的路。在自豪之余，也應該正視甜蜜的憂傷和沉重的代價，即鄉村的消失。

　　有組數據稱，2000年時中國有360萬個自然村，到2010年，自然村減少到270萬個，十年里有90萬個村子消失了，一天之內就有將近300個自然村落消失，而自然村中包含眾多古村落。鄉村消失有其必然性，但古村落的消失讓人覺得惋惜。與城市文明和鄉鎮文明相比，以古村落為代表所留存的鄉村文明，為中國乃至為人類提供了不可復原的文明種類、不可逆轉的文明態勢。如果它們消失了或衰微了，我們到哪里尋常鄉愁？如何找尋記憶中的心靈史？

　　但凡有過鄉村生活的人，都應該知道鄉村生活其實并不詩意和浪漫，甚至帶有一定的酸澀與掙扎，任何過于詩意化鄉村的人，基本上是不事稼穡者。但是，鄉村文明畢竟曾是文明的主要組成部分，城市文明再發達也不應該淹沒鄉村文明，鄉村是我們的根脈，殘存著文化基因；是留下我們生命足跡的地方，不能被過度商業化所吞沒。

　　拋開個體化的私人敘事，鄉村還曾是我們文明的集大成者，是中華文明最遙遠最綿長的根系。誠如馮驥才所說：非遺的載體——也就是中華民族根性文化的載體是一個個村落。它不僅有精美和獨特的建筑與大量珍貴的物質遺產，還有那一方水土獨自創造的口頭的和無形的文化遺存，如民間的文學、音樂、舞蹈、戲劇、美術、手藝等，還有種種獨特的民俗。它們最直接地體現著中華文化的民間情感、民族氣質及其文化的多樣性。馮驥才甚至認為，傳統村落本身就是最大的文化遺產，價值不比長城小。可以斷言，如果村落被蕩平，鄉村文明就失去依靠，七零八落，甚至歸于死亡。

　　對于古村落來說，保護是最奢侈的字眼。他們最需要的不是保護，而是躲避，躲避出名，躲避喧囂，躲避被關注。原因在于，但凡有文明遺存、有開發價值的古村落，一旦進入公眾視野，就是它們悲劇的開始。“發現一個開發一個，開發一個破壞一個”，如果古村落一直藏在深閨，始終不為人知，其實是最好的命運。因此，古村落需要的不是保護，一旦需要保護，就意味著它們已被關注，已無法決定自己的命運。問題是，權力滲透無孔不入，商業開發長驅直入，那些曾沉寂而又悠然的古村落還能自得其樂嗎？

　　馮驥才透露，他曾對山東地區古村落做了一個調查，調查以后的結果非常吃驚，現今一座完整的、原真的古村落也沒有了。能想象齊魯大地上找不到古村落嗎？這是尖銳的發問，也是悲痛的自答。如果說完整的原真的古村落，基本不可見，那么不那么完整不那么原真的古村落還有多少？它們能抵抗住外來文明的侵略嗎？它們還能“茍延殘喘”多久？

　　許多時候，人類等到失去時才知道珍惜，甚至失去了也不珍惜。對于古村落就是如此，有太多的人想開發古村落了，開發者眼里只有金錢，只有利益，并無對鄉村文明或農耕文明的敬畏。也許我們不應該過多地眷戀鄉村文明，但不能不尊重鄉村文明，更不能心安理得地破壞鄉村文明。

　　提高古村落的自衛能力，除了法律為它們撐腰，還需要真正熱愛、熟悉并精通鄉村文明的人走進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比如做“古村落志”，盡可能地記錄古村落的過去與現在，記錄它們的氣質與呼吸。即便有朝一日它們不得不被現代文明所瓦解，也能留下彌足珍貴的東西。當然，最好讓它們有持久的生命力，最好讓它們保持本初狀態，最好珍存它們的地域特征。

　　作家方方曾這樣描寫她心中的武漢：“閉著眼睛，我就能想象出它曾經有過的場景。它的歷史沿革，它的風云歲月；它的山川地理，它的仟街陌巷；它的高山流水，它的白云黃鶴；它的風土民情，它的方言俚語；它的柴米油鹽，它的杯盤碗盞；它的漢腔楚調，它的民間小曲。如此如此，想都不用去想，它們就會流淌在我的筆下。”每一個古村落都應該被人懷念，最好的懷念是保護它不被裹挾，否則如何懷念？懷念將是輕佻的。但我寧愿不懷念，如果生活其間就不需懷念，如果與它共呼吸也就不必懷念。“如果我們無法聚攏在先人的墓畔，那么我們只能四處飄零。”漸行漸遠的古村落，我為你哀傷，我為你嘆息，飄零的我們拿什么聆聽你的滄桑？　秦淮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