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書尺牘冊 梁書同（1723—1815） 扉頁：山舟尺牘（中國嘉德供圖）

 
　　“尺牘”者，書信是也，最早為一種文體的名稱。古人寫信，一開始寫在木板上，“牘”，即是我國古代書寫用的木簡。用一尺長的木簡作書信，故稱“尺牘”。為了與“簡牘”區別開來，古人把作為書信的“尺牘”用另一塊木板覆蓋，稱為“檢”，在“檢”上簽字稱為“署”，“署名”就是由此而來。有的“檢”上還有一塊凹陷的裝飾稱為“函”，這就是今天“信函”“函件”的由來。隨著時代的發展，“尺牘”的名稱也進而精細化。如書寫在木板上的稱為“札”，或曰“牘”，書寫在竹片上的稱為“簡”，而書寫在布帛上的稱為“帖”，因此，書信又叫“尺牘”“書札”“手札”“手簡”等。我國魏晉時代的名帖，幾乎都是“尺牘”。

　　私人之間的書信往來為書法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空間和舞臺。代表我國書法最高成就的作品就是“尺牘”。如“書圣”東晉王羲之的《快雪時晴帖》《寒切帖》，西晉文學家、書法家陸機的《平復帖》等。故此，“尺牘”是研究中國古人生活方式、行為習慣、審美情趣、道德修養乃至書法藝術的一個重要媒介。

　　我國書法的形制最初由工具材料所決定，縱式書寫方式起源于殷商時期的甲骨文，而后經摩崖、壁畫、碑碣的一再認同，最終發展為“立軸”“屏條”“對聯”等自上而下的書寫形制。古人還發明了橫向書寫格式，由最初的“匾額”，發展為“橫批”和“手卷”。書法成為揮灑人們精神意趣的最佳表現手段。中國的書法可以說是由最具實用功能而又帶有私密封閉性質的“尺牘”開始，逐漸走向多樣化的表現形式和開放的空間形態，由“尺牘”演變為“書（詩）稿”“奏章”“誄文”“匾額”“楹聯”“扇面”“屏條”“斗方”等多種可能的表現形式，也就在情理之中。

　　我國書法發展又始終與形制的發展緊密聯系在一起。比如魏晉時代的“尺牘”是書寫在絹素上的，是書法形制中的“小品”，寥寥數筆，十分自然隨意。各個歷史時期的“尺牘”都有不同的審美特點：跌宕起伏的魏晉時代秀美遒勁，大國盛世的唐代博大雄渾，文化繁榮的兩宋（北宋和南宋）時期跌宕縱橫，橫跨歐亞大陸的元代灑脫儒雅，創造出七下西洋壯舉的明代豪放恣肆，開創“康乾盛世”的清代變化多姿，為我們繪就了璀璨的中國書法長卷。在傳世的尺牘書跡中，材質主要是布、絹、帛、紙，內容則多是涉及私人事件的家書。

　　書信，其實用價值就是表達情感，或噓寒問暖，或講學論道，或達朋友之誼，或述夫妻衷腸、戀人別意，各種喜、怒、哀、樂都在這里有淋漓盡致的表陳，所以“詩圣”杜甫說：“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如今，這些實用的“尺牘”歷經歲月考驗，愈發彰顯出它們歷久彌新的教育意義，而成為我們最醇最美的學習對象。

　　開創“漢武盛世”的西漢武帝劉徹時期，以《子虛賦》《上林賦》而深得漢武帝賞識的才子司馬相如入朝做官，漸而對遠在家鄉的結發妻子——一代才女卓文君的感情逐漸冷淡，寫了一封短信給妻子，內容僅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幾個數字。知書達理的卓文君見信后，心領神會，傷心不已，遂據這些數字寫了一封暢抒相思別離之情的回信給丈夫：“一別之后，兩地相思，只道是三四月，又誰知五六年，七弦琴無心彈，八行書無可傳，九連環從中折斷，十里長亭望眼欲穿。百相思，千系念，萬般無奈把郎怨……”司馬相如見信后慚愧內疚，斷了雜念，從此與愛妻卓文君恩愛如初，白頭偕老，兩人的愛情故事成為“愿得一人心，白頭不相離”的經典佳話。唐代大詩人白居易為官清廉，新婚不久，即寫《贈內》家書與妻共勉：“蔬菜足充饑，何必膏粱珍。繒絮足御寒，何必錦繡文。君家有貽訓，清白遺子孫。”南宋文學家周紫芝在《竹坡詩話》中記了載一個廉吏的典故。博州某官員，夜晚熄滅官燭，點起私燭看家書，可謂清廉官吏之典型。明代官至兵部主事的張弼為官清廉，嚴于律己，嚴格管束家人，深得民心，他寫的《寄內》家書頗有教育意義：“四兒六歲五兒三，莫把肥甘習口饞。清白傳家無我愧，詩書事業要人擔。三餐淡飯何須酒，一箸黃韭略有鹽。聞說有人曾餓死，算來原不為官廉。”在詩中諄諄告誡妻子，生活要艱苦樸素，過日子要勤勞節儉。對子女不能溺愛嬌慣，要授之以詩書事業，傳之以清白家風，將來才能堪當大用。明代才女、文學家鄭淑云在寫給兒子的家信中諄諄叮囑：“閱兒信，謂一身備有三窮：用世頗殷，乃窮于遇；待人頗恕，乃窮于交；反身頗嚴，乃窮于行。昔司馬子長云：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于后世云。是窮亦未嘗無益于人，吾兒當以是自勵也！”讀來受益匪淺，真慈母良言。

　　清代被百姓譽為“馬青天”，先后主政山西、貴州、廣西、廣東的一代廉吏馬丕瑤為清末一品頂戴，為官30多年，忠心愛民、政績卓著。馬丕瑤死后，光緒皇帝親筆題寫“鞠躬盡瘁”“百官楷模”匾額相賜，并親自撰寫祭文予以褒獎和表彰。馬氏家訓要求全家人都要誠信莊重，各盡其責，各盡其道，和睦相處。馬丕瑤對子女家教甚嚴，他在《示二兒吉樟》家信中寫道：“立志追希文，學垂三不朽。多讀有用書，少交無益友。文章貴經畬，虛車最為丑。古人惜分陰，皇皇惟恐后。一敬勝百邪，一誠包萬有。汝父望汝成，如泰山北斗。”讀來讓人欽佩馬丕瑤確實教子有方。馬氏一門開明通達、樂于濟人的家風使其子女多有成就。馬丕瑤膝下有四男三女，長子馬吉森在家鄉彰德（今河南安陽）興修水利，發展農業，創辦廠礦企業，開河南地方民族工業之先河。次子馬吉樟恤民善施，非常重視教育事業，與他人共同籌集巨資在北京創辦了新式學堂——豫學堂，選送40名學子赴美留學，馬吉樟還是著名的書法家。馬丕瑤三女馬青霞是我國著名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她工詩善畫，才華橫溢，為人寬厚，樂善好施，巨資捐助公益和慈善事業。她重視教育事業，創辦了多所學校。她追隨孫中山先生投身革命，成為當時著名的革命志士。1922年愛國將領馮玉祥主政河南，馬青霞毅然將數百萬家產捐獻國家。“南秋瑾，北青霞”在民國初年的大江南北廣為流傳。

　　梁啟超先生也極為重視子女教育，一生寫給子女400多封家書，這些家書前后持續15年，寫作時間有的是深夜兩三點鐘，有的是清晨起床后，只要稍有時間，他總要給孩子們叮囑幾句。在兒女面前，他是一位極風趣、極慈祥、寬厚而溫和的好父親。梁啟超在信中教導兒子梁思成“莫問收獲，但問耕耘”，要兒子梁思成“一方面不可驕盈自滿，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餒，盡自己能力做去，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則可以無入而不自得，而于社會亦總有多少貢獻”。他教導兒子梁思忠：“一個人若是在舒服的環境中會消磨志氣，那么在困苦懊喪的環境中也一定會消磨志氣……我自己常常感覺我要自己做青年的人格模范，最少也要不愧做你們姊妹弟兄的模范。我又很相信我的孩子們，個個都會受我這種遺傳和教訓，不會因為環境的困苦或舒服而墮落。”他教導女兒梁思莊：“多走些地方（獨立的），多認識些朋友，性格格外活潑些，甚好甚好，但擇友是最要緊的事，宜慎重留意，不可和輕浮的人多親近。”他在給孩子們的信中反復強調學習要“求理解”，不要“強記”，并且一再告誡要勞逸結合，“多游戲運動”。正因如此，才成就了梁思成在清華大學求學期間，各科成績優秀，業余愛好十分廣泛。梁思成是清華大學銅管樂隊的隊長，還在全校運動會上獲得過跳高第一名。在梁啟超先生的精心培育之下，其九個兒女，個個成才，在各自的領域內都成就非凡。

　　著名愛國翻譯家傅雷先生的《傅雷家書》反復重印，讀之讓眾多讀者如飲瓊漿。當傅雷先生身處困境之時，仍然堅持要求尚在英國的兒子、后來被譽為“鋼琴詩人”的著名鋼琴家傅聰使用母語中文通信，并對傅聰在通信中引述中國經典古籍《論語》中的一段經典名言感到非常欣慰。雖為翻譯家，但傅雷先生始終把本民族的語言文字視為立身之本，他真摯的愛國主義情思至今仍令人感奮不已。

　　“尺牘書疏，千里面目”。書信能“恢萬里而無閡”，打破空間的阻隔，使讀者如聞其聲，如見其人；書信也能“通億載而為津”，讓后人窺知作者的心靈，并為之感動、沉醉。這些書信名篇或妙趣橫生，或精警深邃，或率直發露，或簡潔明快，或文采斐然，或樸實感人，或長或短，或莊或諧，風格各異，任情揮灑。當我們以幾近憐香惜玉的心態，去面對一封封擺在面前的“尺牘”時，一種久違的溫馨便彌漫在我們周圍。一種情緒，一種精神，一種氛圍，是今人與古人超越時空的對話，是現實與歷史的溝通。一封封書信就是一顆顆袒露的心靈，感人肺腑，沁人心脾，正像詩人郭小川所謳歌的那樣：“舒心的酒，千杯不醉；知心的話，萬言不贅。”

　　（趙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