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臘時根據荷馬史詩所繪的圖，圖為海倫和普里阿摩斯。
 

    近十年來，隨著國內希臘羅馬研究的逐步深入，在海外接受西方系統學術訓練后回國的學者增加，以及廣大學子對西方古典文化興趣的提升，關于是應該完全遵循西方古典學研究范式研究古典學，還是建立中國式古典學的討論時有耳聞。一個學科專業化的過程必然伴隨著對學科建制、研究范式以及現實需求等方面的綜合考量，本文擬對此發表一點個人淺見。

    在西方，作為一門學科的“古典學”是在18世紀后期建立起來的。起初是以古典語文學作為其基礎和核心，主要涉及兩個方面：一是古典語言（希臘語和拉丁語），對其語法、詞匯、方言、格律等方面的訓練；二是文獻學，包括對文本的校勘、考證、辨偽及創作年代、作者身份等的甄別。在這樣的基本訓練之后，古典學者才能從事經典文本的闡釋。簡言之，早期的古典學研究重視的是文學批評以及對文獻的校勘評注，其后古典學才逐漸發展成為以多學科的理論與方法深入研究古代希臘羅馬的一門現代學科。

    19世紀后半葉，德國古典學家維拉莫維茨在《古典學術史》的開篇對古典學的性質和任務定義如下：“古典學術的對象是古希臘羅馬文明的本質及其存在的每一個方面。該學科的任務是用學術的方法來復活那個已逝的世界。”這個定義概括了古典學研究范式的特征。一方面，古典學深深地帶有現代科學主義或實證主義的烙印，專注于歷史事實及知識的搜集和考證；另一方面，關注古典研究之于現代社會的價值和意義，強調應通過發掘和傳揚古典精神來救治當下社會的種種問題。這是許多西方古典學家們的共識，而且也為整個英美知識界、文化界人士所廣泛認同。

    但是，實際上，希臘古典文明和現代西方并不是同一民族和同一文化上一脈相承的關系。西方文明之所以宣稱自己是建筑在希臘古典文明基礎之上的，除了希臘在地理上歸屬歐洲、而它又是歐洲最早出現文明形式的地區以外，更主要是由于歐洲文藝復興運動以來，西方人在文化上主動認親、主動選擇的結果。希臘思想成為西方文明的一條主線也只是近代以后的事情，當最初歐洲的人文主義者、啟蒙思想家，在準備書寫自己時代的精神時，他們驚喜地發現，可以直接從希臘哲人們的思想中汲取大量的養料，古典文明中的某些特質符合了他們的現實需要。由此，古典希臘成為西方最重要的文化原動力之一，成為西方文明一次次由頹唐迷失中覺醒、振作起來的根本的精神源泉。今天，回溯這一過程可以清楚地看出，近代西方知識界對古典希臘產生興趣的基調是非常理想化的，表達的是對一個理想社會的向往。這也正是古典學的文化使命之所在，即實現“用學術的方法來復活那個已逝的世界”。

    可見，西方人對希臘文明的認同，是一種文化上的尋根。但對于中國人來說，古典學則并不具有這樣的文化及思想之根的意義。作為古代希臘文化的他者，一方面，我們可以對后世西方人為其祖先的輝煌所表現出來的驕傲甚至是溢美表示出一種同情的理解；另一方面，我們自然也會對那個時代的人類能夠創造出如此燦爛的文明表現出一種崇高的敬意。古代希臘羅馬作為古代文明單元，同古代中國、古代印度、古代埃及和古代巴比倫一樣，對人類文明具有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深具文明史研究的意義。

    中國學者開始接觸西方古典文化是在一個多世紀以前。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面臨的迫切任務是救亡圖存，特別是“五四”以后，國人在積貧積弱的困境中圖強，對西方啟蒙思想照單全收，自然也接受了對希臘精神的那種近代式理解。梁啟超、周作人更呼吁要以希臘之精神改造中國人的國民性。然而，這種抱著救世之急迫心態來面對文明問題，或許起初會有某種借鑒作用，但終不能解決自身文化之根本問題。

    對于西學研究在中國的前景，陳寅恪先生在《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下冊審查報告》中的一段話足以提醒我們，“是以佛教學說能于吾國思想史上發生重大久長之影響者，皆經國人吸收改造之過程。其忠實輸入不改本來面目者，若玄奘唯識之學，雖震蕩一時之人心，而卒歸于消沈歇絕……竊疑中國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實輸入北美或東歐之思想，其結局當亦等于玄奘唯識之學，在吾國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終歸于歇絕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古典學之于中國，唯有在中國思想既有系統的基礎上借鑒他山之石，才是有意義的，也才是有生命力的。那種試圖將西方之古典學原封不動地移植到中國的想法，實際上是行不通的。

    既然中國對古典學缺乏西方那種現實與思想上的根本性需求，那么，可否仍有一種學術上的必要性呢？回答當然是肯定的，但并不是一種與西方大學古典學專業的接軌。

    從以上古典學在西方的研究范式來看，它在中國是難以作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存在的。從它對古典語文學的嚴格要求與規定來看，作為一個文化的他者，無論是從文化的浸染還是從對古代語言的訓練和素養，都不是通過幾年的留學生涯就能后天習得的，我們無法達到（更談不上超越）如西方若干代學者對古代文獻所做的那種校勘考證的精細程度。事實上，也不必再進行那種還原式的考據工作，因為從亞歷山大里亞的校注家至今日之西方學者在這方面已有扎實且可靠的貢獻，中國學者完全可以站在他們的肩膀上從事接下來的研究。

    而對希臘羅馬做文明史研究應該是最合理可行的研究途徑。首先，古典學強調對歷史進行客觀全面的研究，這始終是史學研究的基本要求。其次，文明史的全方位研究可以彌補單純從語言學、文學或哲學等角度切入所帶來的單向性或超越性。文明史研究不僅注重概念的發展理路和邏輯關系，同時對事件發生時的周邊生活世界、歷史語境以及問題產生的外部環境加以考察，從而再現概念產生的情境，厘清事件在當時的歷史語境之中為何發生且究竟意涵了什么。

    在中國，對于希臘羅馬的研究，作為文明史研究的一個方面，應該放在世界古代史的研究范圍之內。當然，它可以也必須與其他學科產生交叉與互動的關系，其研究范式及研究范疇有擴展和深入的必要性，比如人類學、社會學、語言學、文學批判等理論對希臘羅馬研究的介入。事實上，在強調跨學科研究的當今，對于秉持史無定法的史學研究者而言，更加具備借鑒其他學科理論及方法的自由空間。因此，并不會完全被單一的學科建制所束縛。

    此外，文明史研究中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比較研究。這也是中國學者能對西方古典研究有所貢獻的最有價值之處。一種文化和一個民族只有參照另一種文化和另一個民族，對觀各自的歷史經驗與文明特點，才能更深刻地了解自身的問題。因此，對于古典學領域來說，一種來自“異域眼光”的考察或許能為古典學的研究提供一種新的視角和方法。當然，這種比較并非一種簡單的價值評判，也不是要為自身所處之文化作辯護。研究者應該將他者的文化與自身文化同等看待，將其平等地視作各自具有其合理性的文明形態加以對照和審視；避免在比較研究中賦予自身文化傳統中的歷史思維一種優先性，或者以已方史實和價值標準為坐標來簡單地裁量另一方的史實。

    吳曉群（作者單位：復旦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