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兩會”期間,謝伏瞻同志向前來河南代表團參加審議的俞正聲同志建議,要充分發揮河南根親文化優勢,將黃帝故里拜祖大典上升到國家層面。這一建議,對建設文化強國意義重大,為此,我們特邀請專家進行解讀。
“十三五”規劃綱要提出,推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協調發展,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實施文化強國戰略,最重要的是增強文化軟實力,主要包括核心價值理念的重構、文化價值符號的強化以及文化程儀的完善。近年來,中央相繼設立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日、烈士紀念日、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日,正是這種文化程儀完善的見證。這是一個體系的建設與完善,這個體系包含了對先烈的紀念和對重大歷史事件的紀念,也應包括對中華人文始祖的紀念。在今年的“兩會”期間,謝伏瞻同志向前來河南代表團參加審議的俞正聲同志建議,要充分發揮河南根親文化優勢,將黃帝故里拜祖大典上升到國家層面。謝伏瞻同志的建議,立足于扎實的學術基礎和河南的具體實踐,對建設文化強國具有重要意義。
中國特色現代紀念禮儀體系建設是文化強國建設的重要內容
中國特色現代紀念禮儀體系要強調民族性和現代性。中國歷史上對先祖先烈的紀念是有傳統的。《左傳》有“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的說法,反映了在先秦時期對先人紀念的主要形式是“祀”,即祭祀、祭拜,以一定的程式,莊嚴肅穆地紀念先人。從儒家角度而言,《禮記》較為基礎地記錄與規定了這種紀念的形式和目的。“祈”即求福,“報”即報答,“由辟”即避禍,并以郊、社、臘等祭祀形式,對不同的對象進行紀念。所謂的“祀”與“戎”,是一個政權實體的“立德”與“樹威”,這是一個政權合法存在的基礎。因此,在長達數千年間,中國封建政權長期設有“禮部”,并在正史中對祭祀等活動進行專門的記述。禮的建設是一個政權的文化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禮的形式尤其是對先人祭祀的形式在京師有“帝王廟”,在地方專門有中央指定的祭祀場所。所謂家祭有祠、國祭有廟,形成了特定的祭器與祭儀。我認為,包含對歷史的、人文的、民族的、近代以來的相關的紀念體系,應該稱之為“中國特色現代紀念禮儀體系”。這一體系的建設,不但要把國家先烈作為重要的紀念對象,也要把對民族中歷代有重大貢獻的先人先祖的紀念納入進來。在紀念的形式上,不但要體現傳統,也應結合當代全球化的進程,吸納更多的域外文化中的優秀成分,用更符合國際話語體系的形式,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紀念禮儀體系。因此,在這個體系的構建中,不但要強調民族性(中國特色),也要強調現代性(世界性)。
中國特色現代紀念禮儀體系的建設要達到“三個高度”。一是要達到實現中國夢的高度。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構想。中國夢是中國走向世界、自立于世界之林的鼎力柱,是追尋中國歷史高度再創新輝煌的大目標,是在民族與國家的良性重合中領先世界的新使命。在中國夢實現的過程中,在軟硬件的建設上,要齊頭并進,尤其要在精神文明建設上完善紀念禮儀的建設,構成反映大國風范的紀念禮儀。二是要達到“創建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和“提高文化軟實力”的高度。共有精神家園不但涉及全體國民,也包括臺灣同胞與海外華人。所有華裔族眾的精神符號的強化是國家振興和民族復興的基礎,是走向未來實現新的崛起的需要,以此形成具有中國特色影響世界走向的文化軟實力。中國特色現代紀念禮儀體系的建設是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和提高文化軟實力的具體體現。三是要達到“文化強國建設”的高度。文化強國是民族復興的體現,是中華民族引領世界的體現。文化強國建設涉及文化建設的方方面面,而構建與文化強國相吻合的禮儀體系更是當務之急。禮儀體系有更為寬泛的內容,紀念禮儀不但要反映民族的信仰,體現民族的走向,而且應具有世界影響力。當年的漢唐文明曾經引領世界,讓當代的文化強國中的紀念禮儀體系建設達到引領世界的高度,是我們的最終目標。
對中華人文始祖的紀念應上升到國家層面
中華人文始祖是中華民族共有的精神符號。中華人文始祖以“三皇五帝”為代表,“三皇五帝”雖有多種說法,但伏羲、女媧、炎帝為三皇,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為五帝的說法最為流行。近年來,在全國各相關地已形成了對“三皇五帝”的祭拜活動,如甘肅天水和河南淮陽對伏羲的祭拜,湖北隨州、陜西寶雞、湖南炎陵對炎帝的祭拜,河南新鄭、陜西黃陵對黃帝的祭拜等,這些活動大多為省級規格,肅穆莊嚴,反映了各級黨政部門的文化擔當意識,以及社會各界對傳統文化的回歸和對人文始祖的深情懷念,值得肯定。這說明中華人文始祖是中華民族共有的精神符號,具有一定的超越性,這種超越體現了兩岸的超越、海外華人的超越、黨派之間的超越,以及不同宗教信眾的超越,具有一統性與凝聚性。對人文始祖的紀念在歷史上已形成傳統,對紀念對象、祭拜地點都有相對明確的說法,因此,對中華人文始祖的紀念可以進行有意識的選擇,對紀念程式進行一定的規范和提升,將最具代表性的人文始祖的紀念上升為國家級。
中華人文始祖中最具代表性者為黃帝。黃帝作為中華人文始祖的代表,是當之無愧的。二十四(五)史作為官方文獻的代表,反映了國家的歷史,這套文獻以《史記》為首部,《史記》中的首篇為《五帝本紀》,五帝則是從黃帝開始的。黃帝作為中華人文始祖,其貢獻是綜合性、全方位的。黃帝的貢獻較之炎帝的單一貢獻更加全面,較之伏羲的初創更加成熟。黃帝作為上古時代的符號,不僅是一個相對廣闊的部族聯盟首領,其所體現的文化特點,如國家的一統性、政體的開創性、文化的創造性、思想的代表性,都與后來中國的發展以及中國特色的形成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系,尤其是后世所構架的民族血緣譜系均與黃帝有著密切的關聯。數千年來,黃帝與中華民族的人文與血脈傳承,是其他人文始祖所無法比擬的。因此,把對黃帝的紀念作為對中華人文始祖的國家紀念活動,應該是恰如其分的。
要將“中華人文始祖黃帝誕辰紀念大典”作為國家紀念禮儀活動。祭拜大典反映的是傳統形式與話語體系,而“紀念大典”與先烈的紀念、對遇難同胞的懷念都是相互吻合的現代話語體系。我認為,不要局限于“祭”與“拜”,而要從國家文化的大格局著眼,以建設中國特色現代紀念禮儀體系為主導,形成傳統與現代相結合的具有當代意義的紀念禮儀架構。在名稱、形式、內涵上,都要體現古與今的結合、傳統與現代的結合、中國與世界的結合,以及傳承與創新的結合。我們之所以強調誕辰,反映的是對未來的憧憬,對中華民族走向世界、實現中國夢的期盼,因此將“中華人文始祖黃帝誕辰紀念大典”作為國家紀念禮儀活動是理所當然的。既然是黃帝誕辰紀念大典,放在黃帝故里是首選。新鄭黃帝故里具有傳統文獻的主流性、史跡文物的豐富性、巨石巖畫的獨有性、考古發現的參照性、專家論證的權威性、拜祖大典的高端性等六大優勢。將“新鄭黃帝故里拜祖大典”提升為“中華人文始祖黃帝誕辰紀念大典”,由國家舉辦,勢在必行。□張新斌
(作者系省社科院歷史與考古研究所所長、首席研究員,省炎黃文化研究會常務副會長)