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板橋《新修城隍廟碑記》早期原碑拓印資料圖片

 

鄭板橋 顏梅華/作（中國嘉德供圖）

 

    《新修城隍廟碑記》是清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年）鄭板橋在山東濰縣任縣令時創作的一個既具有很高思想文化價值又具有很高藝術價值的作品。此碑高190厘米，寬80厘米，碑額鐫有“城隍廟碑”四個大字，碑文20行，893字，有文、書、刻“三絕”之譽。它在歷經了兩百余年的歷史風雨之后，現作為國家一級保護文物，存放于山東濰坊市博物館。坊間有拓本銷行。

 

    我國古代，環繞府州縣邑的城（墻）和抱城而流的隍（壕溝），原系人為的護城設施，后被古人以巫祝思維附會為城市的守護神。于是設廟供奉城隍，焚香頂禮，漸漸演化成了一種禮制，一種文化。及至明朝洪武三年，明太祖朱元璋便把祭祀城隍作為一項禮儀制度推向了全國。清襲明制，城隍廟遍及國內大小城市，香火鼎盛。隨著時間的推移，城隍的功能由早先對城市的守護，越變越邪乎，最終變成了在陰間對人的靈魂進行裁決和賞罰的主宰，威嚴無比。魯迅小說《祝福》里的祥林嫂，因為嫁了兩次人，柳媽便說她死后到了陰間，閻羅王要把她“鋸”開來分給兩個丈夫，便使得祥林嫂無比恐懼，拿出全部積蓄去土地廟“捐門檻”，以求贖罪。可見城隍、閻羅王之類的迷信，對勞動人民的毒害是何等深重。鄭板橋當時就是在與此相同的文化背景下，作為縣令，倡修濰縣城隍廟，并且寫出這一篇不同凡響的“碑記”的。

 

    鄭板橋原本是個無神論者，早在撰寫這篇“碑記”之前17年，他在與其堂弟討論購買一塊“墓田”問題時，就對“風水”之類的“堪輿家言”表示了十分不屑的態度。（見鄭板橋《焦山雙峰閣寄舍弟墨》）但在濰縣，修葺被大雨損壞了的城隍廟，卻又是他作為一縣之長所必須操辦的祀神之事。這當中所包含的鬼神迷信，比“堪輿家言”要厲害多了。撰寫這篇修廟的“碑記”，他還能堅持自己的無神論觀點嗎？

 

    對此，如果鄭板橋采取公事公辦的態度，襲用官話、套話為城隍爺唱一通贊歌，說明修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未嘗不可以敷衍塞責。然而他沒有這樣做。作為一個杰出的文學家和書畫家，他有自己堅定的人生態度和獨特的文化見解。在寫詩作文問題上，他主張“直攄血性”，反對隨波逐流，推崇“端人品、厲風教”的詩文“命題”，強調“可以終歲不作，不可以一字茍吟”。（見鄭板橋《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第五書》）據此，撰寫《碑記》這樣一篇關乎世道人心的文章，他當然不能放棄自己建立在樸素唯物主義思想基礎上的無神論觀點。他不僅沒有放棄，而且還借此機會，把自己醞釀已久的觀點做了一番淋漓盡致的發揮，使《碑記》成為我國古代延綿不絕的無神論思想在清代中葉的一個光輝續篇。

 

    濰縣城隍廟的修葺工程本來是作為一縣之長的鄭板橋自己發動的，而他在撰寫這篇《碑記》時又來大談其無神論思想，這豈不要陷入自相矛盾的尷尬境地嗎？沒有。因為他在動筆之前，就為這篇《碑記》定下了一個極富學理性和包容性，從而能夠超越慣常思維的“命題”。這個“命題”就是他在碑文行將結束時所總結的那句話：“若是，則城隍廟碑記之作非為一鄉一邑而言，直可探千古禮意矣！”讀《碑記》，我們感到，其中談論的各種話題都是被籠罩在探討“千古禮意”這個總題旨之下的，濰縣城隍廟的修葺事宜，也不例外。這樣的探討，非但沒有使鄭板橋陷入自相矛盾，反而更見出他學養的豐厚、思想的深邃和襟懷的光明磊落。

 

    所謂“千古禮意”，簡言之，就是“自周公以來”古人所秉持的“神道”和“人道”觀念，以及對二者關系的處理方式。在這個問題上一直存在著唯物論與唯心論、無神論與有神論的分野。鄭板橋秉承我國古代無神論思想家的樸素唯物主義觀點，在《碑記》一開頭就直截了當地提出了天、地與人之間“各一其名，各一其物，不相襲也”的看法，認為“蒼然之天”是不可能像人那樣長出耳目口鼻來的。但“自周公以來”，“古帝王”出于“神道設教”的需要，把“蒼然之天”“呼為上帝”，“于是耳目、口鼻、手足、冕旒，執玉而人之；而又寫之以金，范之以土，刻之以木，琢之以玉；而又從之以妙齡之官，陪之以武毅之將，天下后世遂裒裒然而從之，儼在其上，儼在其左右矣！”就是說，老百姓所頂禮膜拜的“上帝”（“玉皇”），其實是“古帝王”為了“教化”他們而“人之”出來的一種莫須有的“神”。他們當中如果有誰“不媚不信”，那么，按照春秋時代鄭國大夫子產的看法，那就是“愚民”。“愚民”當然是不會有好果子吃的。所以鄭板橋在援引了子產的高論之后，立刻呼應道：“然乎！然乎！”

 

    如果說，被“人之”了的“上帝”，其教化作用主要是誘導人們去迷信“神”即古帝王的意志的話，那么，城隍被“人之”以后，掌握著禍福生死之權，那么教化作用就不只是迷信、順從，而是令人裒裒然而懼之了。鄭板橋在描述城隍廟里“十殿之王”逞威，“刀花劍樹”森嚴的恐怖景象之余，特地加寫了一段自己的親身感受：“非惟人懼之，吾亦懼之。每至殿庭之后，寢宮之前，其窗陰陰，其風吸吸，吾亦毛發豎憟，狀如有鬼者。”聯系到后來魯迅描寫的祥林嫂的悲劇，我們不是可以深深地感到鄭板橋在履行縣令職責，操持城隍廟的維修事務時，對作為這項事務思想支撐的“千古禮意”進行一番探討、辨析和批判，是多么必要、多么睿智嗎？

 

    不僅如此，鄭板橋對濰縣城隍廟大門外建“演劇樓居”一事的解釋，也是頗為耐人尋味的。他認為，古圣賢既然把“上帝”“城隍”之類的“神而不人者”當作人來祭祀，那么，在濰縣城隍廟大門外建個“演劇樓居”來“娛神”，當然也就順理成章。樓建起來了，在他看來，“娛神”之說，雖屬妄言，但演劇對世俗人生卻不無裨益。所以他說：“況金元院本演古勸今，情神刻肖，令人激昂慷慨，歡喜悲號，其有功于世不少。”可見，是否“有功于世”，這是他探討“千古禮意”的一個重要思考。這個思考，既使他的探討獲得了歷史的正義性和進步性，也使他在價值評估上避免了絕對化和簡單化，是非取舍，情通理達。

 

    千百年來，在唯物論與唯心論的斗爭史上，把世俗約定了的祀神活動變成對神的公開否定，這樣的事情，除了《史記》里記載的春秋戰國時期“西門豹治鄴”的傳說之外，鄭板橋撰此“碑記”，當屬僅見。而《碑記》作為一篇論說文，其命意、析理、詞章、文氣等都不同凡響，自具特色，因而說它是散文中的一篇杰作，我想決不為過。

 

    《碑記》不僅是鄭板橋挑戰唯心主義有神論思想的一篇杰作，而且也是他以其風格卓異的“板橋體”寫成的一部足以傳世的優秀書法作品。這里所說的“板橋體”，與板橋作品中人們常見的那種“狂怪軟媚”的“六分半書”不太一樣。它比較多地保留了板橋早年學習“二王”、歐陽詢時的書風，全篇在楷書的基礎上間或參以行草，亦剛亦柔，有藏有露，遒勁的筆力里透出靈秀之氣，端莊的結體中蘊含自然之美。這種秀勁拔俗的書風，恰好與《碑記》的內容和作者當時的心態相默契。碑石鐫刻者司徒文膏是鄭板橋所賞識的一位金石高手，板橋書風的韻味、神采盡顯于他精湛靈巧的刀工之中。所以鄭板橋在論及自己幾個書法刻本時不無感慨地說：“濰縣城隍廟碑最佳，惜其拓本少爾。”（見鄭板橋《劉柳村冊子》）可以說，不充分重視這部作品，我們便不能全面、深刻地評價鄭板橋在我國思想文化史和藝術史上的寶貴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