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官”是我國古代人們對地方官員的尊稱，然而晚近以來這一詞多被理解為古代宗法等級制度下的產物，認為它帶有“人治”的濃郁色彩，與現代法治社會格格不入。事實上這是對“父母官”一詞的誤解，至少是未能深刻把握個中深意。今天我們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首先就需要走出“反傳統”的認識慣性，以一種“同情了解”之態度，重新審視傳統文化的方方面面。

    “父母官”由“民之父母”演變而來。“民之父母”一詞在春秋戰國時期指的是周天子或諸侯國君，這和后來的“父母官”一詞內涵不同。“民之父母”最初見于《詩經·大雅·泂酌》：“豈弟（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一般認為“大雅”“小雅”均出自王室，因此這里所提到的“豈弟君子”當指周天子。據《禮記·表記》記載，孔子對于《詩經》中這句話做了這樣的解釋：“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可以為民父母矣。”孔子的意思是說執政者要使民眾既能夠感受到父親般的尊嚴，又有母親般的親切，這樣才可以做民眾的父母。正如《禮記·大學》所言：“《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

    孔子認為治國在于治官，而官要像“父母”對待“子女”一樣對待民眾。在中國文化中，父母對待子女要慈愛，做“父母官”強調的正是“愛民如子”之意。這也就是說，執政者在治國理民時要懂得親民、愛民。這就是古代把執政者稱為“父母官”的主要原因。孔子主張執政者做“民之父母”，突出的是執政者所擔負的責任和義務。在一定程度上講，“民之父母”不僅是孔子所主張的親民政治的典范，同時也是其德治追求的重要體現。孔子主張“為政以德”，認為執政者首先應該是有德者，“有德”是成為“民之父母”的前提和條件，而所謂“有德者”就是指合乎仁德要求的君子。《禮記·表記》載孔子曰：“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毋荒，有禮而親，莊威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可以為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可見，孔子認為“民之父母”不僅要具備“父之尊”“母之親”的德行，還要做到“樂而毋荒”“有禮而親”。《孔子家語·弟子行》亦載孔子曰：“（子張）其不伐則猶可能也，其不弊百姓，則仁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夫子以其仁為大。”孔子認為“不弊百姓”符合“仁”的標準，并用“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來稱許子張。

    那么，如何才能真正成為“民之父母”呢？在孔子看來，執政者首先要做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他認為這是作為“民之父母”的基本要求。孔子所說的“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意指任何地方發生了災難，執政者必須要首先知曉，這樣才能稱得上是民眾的父母。執政者要把民眾的安危時刻掛在心上，當民眾有喪亡時，要救之而恐不及，故《禮記·孔子閑居》載孔子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可見，有這種救民之心的執政者才會被民眾親附，故《大戴禮記·小辨》載孔子曰：“政善則民說，民說則歸之如流水，親之如父母。”

    其次，執政者要成為“民之父母”還應重視推行禮樂教化。要推行禮樂教化，執政者必先要做到“達于禮樂之源”，意即要通達、彰顯禮樂的功用。《禮記·經解》載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意思是說孔子進入一個國家，就可以看出其執政者對民眾的教化如何。觀察他們的為人，豁達、平易而又善良，是得力于《樂》的教化；恭敬、節儉、莊重而又敬慎，是得力于《禮》的教化。《后漢書》亦載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禮，移風易俗莫善于樂。”當然禮、樂的具體功用又有所不同，禮是用來調和外部的矛盾，而樂是來維系內部的平衡，故《禮記·樂記》載：“樂由中出，禮自外作。……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

    相較于樂而言，孔子更為推崇禮。他對禮推崇備至，力倡“為國以禮”（《論語·先進》）。《禮記·經解》載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禮。”《禮記·哀公問》亦載孔子曰：“為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孔子之所以把禮作為為政的根本，是因為他已經認識到禮在治國理民中所起到的不可代替的作用，所以《禮記·哀公問》載孔子曰：“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在孔子看來，禮不僅是祭祀天地鬼神的原則與標準，同時也是辨明君臣、上下、長幼身份的尊親等關系遠近的依據。同時，孔子還認為“治君子”時，要以禮來駕馭其思想，使他們懂得禮義廉恥等節操，故《孔子家語·五刑解》載孔子曰：“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恥之節也。”由此可見，孔子所強調的以禮治官不是通過制度和法令等強制性力量來實現的，而是靠執政者的自覺和自律。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這里孔子所提到的“治君子”就是指“治官”。在春秋戰國時期，君子有時亦指執政者，所以《荀子·王制》載：“君子者，天地之參也，萬物之總也，民之父母也。”

    執政者如何具體推行禮樂教化呢？對此，孔子提出了“致五至”“行三無”的要求。何為“五至”，《孔子家語·論禮》載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詩禮相成，哀樂相生。……此之謂五至矣。”在孔子看來，所謂的“五至”就是有憂民之心，詩也會有所反映；詩要表達的，禮也會有所體現；禮要表達的，樂也會有所體現；樂所表現的，哀也會隨之體現。詩與禮相輔相成，哀與樂交相產生。“五至”之間是遞進關系，環環相扣、陳陳相因，故孔子說：“詩禮相成，哀樂相生。”這就是對詩與禮、哀與樂之間關系的說明。何為“三無”，孔子說：“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因此，所謂“三無”，意即沒有聲音的音樂，沒有儀式的禮節，沒有喪服的喪事。在孔子看來，做到“五至”“三無”以實現禮樂教化的目的，也構成“民之父母”的重要條件。

    綜上，從孔子對“民之父母”的闡發來看，“民之父母”的思想完全合乎孔子“為政以德”的一貫主張。其所謂“民之父母”的思想就是強調執政者要有“父之尊，母之親”，能夠自覺做到關心民間疾苦，正如前面所講的“四方有敗，必先知之”；能夠“達于禮樂之源”，通過“致五至”“行三無”來推行禮樂教化。孔子這種喚醒執政者之德位自覺，突出其責任感、使命感的思想觀念，無疑也是當代可資借鑒的重要精神資源。

    （作者單位：曲阜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 朱贊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