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距今三千多年，是目前已知中國最早有系統的文字，與當時世界上先后出現的古埃及紙草文字、古巴比倫楔形文字和古印度印章文字，并稱世界四大最早文字，推動了人類文明發展的進程。但只有甲骨文一枝獨秀，傳承發展為今天的漢字，而其他古代文字早已退出歷史舞臺，成為“死文字”。三千多年來，漢字結構沒有變，這種傳承是甲骨文蘊含的真正中華基因。

　　商史刻在甲骨上。愛國學者王懿榮1899年發現了甲骨文，為文獻史料較少的商代社會歷史研究提供了真實可靠的資料，從而使被“疑古派”否定了的商王朝，重新建立在有文字可考的堅實基礎之上，并成為舉世公認的“中國歷史之開幕時期”。

　　1936年第13次殷墟發掘發現的YH127坑17000多片甲骨的窖藏，以其出土甲骨的空前數量和文化內涵的豐厚，被國內外學者稱之為世界上最早的“檔案庫”和商王朝的“國家圖書館”。但YH127坑甲骨窖藏的甲骨貯存數量與國家圖書館相比，就略遜一籌。國圖收藏的甲骨數量是35651片，居于世界之冠，堪稱商代歷史檔案第一庫。

　　國圖的甲骨收藏，有不少是在學界起到一錘定音、震動學壇的名版。諸如郭沫若的《殷契粹編》（簡稱《粹編》），即從善齋28000多片甲骨拓本《書契叢編》中選出1595片編輯而成，雖“略當十之一，然其精華大率已萃于是矣”。善齋《書契叢編》的原骨，現在就入藏于國圖。郭沫若在《粹編》序中說，王國維第一個考證出甲骨文先公名夔者當為帝嚳，但其甲骨文拓本“至今尚未問世”，因而頗有人起疑“夔非帝嚳”。現《粹編》第一、二、三片皆有“夔”，因而善齋藏骨“可為王氏之證，而間執懷疑者之口”。此外，王國維1917年據《戩壽堂所藏殷墟文字》與《殷墟書契后編》所收甲骨的拼合，證明了《史記·殷本紀》所記商王世系可信，也據此片的綴合，糾正了《殷本紀》所列殷代王世的個別錯誤，從而把甲骨學研究推向了“草創時期”（1899年—1928年）商史研究的最高峰。但此“例僅一焉，篤古者將疑其為不足據”。郭沫若在《粹編》中，將善齋所藏之二甲骨斷片與燕京大學藏片綴合，此片“所見先公名號，其次亦為上甲、報乙、報丙、報丁、示壬、示癸”，“亦為王說得一佳證”，再一次證明了“《史記》之誤，為絕對無疑”。不僅如此，郭沫若還從《粹編》綴合善齋兩片甲骨“得上甲以來周祭順序，為研究殷代祀譜奠定了基礎”。總之，國圖所藏善齋甲骨，內容十分豐富，是“足以矜耀于契林”的重要材料。

　　不僅如此，國圖收藏的“四方風甲骨”，也是享譽學術界的珍品。“四方風甲骨”全片無鉆、鑿、灼，也沒有“貞”或“卜”的字樣。郭沫若1937年編纂《粹編》時，因疑其為偽刻，故未收入書中，從而一直被束之高閣。后經胡厚宣鑒定此片不偽，實為記東西南北四方之名和四方風名的記事刻辭。胡先生在上世紀四十年代寫有《甲骨文四方風名考證》，并于1954年將此片甲骨收入《京津》（1954年）一書中，編為520號。此后，胡先生又寫了《釋殷代求年于四方和四方風的祭祀》（1956年），對此片進行了再研究。從此，“四方風甲骨”從被人冷落多年的“假貨”中恢復了“真相”，并聲名大噪，成為鎮館名片。

　　雖然國圖收藏的不少甲骨以其內容的重要性震動了學術界，但大多為殘碎小片。盡管如此，亦有一些鶴立雞群的大片使學者見之瞠目。對海內外甲骨如數家珍的胡厚宣，稱館藏善齋21號，在15萬片甲骨中，“為牛胛骨中最大、最全、文字最多之一片”。國圖收藏之此片最大牛胛骨與臺灣收藏YH127坑出土之最大馬來海龜甲版交相輝映，為15萬片甲骨中的“巨無霸”。

　　雖然國圖珍藏的一些甲骨文名版，已在百余年的輾轉流傳過程中先后著錄于《殷虛書契前編》《卜辭通纂》《殷契拾掇》《甲骨文合集》等書中，并引起學術界震動，但畢竟數量有限，還有大量甲骨未經整理和公布，其上的文字有著豐富、深刻的社會文化訊息和中華文明基因，有待于我們去發掘和發現。我們希望國圖的全部甲骨能早日整理完畢并面世，印制纂輯出全部3萬多片甲骨“四位一體”（即拓本、摹本、照相、片形部位釋文互相參校）的“更臻完善”的甲骨著錄，供甲骨學者研究和闡發其中的中華文化精髓，從而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和弘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