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時節，博物館成為人們與親朋好友參觀瀏覽的旅游目的地，也成為假期里學生接受人文教育的首選地。然而，盡管教育功能被“置頂”，但國內大多數博物館從講解到展陳都仍顯簡單，觀眾只能當匆匆“看客”。

 

　　教育功能不給力，是國內博物館與世界一流博物館的主要差距。

 

　　早在二十世紀后半葉，博物館在各國教育體系中就已占據重要地位，被作為非正規教育的典型代表給予充分重視。譬如，美國博物館協會把“教育”和“為公眾服務”作為博物館工作的中心，而將“收藏”視為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

 

　　我國現代意義上的博物館，從建立伊始即承載著啟人心智、弘揚精神、推動創新的使命，依托博物館教育民眾成為當時的一項共識。譬如，康有為認為，博物館可以“啟發國人之聰明，感動國人之心志”；1896年，梁啟超在《論學會》中說，欲振中國，須興學會，“開博物院”。當時的許多精英人士也先后參與籌建博物館等公共教育設施，如蔡元培主政教育部期間，設立主管博物館、古物搜求等工作的社會教育司，魯迅曾任社會教育司第一科科長，專司博物館等事務。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我國博物館的社會角色也在不斷發生變化。從對“物”的守護，到對“人”的關注，再發展到今天之致力于社會的可持續發展，融入和參與社會的變革和進步。尤其是近年來，隨著認識的不斷深入，博物館的公眾教育職能越來越受到廣泛的關注，進而得到了國家層面的認可與支持。去年3月2日，國務院頒布《博物館條例》，把“教育”列為博物館各項功能之首，并明確指出要“利用博物館資源開展教育教學、社會實踐活動”。教育功能“置頂”，使博物館既迎來了機遇，也面臨著挑戰。

 

　　主動順應趨勢，調整完善教育職能，推動和促進博物館公眾教育發展，成為當代博物館的首要任務。然而，在舊有觀念和習慣影響下，博物館目前的公眾教育還存在一些不盡如人意之處。

 

　　一是博物館以“藏品”為核心的傳統運營理念和以“高高在上的教育者”自居的態度，致使“亮寶式”的文物展覽、簡單生澀的展品說明等屢見不鮮，看不懂、聽不懂、缺少交流溝通成為阻礙公眾參觀實體博物館的主要因素之一。

 

　　二是在以“收藏、研究”作為首要職能的思維定式影響下，博物館的管理者往往會將有限的資源投入到藏品的管理、保護和研究等方面，而將公眾教育作為裝點的花絮，或視作館內單一部門所承擔的“準業務”性質的日常工作。因得不到更多的重視和關注，博物館的公眾教育“雷聲大、雨點小”，教育與收藏、研究脫節，高層次的教育研究者、組織者匱乏，不能及時有效地實現研究成果的創造性轉化。

 

　　三是囿于“應試教育”的掣肘，博物館與家庭、學校間未能真正了解彼此的特點和需求，由此產生了供給與需求間的錯位。目前，許多博物館開展一些面向學校的公眾教育活動實效不佳，甚至流于形式，有些教育活動因未能與課程同步而被校方無奈婉拒，無法實現可持續的常態化發展。

 

　　在博物館實踐中，傳統線性教育模式的“教導解說型”、行為主義理論指導下的“刺激反應型”，正在逐漸發展為鼓勵觀眾參與體驗的“發現學習型”。從這個意義上說，博物館的公眾教育只有不斷創新，才能有效地將文化資源轉化為教育資源；只有實現了從以藏品為中心向以受眾為中心的根本轉變，博物館才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大課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