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代，齊國統治者在都城臨淄創設的稷下學宮，是我國歷史上最早的集教育、政治、學術功能于一體的“高等教育”大學堂，是戰國時代的思想文化中心；是諸子百家爭鳴，促進各派融合、發展，培育、創生新學派的文化沃土；是博士制度的先聲，學術大師的搖籃；它兼容并包、獨立自由的學術精神是中國也是世界的珍貴精神文化遺產。

前空往劫 雙璧呈輝

    稷下學宮是中國歷史上創辦最早、規模最大的國辦大學堂。它與差不多同時出現在雅典的希臘學園（又稱阿卡德米學院、柏拉圖學院）堪稱雙璧。它們是世界上最早的集高等教育與學術研究為一體的思想學術文化中心，分別在世界的東、西方以相似的方式展現出人類早期文明的智慧之光。還在20世紀之初，國學學者鄧實在《古學復興論》中說：“周秦諸子之出世，適當希臘學派興盛之時，繩繩星球，一東一西，后先相映，如銅山崩而洛鐘應，斯亦奇矣！”希臘學派中，最負盛名的“希臘三哲”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都與希臘學園緊密聯系在一起，而稷下學宮則是戰國百家爭鳴的中心所在，“周秦諸子的盛況是在這兒形成了一個最高峰”（郭沫若語）。

    從比較的角度看，稷下學宮與希臘學園各具特色，共同創造了世界文明史上的輝煌。前者是齊國統治者為廣攬人才而創辦的，具有濃厚的政治色彩；后者為柏拉圖傳播思想、科學而設，具有鮮明的科學理念。前者匯聚諸子，多派并存，思想交鋒，形成百家爭鳴的局面；后者傳承師說，探求真理，追求科學，培育獨立思考精神。前者為中國秦漢大一統帝國的形成作了理論上的充分準備，對后代政治、思想文化發展影響甚大；后者為西方大學教育奠基，對后代西方哲學、自然科學發展影響深遠。稷下學宮與希臘學園極大地影響了東、西方不同學術思想與文化傳統的形成，共同為構筑豐富多元的世界文明作出了貢獻。

    梁啟超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文中曾滿懷激情地描述戰國百家爭鳴的情狀說：“孔北老南，對壘互峙，九流十家，繼軌并作。如春雷一聲，萬綠齊茁于廣野，如火山炸裂，熱石競飛于天外。壯哉盛哉！非特中華學界之大觀，抑亦世界學史之偉跡也。”并認為這是“前空往劫，后絕來塵”的歷史絕唱。梁先生的話，也實際評價了作為百家爭鳴主陣地稷下學宮的學術地位與歷史貢獻。

    前人論稷下，多忽略它的教育地位。其實，將稷下學宮的設置放在中國教育史上看，也是空前的壯舉。此前，中國教育史上有“官學”之設，《孟子·滕文公上》載：“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至遲到商代，就有了“大學”的設置，“殷人設右學為大學，左學為小學”（《禮記·明堂位》）。但“殷人養國老于右學，養庶老于左學”（《禮記·王制》）。可見，三代所謂官辦大學，實是養老、習射、習禮以及道德、教育之所，與后來所說的大學在內涵、規模、層次等方面都有很大差異。春秋以降，禮崩樂壞，打破“學在官府”，知識下移，私學興起，官學不昌。戰國之世，七大國爭雄，雖然人才爭奪，空前高漲，但風云變幻，戰爭頻仍，并沒有哪一國像齊國這樣興學招攬人才的。誠如《文心雕龍·時序》所載：“春秋以后，角戰英雄，六經泥蟠，百家飆駭。方是時也，韓魏力政，燕趙任權；五蠹六虱，嚴于秦令；唯齊、楚兩國，頗有文學……故稷下扇其清風，蘭陵郁其茂俗。”戰國之楚，產生了屈原、宋玉等文學大家，蘭陵之地興起優良的文氣風俗，但并沒有興辦國學的記載。從現有的資料看，在春秋戰國五百年間，還沒有哪一個諸侯國曾經如此大力興辦官學，稷下之設，確是一個前空往劫的奇跡。

    戰國時代，人才爭奪激烈，禮賢下士之風盛行，“養士”是各國統治者和權貴之門較為普遍的現象。當時最著名的：楚有春申君、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因而，有人認為：稷下學宮實為國家養士機構，與當時著名的“四君子門館”相類似。但細加分析，稷下之學與養士之家有顯著不同。“四君子”門下盡管也有門客數千人，卻沒有形成諸子百家學派爭鳴的學術中心。究其原因：一是人數眾多，但層次低下。他們往往“不分貴賤，客無所擇”，人們多以食客、賓客、門客稱之，寄食者眾，有才者少。二是服務私門，學者稀少。私門養士，主要在務實和功利層面，而不在學術涵養和思想的爭鳴，難以形成真正的學術中心。三是因人而養，聚散無常。人在則聚，人去則散，進出無定，流動性大，也難以形成穩定的學術文化中心。戰國末期，秦國呂不韋養食客三千人，編成著名的《呂氏春秋》是一個特例。但他也并未讓其門館成為百家學術爭鳴中心，而是“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史記·呂不韋傳》）。實為集多人散篇之作而成，內容較雜，號為雜家之著。因而，稷下之設，雖然承繼著禮賢下士的傳統，但其構筑的是超越時代風氣的大學堂。

    從中國教育發展史看，與早于稷下一百余年孔子興辦私學的偉大創舉相比，稷下之設的空前意義在于：它變一人之教為大師云集的眾人之教；變一家之學的傳承為百家思想的爭鳴，并在儒家私學教育衰微、散落之時，由齊國統治者的創新，實現了私學教育的轉型發展：稷下學宮實際成為私學聯盟性質的高等教育實體。一是諸子百家與私學結合在了一起，每個學派往往是一個龐大的私學教育集團。各家學派匯聚稷下學宮，客觀上使稷下成為若干私學教育集團的聯合體。二是稷下各派學者，大多帶弟子來稷下。從各派之間看，學術爭鳴，相互交流是活動主體，就某一學派師生活動看，講學授徒、傳播思想與知識則是活動的主要內容。稷下學宮以其特有的方式創造了中國教育史上空前的輝煌。

立于亂世 存世最長

    如前所述，戰國之世，大國兼并戰爭激烈，合縱連橫，分合無常，政治風云，瞬息萬變。各國君主，無力興辦教育，而私學的發展也常因一人而興，人亡而息。孟子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為人生之樂，游學列國，曾“后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聲勢顯赫，影響甚大。但“孟子歿后，大道遂絀”（趙岐《孟子題辭》）。戰國時代的教育大致如此。唯獨稷下學宮，創始于公元前374年，歷五代國君，至秦統一，終齊而亡，存續達一百五十余年，這在春秋戰國的動亂時代不能不說是個奇跡。

    徐干《中論》云：“昔齊桓公（午）立稷下之宮，設大夫之號，招致賢人而尊崇之，自孟軻之徒皆游于齊。”可知稷下創始于田齊首代封公齊桓公（午）之時，并制定了基本政策、方針，為其發展奠定了良好基礎。齊威王、宣王及湣王前期的七十年間，是田齊盛世，也是稷下學宮的興盛期：學派云集，名人薈萃，人數多至“數百千人”。宣王時，一次將稷下學者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即給予高官厚祿，而不必理政務，專司教學研討。閔王繼位前期，“奮二世余烈”，稷下仍很興旺。但閔王是一個狂妄驕暴的國君，對外擴張，連年用兵，“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諸儒諫不從，各分散”（《鹽鐵論·論儒》），這是稷下中衰的開始。此后，燕將樂毅率五國大軍攻入齊都臨淄，下七十余城，閔王也逃往至莒，為楚將所殺，稷下遭到嚴重損毀乃至停辦。五年后，齊襄王破燕軍復國，還都臨淄。興國之要，首先重振稷下學宮。《史記·孟荀列傳》稱為：“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制度重修，學者復聚，大儒荀卿，長期主持，稷下呈復興之勢。此后，雖國勢日衰，但學宮依然存續，與齊終亡。在長達一百五十多年的歷史進程中，稷下始終作為中國思想文化的中心影響遍及列國，在中國乃至東方文化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總體說來，在春秋戰國那樣一個諸侯割據，長期分裂動蕩的時代，稷下設于一國之中而歷一百數十年之久，應是中國文化史上的奇跡之一。

三位一體 功能多樣

    首先，稷下是“學宮”，是一個大師云集的高等學府。從一所大學所必備的要素來看，稷下至少有三點頗為突出：一是有固定、宏大的校舍和優越充裕的設施條件。所謂“筑巨室，臨康衢……高門橫閌，夏屋長檐，樽罍明潔，幾杖清嚴”（司馬光《稷下賦》）。二是有眾多的師生在此展開教學活動。文獻記載孟子“從者數百人”，田駢有“徒百人”，淳于髡去世時竟有“弟子三千人”為其服喪，稷下人數最多時相傳有“談說之士七千余人”（《太平寰宇記》），可見師生人數之眾。三是有一定的規章制度和管理措施。據考定，《管子·弟子職》即是稷下學宮的學生守則。從內容上看，飲食起居、衣著服飾、課堂紀律、課后溫習、尊敬師長、品德修養等都有具體的規定，說明稷下的管理制度是周密、嚴格的。

    其次，稷下具有研究院的性質。在中國文化史上，稷下是以百家爭鳴的思想學術文化中心彪炳史冊的。因而，郭沫若先生早就指出：“它（稷下）似乎是一種研究院性質，和一般的庠序學校不同。發展到能夠以學術思想為自由研究的對象。”稷下的主要活動方式：期會、講說、議論、研討、詰難、爭辯，有利于學術的探究和深化。稷下先生大多為諸子百家學派的學者，他們知識豐富，見聞廣博，有鮮明主張，有理論建樹；談說言事，著書立說，往往旁征博引，曲盡事理，具有很強的理論性和學術性。

    同時，稷下為后世遺留下大量的學術著作，也是其研究院性質又一最重要的詮釋。除《孟子》《荀子》為兩位著名稷下先生的著述之外，《漢書·藝文志》著錄了漢人所見稷下先生的個人專著即有：《孫卿子》《蜎（環）子》《田子》《捷子》《鄒子》《鄒子始終》《慎子》《尹文子》《宋子》等共十余種，二百五十余篇之多。20世紀以來，《管子》研究學者經長期研究、考證，大多認為：《管子》一書錄著了大量的稷下學者的論文，甚至有人提出：《管子》是稷下學者的論文集。

    再次，政治參議院。稷下是田齊統治者為實現自己的政治目標，廣攬人才而興辦的，因而具有濃厚的政治色彩是不言而喻的。還在稷下創始之時，齊桓公（午）即“設大夫之號”，而“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鄒衍、淳于髡……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說明到威王、宣王時，則進一步將這一基本政策落到實處，這就將稷下先生與齊國政治緊密結合在一起。而“稷下先生喜議論政事”（《新序·雜事》），他們“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史記·孟荀列傳》），正說明稷下先生們也是一些熱衷政治，憑借其專業知識、學術聲望出沒于政治風浪之間善于弄潮的人物，兩相結合，就使稷下成為中外政治制度史上也許是最早的頗具特色的政治議事機構。從文獻中我們發現稷下先生主要承擔三種政治身份：第一，謀士：宣傳主張，議政建言。與后代的謀臣不同的是，稷下先生常常將自己或本學派政治主張的推行與議政建言相結合，因而其議政往往具有宏觀性、指向性、理論性和政策性。孟子向齊宣王建議實行“仁政”，既是治國方略，又是統一天下之術，有明確主張，有系統論述，有清晰藍圖，有具體措施，充分體現了稷下先生的議政特色。第二，諫臣：匡正時弊，直言進諫。稷下先生往往在重大問題、在關鍵時刻提出忠直意見。據《說苑·尊賢》載：淳于髡以古代先王與宣王相比，批評齊宣王好馬、好味、好色，而“獨不好士”，迫使宣王“嘿然無以應”，從而達到勸其尊賢治國的目的。《鹽鐵論·論儒》所載齊閔王“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諸儒諫不從，各分散”，則反映出稷下先生特有的進諫風格：既直言忠諫，又堅持主張不妥協，充分顯示其斗爭性、獨立性。第三，外交家：排難解紛，出使外國。在戰國風云變幻的“國際”舞臺上，稷下先生是一支活躍的力量，他們往往在重要關頭，奉齊王之命，出使別國，排憂解難，完成外交使命。如：鄒衍曾出使趙國；淳于髡也曾“為齊使于荊”，并在“楚大發兵加齊”之時，受齊王之請“之趙請救”。又據《藝文類聚》引《魯連子》載：“齊田單破燕軍，復齊城，唯聊城不下。燕將守數月，魯仲連乃為書，著之于矢，以射城中，遣燕，燕將得書，泣三日，乃自殺。”由上可見，稷下學者在齊國政治中發揮了巨大作用。需要說明的是，稷下的多重功能是有機和諧地統于一體的，它的政治功能是以各派教育活動和學術活動為主體實現的；而其學術活動，既有明確的政治目的，又與教育實踐緊密結合，使稷下成為兼具研究院、政治參議院功能的大學堂。

學術自由 堪稱典范

    稷下學宮之所以能成為戰國諸子百家爭鳴的主陣地，主要在于它實現了真正的學術平等與自由。

    稷下學宮是帶有濃厚政治色彩的國辦大學，“喜議政事”是其基本功能，“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事主”是稷下先生的強烈愿望。因而，他們可以對齊統治者獨立自由地發表政治見解甚至提出批判反對意見，而齊統治者則對各種意見，一概采取從善如流，平等相待的態度，這就是一種更為珍貴堪稱典范的平等精神。因而，稷下的學術自由大致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是：尊重學士，平等禮遇。為了吸引大量學者來稷下講學、爭鳴、議政，齊國統治者采取特殊的政策為學者創造了良好的政治環境和優越的生活條件。來者，熱情接待，精心安置；走者，以禮相送，重金饋贈；離后再來，仍然歡迎。政治上，齊國君主不以政治干涉學術，不以好惡而行褒貶，“禮賢下士”是戰國時代的風尚，但齊國統治者達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不僅為當時各國所少見，在數千年中國文化史上，也堪稱典范。正在稷下學宮鼎盛之時，齊國發生了一次著名的稷下先生和齊宣王關于“貴士”的辯論。《戰國策》記載：“齊宣王見顏斶，曰：‘斶前！’斶亦曰：‘王前！’宣王不悅。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亦曰王前，可乎？’斶對曰：‘夫斶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與使斶為慕勢，不如使王為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宣王默然不悅。”接下去，宣王的左右和顏斶就士貴還是王貴展開了激烈辯論。出人意料，顏斶的“士貴”說竟占了上風，更叫人驚奇的則是辯論之后宣王的表態：“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及今聞君子之言，乃今聞細人之行，愿請受為弟子。且顏先生與寡人游，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可謂歷史上尊重學者的典范。

    其次，各派平等，多家并存。這與齊統治者以寬厚的態度采取百家爭鳴、兼容并包的方針是分不開的。從文獻記載看，儒、法、道、陰陽及農家、名家、兵家，舉凡當時重要的學術流派都曾在稷下先后存在發展。由于思想解放，地位平等，學術活躍，各派學者盡管有不同甚至相反的主張，卻都能在稷下立足、講學、爭鳴，吐納吸收，提升發展。多家思想并爭，各派觀點齊鳴，在爭鳴中融合，在融合中發展，最終實現各派的共榮、創新、發展。

    再次，開放辦學、來去自由。稷下尊重學者的獨立自主精神，在管理上采取機構開放、來去自由的政策，游學是其主要形式。一是學生可以自由來稷下尋師求學，荀子初來稷下即是一例；二是先生可以自由在稷下招生講學，這給予了師、生兩個方面的充分自由。游學方式，可以是個人游學，也可以如孟子一樣，數百從者一起來，稱為集體游學或集團游學。這些游學方式的施行，讓各國學者紛至沓來，使他們增加了交流，開闊了視野，擴大了見聞，打破了私學界限，學無常師，思想活躍，兼容并包，促進了人才的培養和成長。

    今天，全球化、科技革命和信息革命將世界變成了地球村，世界各種文明的碰撞交流是如此的接近，世界仿佛回到了中國的戰國時代。各種文明如何相容相處成為世界性的難題。我們認為：未來世界文明的構建還應回首二千三百年前，到稷下學宮中去尋找智慧。其中兩點尤其值得吸取：一是各家并存，兼容并包。世界各種文明歷經千年發展，各有建樹，獨樹一幟，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就是要不分優劣，不分主次，平等相待，共同發展。不以異己排斥、打擊，不以好惡取舍。二是世界需要更多的稷下學宮。在尊重各種文明的思想基礎上，加強交流，相互吸收，讓各種文明由相容到相融，在自我創新發展、變革中，尋求新突破。共同構建世界新文化，這既是稷下提供的人類文化發展的歷史經驗，也是放眼未來，人類文明發展不可不取之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