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諫官主要集中在中書和門下兩省，是其中具有諫議職能之官員的統稱。中書省屬下諫官有：右散騎常侍二人，從三品；右諫議大夫四人，正四品下；右補闕二人，從七品上；右拾遺二人，從八品上。門下省屬下諫官除給事中和起居郎外，與中書省恰好相對：左散騎常侍二人，從三品；左諫議大夫四人，正四品下；給事中四人，正五品上；起居郎二人，從六品上；左補闕二人，從七品上；左拾遺二人，從八品上。兩省之外的翰林學士一職也兼具諫官的色彩，主要有以下幾種情形：一是凡翰林學士皆以他官兼領，而以諫官兼翰林學士的情況不乏其例，如梁肅以右補闕兼翰林學士，白居易以左拾遺兼翰林學士，李紳以右拾遺兼翰林學士，崔群以右補闕充翰林學士等；二是有的人在入學士院為翰林學士之前，曾經有過諫官的經歷，如元稹做過左拾遺等；三是有的人在入充為翰林學士后不久即拜為諫官，如王涯，入院后旋拜為右拾遺、左補闕等；四是在翰林學士們的主觀意識中，往往以諫官自居，而且在客觀條件上，翰林學士作為皇帝近臣，可以方便地出入禁中大內，面見最高統治者，具有進諫的便利條件。

    中國古代士人一向具有抗顏進諫的所謂“諫諍”傳統，每個人的“諫諍意識”都可以說根深蒂固。在唐代，士人們不僅繼承和發揚了這個固有的傳統，而且在實踐這個傳統的客觀條件方面，比前代士人更具優勢。其中主要的有兩點：一是盡管唐代前期和后期有所不同，但總的說來，凡是意欲有所作為的皇帝，一般比較鼓勵進諫和注重納諫；二是除了廷議之外，唐代士人還可以通過多種場合和方式來進諫，如應制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或對策、上疏等等。這樣就造成了唐代士人追求諫官身份、以諫官的思維方式對待君臣關系和朝政得失的社會風氣；而中唐文人在這一點上表現得更加強烈和迫切：這是中唐由盛轉衰的社會現實和中唐文人的社會使命感兩方面因素的驅使所致。由于中唐君主越來越不能做到虛心納諫，中晚唐之際，諫官們消極避禍心態開始形成。于是在藩鎮、朋黨、宦官三大社會矛盾重壓下的中唐，諫諍傳統的繼承顯得十分艱巨和可貴；中唐諫官更加強調守住本職，而在某種程度上把“越職言事”視為畏途。

    如在元稹的《論教本書》《論諫職表》《獻事表》中，諫諍精神是十分突出的，然而現實的打擊使得他的諫諍意識與諫諍傳統開始產生了錯位。元稹被黜的真正原因是他的“讜言直聲，動于朝廷”。故其在《酬翰林白學士代書一百韻》中痛定思痛地表白：“佞存真妾婦，諫死是男兒”，“世情焉足怪，自省固堪悲”，“猶勝憶黃犬，幸得早圖之”。他后來與宦官交結而遭人詬病，在此已初露端倪。而白居易“諫諍意識”的演變軌跡，則與元稹大同小異。他對諫諍傳統有著全面的了解并以實踐證明了繼承發揚諫諍傳統的信念和決心，在黜為江州司馬后，開始反省自己的所作所為同自己的角色之間的關系，終于找到了問題的癥結所在，那就是“越職言事”，因而他特別強調和突出自己進諫和寫諷喻詩時的諫官身份。

    唐代存在一個諫官的文學設計傳統，即文人以諫官的身份或者角度，去思考和設計文風的構成要素乃至文學的發展方向。它是文人和諫官兩種角色合二為一的結果，其中“諫諍意識”起了主導的作用。這種傳統是貞觀時期以魏征為首的一批諫官創立的。在中唐諫官的詩文寫作活動中，尚能發現貫穿在其中的諫諍傳統及其對中唐諫官的深刻影響，但這種精神傳統的沉重和另尋寄托的心理也十分明顯。

    關于唐代諫官的文學設計傳統，存在著一個基本的認識問題。以往人們在觀察貞觀君臣的文風改革時，大都從雅正傳統的重新確立角度著眼，很少注意到這一改革的諫政氛圍，更忽略了魏征等人所開創的諫官的文學設計傳統。而在探討中唐詩文改革時，又是從中唐士人的中興愿望、儒學思潮復興的觸發著眼，很少去關注這一諫官的文學設計傳統在中唐的延續。的確，如果不從社會角色的角度出發，去考察唐代文人的社會角色扮演意識，就必然會產生類似的結果。

    關注自己和他人的社會身份，早已經成為古人自覺不自覺的意識。這種意識常常會在各種場合或隱或顯地體現出來。如果說，只要點出當年魏征、孔穎達、姚思廉、李百藥、褚遂良等人的諫臣身份，留意一下貞觀時期諫官異常活躍的史實，便可以明曉諫官在初唐文學設計過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的話；那么，對于“四杰”乃至陳子昂，則需要著意挖掘其隱含的諫諍意識，才能發現他們在實現唐代文風轉變的進程中，對貞觀諫臣們文學設計傳統的自覺繼承和發展。而中唐文風改革的先驅者和實踐者們，盡管都以高蹈超拔等“獨始性”的詞語評價陳子昂的貢獻，但實際上他們和陳子昂一樣，在繼承魏征等開創的諫官的文學設計傳統方面，都具有一貫和相通之處。也就是說，陳子昂的“獨始性”是相對而言的。

    陳子昂官終右拾遺，故世稱陳拾遺。在他一生的政治和文學活動中，無論是否擔當諫官的角色，其諫諍意識都是十分明確的。他二十四歲時考中進士，就曾以“草莽臣”的身份，向初當政的武則天上《諫靈駕入京書》和《諫政理書》，表達自己的政治主張。而體現其文學思想的代表之作《修竹篇序》，則更是與貞觀諫官們的文學設計大有相通和神似之處。對此，中唐的文人，尤其是那些詩文革新的先驅者們，是心中獨有戚戚焉的。從蕭穎士、李華、獨孤及、梁肅等人的文學主張中，可以發現這種諫諍精神和文學設計傳統的延續，看到貞觀君臣們倡導的文學理想的影子。而詩文革新的實踐者如元稹、白居易、韓愈、柳宗元、李翱等，則把這種精神和傳統推向一個新的階段。所以，從初唐到中唐，文風的設計和改革都貫穿著一條諫諍意識的主線；至于陳子昂，只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環而已。

    關于中唐諫官文學的特色，涉及的問題很多，也較復雜，包括雜文學觀念的復歸、實用文體的革新，以及諫諍精神在中唐的消長等等。

    中國古代的文學觀念，在唐代以前經歷了從早期眾體合一的混沌狀態，到魏晉時期文學獨立成科而為文章之學，再到齊梁之際的文、筆之分的發展過程。此時，純文學的觀念產生了。進入初唐，在當時編寫的幾部前代史書如《梁書》《陳書》《周書》《北齊書》中，文、筆之分的概念還很明確。盛唐以后，隨著文體改革的深入，文、筆之分又被原先的文章概念所取代。陳子昂在《修竹篇序》中所說的“文章道弊五百年”，其中的“文章”就包括了所有的文體，而中唐的古文家們也是在這個意義上使用文章的概念的。從眾體合一到文、筆之分，再回到文章概念，其間幾經轉換的意義在于，它反映了唐代文學觀念的重大變化，即雜文學觀念的復歸。雖然文體看起來變得龐雜了，但是隨著應用文體的回歸，文學產生社會作用的基礎卻明顯地擴大了，加之中唐的古文家們紛紛用新的態度從事古文寫作，致使原來的文章概念從內涵和外延都發生了質的改觀。

    正是在雜文學觀念復歸的前提下，諫官們日常運用的工作文體，如奏狀疏表對策等，又重新回到文學的園地，而由這些本身具有較高文學才能的諫官們去耕耘，其結果必然是促進了唐代散文尤其是政論文的發展。比如說奏議，包括翰林學士的制誥等文體，此時已經相當成熟，后來則發展成一種政論文章的門類，其代表作在唐代有陸贄的《陸宣公奏議》、白居易的《白樸》等，再后來就是宋人趙汝愚所編的《宋名臣奏議》和明人楊士奇等所編的《歷代名臣奏議》等等。總的說來，唐代諫官們的實用文體寫作，在客觀上對古文運動是一個策應和支持；在全面推行文章的散體化方面，他們的貢獻是不可忽視的。中唐具有諫諍意識并形諸實際行動的士人還有很多，如韋溫、獨孤郁、獨孤朗、張仲方、孔敏行、柳公權、宋申錫、韋仁實、劉敦儒、李景讓、薛廷老、李絳、李德裕、陽城等。其中常被稱道的，李絳尤其長于論事，“皆誠貫理直，讜切動人”；又如“（李）德裕意在切諫，不欲斥言，托箴以盡意”，由此可以推見中唐諫官之詩文的一般特點。

    元稹與白居易唱和之作中，《酬白樂天余思不盡加為六韻之作》描述了白居易的制誥諫論等文章在朝中的影響，《白氏長慶集序》則描述了白居易與元稹的唱和詩即“元和詩”在民間的廣泛流傳的盛況。相形之下，他們的諷喻詩和新樂府在民間的影響就遜色得多。不過，當時人們對白居易《賀雨》《秦中吟》等具有諫諍意識的作品，也還是給予了極高的評價，比之為《風》《騷》，這實際上已經具有儒家經典的意味了。

    馬自力（作者單位：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